鲁迅《〈呐喊〉自序》：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dy}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等书。 

    3月12日《xxxx》上刊登了AndrewJacobs介绍韩寒的专文《写博客挑战体制的赛车手》。这篇介绍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美国读者有不少回帖。有一个回帖是这么说的：“陈腐的国家官僚统治下产生了最伟大的文学。但是韩寒揭穿了一个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表达的极权国家。……要是韩寒出生在美国，他说不定也是千千万万不满青年中的一个，没有工作，家庭破碎，教育低下。”另一个回帖是这么说的：“韩寒说‘他们的生活与我们xx不同。这些人和年轻人{wy}的共同点是他们也有20多岁的女朋友，只不过他们的女朋友都是地下的。’这听上去像不像是在说我们（美国）的银行家和权力寡头。有钱的和政府相互勾结，美国跟中国一样。”

  从韩寒联想到美国失落的一代年青人，或者联想到美国的权金勾结，美国人看来并不懂得韩寒的中国意义。这是因为中美社会和公共话语环境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首先，美国人不需要像韩寒那样转弯抹角才能说出真话、“点穿”真情。他们有要说的话，xx可以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来，韩寒运用的是一种对美国人非常陌生，也不需要的说话方式。其次，像韩寒那样拐着弯，费劲地说话，难以设想在美国会有像在中国这么众多的听众给予兴奋热烈的回应。韩寒要求于听众的是一种对美国人非常陌生，也未必欢迎的听话方式，韩寒的言论充其量像是一种脱口秀，并不适合深入的公共问题讨论。韩寒的听众并不愚蠢，因为他们能辨别真假，但是他们还远远需要在民主生活中变得更智慧，更理性，更深入思考。

韩寒的话语玩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它快捷，出其不意，但未必思虑周详。这种真实话语游戏只有在虚假话语主宰的社会中才有需要，也才有刺激，因为它是一种冒险的、被禁止的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性，甚至娱乐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真知灼见的新见解。但是，真实却并不是总是或只是有刺激和好玩的。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例如他说，作家协会把作家从野狗变成家狗，再变成走狗。未必真的能概括每一个作家，但确实适用于大多数的作家，所以，韩寒的“真”常常是夸张的，有刺激感的真。

 韩寒说话的“出题”和“应题”方式对美国人来说也是xx陌生的。例如，韩寒有一篇很有名的博文《城市，让人民死得早》，光在他的博客上，点击率超过了97万，评议近9千条。要是美国报刊上有一篇这样题目的文章，那必定会具体分析城市人死得早的种种原因。而光看韩寒的博文，写的则又分明不过是一则普通的车祸事故。

   如此明显“煽情”的博文，却能有如此巨大的反响，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就有这样的事。韩寒无论写什么，都有明星效应，这个不假。但是，像《城市，让人民死得早》这样的题目，拨动的却是许多中国城市居住者焦虑不安的心弦。在美国人那里是“煽情”的说法，在中国语境中却成为一种合理夸大。

   卡车撞死女孩，是韩寒眼见的一件事，他没有以此来作任何社会、政治评议，但是读者却会有这样的联想。这是因为，在城市无人性的快速发展面前，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微不足道，许许多多人早已在生活中有了这样的感受，韩寒不过是用真话、实话提醒了他们，并帮助他们找到了言辞表达而已。

   韩寒还常常运用非常“俗”的话语，如“裆中央有枪”(1700多年前的阮籍就曾把世之所謂君子比作褌中之虱)，还有许多直接、间接与性行为有关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然人的“自然俗”手法。这种回归“自然人”的把戏，早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写作中就已屡见不鲜，但在今天的中国却仍然是一种让人觉得相当及时的新鲜手笔。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俗”颠覆的是中世纪那种貌似正经崇高，实质腐败肮脏的教会戒律和行为。既然这类戒律和行为已经从美国生活中消失，“自然俗”的游戏也就成为多余。韩寒在今天的中国还能把“自然俗”的游戏玩得这么好，不但不多余，还这么有人气，全是因为还有“自然俗”可以颠覆的东西存在，这就应了一句现成的话：“国家不幸，玩家幸”。

   韩寒是一个应时而生的写作者，就像80年代走红的王朔一样。今天，韩寒是走红的作家，他的话语有很高的“可引述性”，甚至变得有点类似于流行的顺口溜和段子。这样的话语，就和时尚一样，它的生命力在于“流行”。可是，时尚是不可能永远流行的。“流行”的时尚话语很容易变质为一种“矫揉造作”(mannerism)，王朔就是前车之鉴。我们无法预料韩寒是否永远会给他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兴奋感，也许韩寒的价值根本就不在于永远有韩寒在说话，而在于以后永远需要有人像今天的韩寒这样去说话。

 韩寒说话，提供的不是一种“确实无疑”知识，而只是对于某个问题的感受，其xx来自他的经验和观察，而非他的学问。韩寒的写作和他的说话一样，他所作的xx是一种“业余”的写作。与正而八经的“文章”相比，他的话题要自由得多，什么问题或事情重要，为何值得议论，怎么议论、议论到什么程度，等等，都由他自己来决定。读者喜爱他的独立特行，也是因为这个。

   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

   有人因此把韩寒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明星，那是不对的。韩寒有明星效应，但他并不是娱乐、体育一类的明星。韩寒是一个思索者，他不像高尔夫球星伍兹那样有国际性，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不是因为他的赛车比赛，而是因为他有言论。他是一个在言论不畅的环境中，想方设法要有所言论的人。他言论的内容和方式都是中国式的，基本上只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出了国界，韩寒就会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韩寒自己就明白这个，他对《时代》记者说:“美国读者应该不会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而我也不会对美国文学感兴趣。” 韩寒似乎比许多教授都更清楚，中西文化的交流要等到价值观能先有了交流才有可能。现如今，中国人对现实最微妙的想法，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明白。

    有人说，全中国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比不过韩寒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句韩寒式的夸张断语。的确，现在大部分教授都很擅长于说大的，说空的，这样的空话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韩寒只谈身边的小事，他的读者不费力就能明白他的实话。这就是所谓的“谎话要说大的，实话要说小的”。如果不说真话、实话，不要说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再添上所有别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影响也未必比得过一个韩寒。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那么，这就不是韩寒一个人的光荣，而是所有其他人的耻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