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母，关于兵团{dy}云母厂，确实已经成为一段蒙尘的往事，在这个科技发达物资充盈的年代，那片小小的云母，那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中国大部分收音机乃至国防器材里都要用到的云母，已随着老式的话匣子”一起，封存在长者们的记忆中。然而，云母和曾经辉煌一时的兵团{dy}云母厂，却真切地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变迁———时代、科技和人们的生活，犹如浪潮在历史的洪流中滚滚向前。

关于87岁的袁国璋，关于他和兵团{dy}云母厂，当然也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我们正是追寻着这位“老厂长”的记忆，才走近了云母和那段遥远的记忆……

“野牛穿缰，成为耕牛；野马备鞍，成为骏骑……控制野蛮就是文明……”9月11日上午11时，87岁的袁国璋翻开放在案头的周涛新作《我醉欲眠》，看到精彩的段落，他不知不觉读出声来。从1969年离开兵团非金属矿公司{dy}云母厂之后，袁国璋就养成了闲暇看书的习惯。“我的后半生基本没做什么事，如果再不读点书，那这一辈子就‘放荒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学到的知识太少”这句话被他重复了七次。

四年

珍藏一生的记忆

袁国璋说，他一直都记得自己{dy}次拿起云母刀，和职工们一起剥云母片的情景。当他费尽力气才剥出一个很厚的云母片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笨拙。

1922年冬，袁国璋出生在河南、河北交界处的南乐县袁家庄，9岁开始上学，1937年，他刚上初中，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还不到16岁的他只好无奈放弃了学业，并于1940年参军入伍。从参军直至1965年来到新疆的这段时间，袁国璋因为“知识太少”而错失了很多机会。

1965年7月，他进入兵团非金属矿公司担任政治部主任，公司下属的一个工厂———兵团{dy}云母厂（后来的兵团云洋电器工业公司云母一厂）是公司的主要生产单位。袁国璋说，虽然只在那里待了四年，这四年却是他一生最值得珍藏的记忆。时值今天，那些云母厂的老职工们还是喜欢叫他“袁厂长”。

据袁国璋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发现了大型的云母矿，1965年，兵团在乌鲁木齐和阿勒泰的北屯分别建立了云母厂，两个厂子加一个矿区，吸纳了4000余名职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新疆的云母，已经成为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产品。

在当时，云母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xx和民用的无线通讯设备，包括电台、发报台等设备中，都不能没有云母，由于新疆的云母矿品质在全国都是{zh0}的，而兵团的云母厂生产的云母成品质量又非常高，所以国内对兵团云母厂生产的云母产品需求量非常大。虽然有数千名职工努力工作，有时仍然供不应求。

袁国璋说，他一直都记得自己{dy}次拿起云母刀，和职工们一起剥云母片的情景。当他费尽力气才剥出一个很厚的云母片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笨拙。“那些云母拿来的时候是切好的石块，要剥成薄片，再放进模具里压制成型，才能安装进通讯器材里。不会剥的人，不是把云母块剥成废料，就是被锋利的云母刀割伤了手。一个熟练的工人，{yt}可以剥出数百张云母片，够做几十台收音机的电子元件。”袁国璋说。

由于他对于矿石的了解很少，又学不会云母的生产流程，所以直至他离开云母厂，对于云母成品的生产流程也不很熟悉。这再一次让他感觉“学的知识太少”，也成为他40年坚持读书的动力。

不过袁国璋说，他记住了那些工人幸福的脸。“我看见那些工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细心地把一张张云母片从石块上剥出来，那些云母石的粉尘与他们脸上的汗水混合在一起，紧紧地粘在他们脸上，洗起来很困难，但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中国刚刚起步的通讯业作着巨大的贡献。”袁国璋说。

云母

带来一生的骄傲

“‘话匣子’里面的‘工’字形云母电器组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新疆的云母，没有那些‘工’字云母，那些台式收音机都只能是个摆设。”

从兵团非金属矿公司离开后，1970年，袁国璋被任命为兵团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但是在“xx”中又被打成“走资派”，直至1986年63岁的他离休前，才得以平反。“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当时我的内心很复杂，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摘掉‘走资派’的帽子。”袁国璋说，那年的十一，进行了“xx”之后的{dy}次大阅兵，他守在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前看天安门广场阅兵的转播，看见不少新式的武器被车拖着整齐地从长安街上驶过。“当一队拖着火箭炮的车开过之时，我的内心突然充满了自豪感———那些火箭炮的炮弹组件里，就装着兵团{dy}云母厂生产的云母成品，而我管理了那个厂子四年，我并不是个无用的人。”说到这儿，袁国璋的脸上失去了平静，开始露出兴奋之色。

上世纪70年代初直至80年代中期，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台内地产的xx“话匣子”，也就是那种笨重的台式收音机，那就证明这个家庭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姑娘们的择偶标准里都有一条“有没有上海产的话匣子”，但很少有人会拆开这些“话匣子”看。“其实这些‘话匣子’里面的‘工’字形云母电器组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新疆的云母，都是靠云母厂的工人用手工操作来完成的，没有那些‘工’字云母，那些台式收音机都只能是个摆设。”袁国璋说，这是足以令每个云母生产者骄傲一生的事。

没落

渐渐消逝的记忆

到上世纪末，云母厂终于变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生产企业，关于云母的那些历史，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如今的乌鲁木齐人，能够知道“云母一厂”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9月15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位于红山市场边的兵团{dy}云母厂所在地。这里已经看不见厂房。在旧的厂区附近，只能找到一个“云母厂家属院”。一提起袁国璋，还有不少老职工记得这位“袁厂长”。

据了解，袁国璋在云母厂的上级单位工作时，是兵团{dy}云母厂起步的时期，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该厂最辉煌的时期，很多国内的通讯器材生产厂家都会来新疆云母厂订货。后来兵团{dy}云母厂更名为“兵团云洋电器工业公司云母一厂”，职工人数一度达到2400余人。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半导体”，收音机的体积也因此变得很小，由于那些“半导体”里基本是不需要云母的，而在其他的通讯设备上，这些体积更轻巧的半导体的出现，也使得云母基本被淘汰。慢慢地，随着通讯器材的更新换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云母的需求量急剧下跌，曾经名噪一时的兵团{dy}云母厂，也就随之没落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云母厂开始生产一种特种纸张———云母纸，让云母厂恢复了一些生机。但是，市场上对云母纸需求量并不高，远达不到从前通讯器材对云母成品的需求量。到上世纪末，云母厂终于变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生产企业，虽然厂里还做一些加工订单，但都与云母无关了。关于云母的那些历史，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如今的乌鲁木齐人，能够知道“云母一厂”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对于这一点，袁国璋心里很是遗憾，“我学到的知识太少，没有办法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我只能把我的回忆讲给更多的人听。或者有{yt}，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我想把这些变成文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老模具工叹忆云母厂

云母厂老职工徐功钊1967年就进入当时的“兵团{dy}云母厂”工作，直至2002年退休。最初进云母厂时，他是一名模具工，加工生产云母成品的模具，他回忆起了那段已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

“最初，云母厂就是一个巨大的手工作坊，从阿勒泰的矿山里拣选出的矿石运到乌鲁木齐之后，先送到粗加工厂里进行切割，把那些云母切成整齐的方块，然后送到五车间里剥成‘二七片’，再运到七车间里根据通讯设备的需要，制作成剥皂片、工字片和皿芯片等零件。”

徐功钊说，最开始，这些活都是纯粹的手工，模具工按要求用钢件做出模具，然后再把那些剥好的云母放到模具里冲压成型。但是这样的生产工艺，根本没办法满足庞大的需求量，后来云母厂里引进了冲床，压型工艺就由冲床来完成。再后来，又引进了更先进的车床，还有好多“洋把式”，云母成品的生产量一下子翻了好几倍。“这些云母，在我们的国防事业和民用通讯事业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多人根本不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