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畸高，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严重问题。但是，是什么原因构成了目前的高房价，至今却未见科学的论证，民众的舆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政府决策部门也一直未能对此作出精准的分析。倒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提供的一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房价上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费合计高达62项之多，占到目前商品房价格的30%—40%，几乎与商品房的造价基本相当，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与我国不同的是，国外房地产财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如美国对土地和房屋直接统一征收房地产税，又称不动产税，目前美国的50个州都征收这项税收，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动产税率不同，大约平均1－3％，而其他有关的税种主要是根据房地产交易、继承与赠与以及所得，分别归在交易税、遗产赠与税和所得税项下，很少有专门为房地产交易设立的税种。而且由于这种税收规定了较高的起征点，再加上美国房地产的价格相对于美国的国民收入并不算很高，旧房经过折旧价值更低，因而实际上这种税很少征收。此外，还有少数服务性收费项目，如土地产权登记费等，收费标准统一而且数额很小。而我国在房地产市场开设的税费名目之多，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尽管政府一直在努力降低房价或者说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由于政府在这个市场当中占有了太多的利益，决定了这种调控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收到实效。

    税收从来不可能成为遏制房价的工具，这是由房地产市场自身的特性所决定。房地产的市场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商品房的需求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缺少可变化的弹性，因此从一个长时间的角度来观察，它必然呈现出上涨趋势。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所有的税收负担最终都会落在这个市场的消费末端，也就是购房者身上。比如，房地产开发商承受了高额的土地开发税收、商品房销售税收，他xx可以把这部分税负转移到房价之中，从而推高了房价。一些在房地产市场上拥有多套商品房的投资客，在将房子出租或出售时，必须缴纳各种税费，但他也可以把这部分负担转嫁于下家，从而使购房者承担更重的支出。很显然，重庆、上海等地拟开征的新税种，不管它们是叫特别房产消费税也好，还是叫住房保有税也好，甚至就叫物业税也好，从表面上看，它将使房地产投资者或者投机者向政府支付更多的税收，从而减缓了他们的投资或者投机冲动，但在住房刚性需求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这笔支出的最终承受者只能是处于消费末端的商品房购买者。在加大房地产税收的整个流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多得了财政税收，房地产投资客或者投机客没有损失什么，未来的购房者则必须进一步勒紧裤腰带，而商品房的价格却因此而上升了一个水平。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诸如特别房产消费税、住房保有税等新的房地产税种就没有征收的理由，甚至物业税开征也不会太令人意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投资投机客占主导、挤压低收入者住房空间的格局，因此，向投资投机客征税，减少他们在这方面的收益，符合利用税收杠杆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政府对于开征这种税收会抱有很高的期待，而普通民众却未能从中得到好处，甚至反而承担了更重的购房支出。要改变这种格局，有必要在开征这种税收的同时，再向前迈出一步，比如将税收用于建设廉租房、经适房等安居房，甚至可以将其用于租房者的租房补贴。

    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不断走高，一些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也在同步走高，成为租房族的一个重大开支。日前，北京曝出一条新闻，有人投资建设了一种叫“胶囊公寓”的出租房，每个单元只有2平方米，只够放下一张床，但居然也能得到一些白领的青睐。这种违反人性的出租屋的出现，正是房屋租赁价格已经高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一种反映。如果政府能够将其从房地产市场得到的高额税收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给有正当需求的租房者，就能收到“一石数鸟”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房地产投资客、投机客仍然可以将这部分税收转嫁给租房者，但政府通过补贴又让它回流到了租房者手中，租房者的支出并没有增加，可以有效地缓解住房上所产生的社会矛盾。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群体，在各种市场力量的博弈中，政府必须努力做到“端平一碗水”，而不能掺杂自己的利益需求。房地产税收要努力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普通民众能够通过这种税收的征收得到“二次分配”中的实惠。如果这种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那不仅无助于遏制房价，反而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住房支出，这与目前推行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无疑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