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闲文】小虫、灯花、倒梅、落红、美文、好色、书袋 ...

【二组闲文】小虫、灯花、倒梅、落红、美文、好色、书袋。。。。。 - 【文心雕龙】 - 中国书法家论坛 书法,书法家 - Powered by Discuz!

2010-04-14 20:06:49 阅读6 评论0 字号: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14 编辑





05年,我在德江购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闲话辜鸿铭》,由此对辜氏引起xx。后来陆续读到一些北大人说北大事的文章,这些文章都绕不过两个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一个文化怪人,一个文化圣人。说其是怪人,大凡知道其人的人都说他“怪”;说其是圣人,则是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的说法,专门著有一本《中国圣人辜鸿铭》。显然,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圣人标准是xx不同的。辜氏,除了有纳妾,嗜赌,狎妓,雅好小脚女人等怪僻之外,还偏激,特立独行。一点都不中庸,怎么称得上圣人呢?我想,有独立思想,有独立见解,有大学大问,这才是辜鸿铭的可贵之处。要不,当年蔡元培北大,怎能容得下一个{wy}留小辫子上课的人呢。

沈从文先生有一段讲述辜鸿铭在北大上课的情景,写的很是精彩: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由此足可见其机智、灼人、诙谐和思想深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怪人辜鸿铭的存在,是{zh0}的佐证。辜氏也曾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后来继任北大的几任校长都秉承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蒋梦麟校长晚年在谈及学术自由时,谦虚地说:有人说北大好比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什么都知道一点。不知如今我们的大学,这样的宋江还有几。

辜鸿铭是个罕见的语言天才。其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dy}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影响深远。其英文造诣,出神入化,林语堂,孙中山皆推其为“中国{dy}”。 辜氏也常常把自己的语言功底作为自负的本钱,经常说:胡适之,那个懂得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民国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英语水平应当不错的吧,仍被辜氏奚落,可见其英语水平是何等了得。当年辜鸿铭在北京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还要公开卖票,票价极高,梅兰芳的戏票不过一元二角,而辜氏则要两元,可见其受学人追捧的程度。如今谁能可比,“超女”也。

辜鸿铭十分健谈,常识渊博,记忆惊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有一颗挚热的中国心,是一个罕见的人文主义者。他说:评判文明的标准只能是人,是该文明化下之男男女女本身的文化教养状态,而不是人的创造物。他的这句话,不知能否对正在崛起的大国国人一点思考。

辜氏留给我们的,我们能记住的更多是关于他的诸如“茶壶理论”之类的轶闻趣事,或者作为一种“人文景观”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作为我们喝茶时的一点谈资,也可作为一种了解老北大的那一批人的一把钥匙。真要了解他的思想,理解他的学识,这辈子,我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欣赏他,我也就满足了。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15 编辑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开先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是××的一首《咏蛙》,这等霸气,就让他先说吧。毛将蛙与虫作等,不管蛙是不是可作“虫”,暂且不考,但以我臆断,蛙的前生“蝌蚪”是可以作为虫子的。

虫子,在古人的心里是有分量的,常为诗画的表现对象,寄托诗人画家的情绪。早在《诗经》中就有精彩描写: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白居易更有一联{jj1}:{yt}霜月凄凉处,几杵寒砧断续中。秋虫,历来受文人的追宠,“身后是非谁管得,有闲乃欲听秋虫”(张中行),蛐蛐(蟋蟀),蝈蝈,成了老幼皆宜、打发时光的玩物。八七年暑假,我在上海火车站旁的一棚户区里住了一夜,睡梦中听到蛐蛐声,以为回到了老家。第二天一早,发现街旁一老农守着一挑小竹笼,原来是笼子里的蛐蛐在叫。我在想,为何城里人也喜欢这虫子,想必是为了一种记忆,一种对乡间、对老家、对祖辈、对农耕文明的记忆。“黄丝蚂蚂,来抬嘎嘎;黄丝娘娘,来抬米汤;大脑壳,细脑壳,请你家老祖来抬肉;大老板,细老板,请你家老祖来抬猪脚杆”,“点点猫,尾巴长,背起姑娘上堂,老师问你读那样,没有媳妇洗衣裳”,黄丝蚂蚁,蜻蜓,蛐蟮,萤火虫,不知能勾起你我多少美好的童年回忆。

蝉,虫子当中的精灵。小巧,精致,圆圆的眼睛,透明的羽翼,叫声悠扬,有一个优雅的别号:知了。她的叫声,如果用音译的话,我觉得应是这样的:“知没有?知没有;知没有?知没有;知——,知——”,知了知了,其实小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聋子。在夏秋之季,山林间,鸟鸣虫噪,很是热闹,蝉的叫声如同交响乐里的小提琴,永远都是主打。“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古人创造了多么美妙的意境,充满了禅意。相当一段时间,在我的脑海里,是蝉禅不分,深山古寺,参禅打坐,肯定会有蝉唱伴奏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豪放词人辛弃疾也能造出如此乡村野境,何等了得。喜鹊,鸣蝉,稻花,蛙声,都有是农人的{za}。夏天的夜晚是异常丰富的。在我的老家,“蛙声”叫“蛤蟆读书”。白天要帮助家里干农活,父亲以此诱导我们夜读,可我们往往不听,闲下来就去捉萤火虫,或者藏猫,打洋战。乡野的童年,总是快乐的,永远值得记忆,永远值得珍藏。

花、鸟、虫、鱼,在国画中归为花鸟画一类,虫占有一席之地。蝉,蝶,蜻蜓,蚱蜢,蝌蚪,等等,都是大师们所尊崇的,往往成为他们的表现对象和点睛之笔。在现存的纸本中,早在五代,黄筌笔下的写生珍禽图中就有蝉的身影。齐白石笔下的虾,自不必说。观他笔下的蝉,你才知道什么叫薄如蝉翼,栩栩如生,就停面前,就停在纸上,你禁不住,就想伸手去捉。白石老人说,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他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没有蛙,只有几只小蝌蚪,顺着山泉淼淼而出。其《荷花影》中,一群小蝌蚪,围着荷花的影子相戏而逐,妙趣横生。在诸多的国画作品中,虫子并不作为主体,而成点景之笔,点景之笔要成为点睛之笔,实难。蝉,要静;蝶,要动;蜻蜓要机智,决不能画死。如不能为,宁可不要,如同董其昌、李可染不画点景小人一样,此中高手,近代只有黄宾虹、齐白石可为。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16 编辑





以《小虫》为题,原打算是聊一下台北音乐人小虫,因为他为《台北故宫》写的曲子,就像夜半蝉鸣、秋虫唧唧。不想,一开头就刹不住车,弄了个《小虫》(上)。今天言归正传,聊聊台北小虫,聊聊音乐。这就让了解我的人不可思议了,袁某五音不全,聊音乐,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尤其是前段时间看了纪录片《台北故宫》,被其画面,被其解说,被其音乐,以及由此流露出的舒缓的节奏、淡淡的愁绪所深深地吸引,深深地打动,就如同读余光中的《乡愁》一样,总让人充满无限的眷恋和愁怅,就忍不住要聊聊音乐。那首主题曲《爱延续》,叫我百听不倦,那首片尾曲,虽不知名,声如天籁,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每次看完,都静静地靠的沙发上,不知换频道。十二集纪录片快要看完了,才从小小的毫不起眼的字幕中找到作词作曲者的名字:“小虫”,演唱者:“纪晓君”。曲如其名,极其地自然,就像《动物世界》的配乐,能穿透地域和文化的隔阂,承载大爱的延续。

我问我儿子,小虫,何许人也。“这你都不知道,台湾三大音乐教父之一,排行老三。”后来,我才知道,台湾三大音乐“教父”:大佑,中(宗)盛,小虫。罗大佑,我知道得早些,早年的《童年》,后来的《东方之珠》,真乃词曲高手,你不得不服。李宗盛,我了解得晚些,没想到他也能写出《真心英雄》这样的“主旋律”歌曲。至于小虫,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当评委,我的确没注意,那首《心太软》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写的。我对他的了解,不,我对他的音乐才华的了解,还是这次《台北故宫》,据说这也是他{dy}次做纪录片音乐。

纪录片,肯定是纪实的。冰冷的藏品,深重的历史,没想到,《台北故宫》做得那么温厚,那么富有人情味。画面的精致,水墨动画、淡入淡出的技巧应用,充满着抒情性;春晓的解说,不南不北,不紧不慢,清新自然,柔和而有厚度,没有一点做作,一改人文历史纪录片由男生解说的窠臼,将解说词散文化的笔调演绎得十分到位;小虫的音乐,纪晓君的演唱,加上台北故宫张临生、庄严等一批专家的带着台湾味的普通话专访,着实让宝藏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台北故宫》不像之前的北京《故宫》只讲文物,而更多地植入与物有关的人和事,讲述文物迁徙的故事,述说两岸几代文物专家的艰辛和心愿,让历史充满着情感,让恩怨和忧伤化着爱——延续。正如有的专家所言,《台北故宫》没有《故宫》做得很专业,我想她的成功,正是她不够专业,同为导演的周兵是聪明的,他知道《台北故宫》的重心在哪里。周兵如愿以偿了,《台北故宫》一经推出,其艺术性和收视率远在北京《故宫》之上。这其间,我以为音乐的魅力,功不可没。纪晓君是地地道道的台湾本土人,演唱这首主题曲时,正怀着宝宝,对曲子的体悟和伸发的深度是可想面知的,其声音,纯净清亮,在大陆,恐怕只有郑绪岚的《红楼梦》片头曲可以与之媲美。说句题外话,为影视做音乐,我所佩服的,大陆有二,一是王立平,一是赵季平。一部《红楼》,王立平足可传世。小虫说他在创作纪录片《台北故宫》音乐的时候,就是想把曲子写得很中性,有古典的,也有流行的,更有原生态的元素,尽力让东西方人都能听懂,让爱,让我们的文化得到延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我认为,小虫真的做到了,做得真漂亮!我无法在这纸质版面播放这段音乐,更无力描述这段音乐,我还是把这首《爱延续》的歌词抄下,与你一起分享吧:











Here I'm ,To be together



Here I'm ,To be together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2 编辑





“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大家熟知的诗句,出自龚自珍的《已亥杂诗》。落红,也就是落花的意思。今天不想说落花,只是想借题聊聊“红色”。再说,落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要说,黛玉葬花倒是可以说说,不过这话题太深重,以后再说吧。

红色,从古至今,在中国占有独特的统治地位。历代文人对其都情有独钟。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李清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红,成了相思之物。诗书画印,印占一席,多为朱红。上好的印章鸡血石,也是红色的,上好的印泥,乃朱砂为之,千年不褪。印,还是权力的象征,皇帝的大印曰玺,批文也是朱笔,叫朱批。老师批改作业,也是红笔,只是如今用毛笔朱批的恐怕已绝迹了。以“红”来为作品命名,更是作家艺术家的钟爱,不过,像曹雪芹《红楼梦》这样的宏篇巨制,非大家不能为,更是无人能及,就是西方思汤达《红与黑》,也不得不逊色三分。
当代文学,莫言《红高粱》,随着张艺谋同名电影掀起一股红色旋风,接下来的《菊豆》,由《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使苏童红得发紫。红灯笼,红肚兜,红盖头,红花鞋,红花轿,红蜡烛,红色成了艺谋电影的主调子,被这位搞电影摄影出生的年轻导演演绎得淋漓尽致,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履获国际大奖。于是,一时间,鬼才谋子遭到各种非议,说其为了电影获奖,拿国人诟病的“国粹”迎合西方。很多人不会想到,二十年后,艺谋居然成了08奥运开幕式的大导演,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其中,我以为张艺谋的成功之处,正是对“国粹”的整理挖掘和提升运用。在申奥的宣传片中,中国结,红窗花,红彩绸的运用,以致后来对这种“红色”干脆就叫“中国红”了。中国结,唐装,旗袍,一直流行至今。红色,成了我们文化的符号,成了我们文化的主打。

落红,还有一个意象,就是“贞操”。《红楼梦》有诗云:“留待洞房花烛夜,海棠枝上试新红”,说的就是这回事。关于贞操问题,胡适有一段精辟论述:“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单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这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我想,这段话,比我们一再坚持“贞操”或反对“贞操”的议论要实在得多,作为现代人,只要男女平等,不要搞双重标准就行了。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无认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血都是红色的。血,乃生命之源,是值得崇拜的。血,我们平常是见不着的,当我们见着的时候,又往往与血腥、恐怖和杀掳有关。小时候,带红领巾,老师说这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的,就有些害怕。老师又说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哪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呀,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怕了。再后来,唱革命歌曲,读红宝书,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慢慢长大。今天,又提倡唱红歌,又有了红色旅游,红,是主旋律,叫红色经典,好在我们的主旋律作品,已不再单纯为政治服务了,还有可看了,有艺术性了,也在尊重历史了。1958年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和一批红色油画能上市拍卖,炒到了上百万,这也是一种进步。《红旗飘飘》,孙楠能唱得那么高亢,那么富有激情和表现力,老一班的是不可想象的。但有的影视,如《风声》,可不可以不拍得那样血腥,那样恐怖,那样残忍,毕竟我们的影视还没有分级。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3 编辑





05年,我写有一篇短文《求残》,发在《德江文艺》,当时不好意思说其题是从贾平凹《废都》中来的。贾平凹是取斋名高手,前面已经说过,他自己用的斋名叫“大堂”。《废都》中有不少好名,比如:无忧堂,求缺屋,清虚庵。不过,这些都是主人公庄之蝶与情人幽会的地方。了解了这些,你就不好意思借一个来作斋名了。

其中,我觉得“求缺屋”最值得品味。人,活在世上,都在追求xx,但又有谁得到了xx呢。前段时间,听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讲《易经》,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些道理。满则溢,溢则损,非常xx,也就大祸临头了。不满,人才有动力。“求缺”,就是不满。不满,也就要求满。为人,是这样,为文,也是这样。

在艺术作品中,“残缺”还是一种意境,一种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留得残荷听雨声”,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诗句。残月,残荷,残雪,成了构成美妙意境的特殊意象,而这些“残”景却绝没有给人一种“残破”的意趣,有的只是一种说不出的美。残缺,在艺术家的笔下,衍化出了绵长淳厚的美。如今玩书法者,大都喜欢做旧,好端端的宣纸,泼上茶渍,撕掉一角,尽量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历史感,一种厚重感。但也有过者,泼上酱油,东拼西凑,弄得七零八落,臭气熏天,就不知美在何处了。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说过,“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对这块石头来说,这张脸是残缺的石头,而对于这张脸来说却是xx的,有了石头的残缺,才有脸的xx,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家的伟大和神奇之所在。

世界上恐怕没有人喜欢残缺的东西,恐怕也没有xx的东西存在。但残缺,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更是古今中外艺术家所肯定和推崇的。书画中的留白和偶尔无意为之的“败笔”,都是残缺的艺术。其目的就是让精彩的地方不被通篇的“好”所遮蔽,让作品更自然,给欣赏者以品读的空间。我有一枚名章,乃德江晓波所刻,一直用着。印文以甲骨入印,甚好。唯边框过整,几次向晓波提出,能否用名家制印之方,来上一刀,给印破破相,他说掉到地上摔一下即可。是呀,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我至今仍下不了手,因为手边还没有备用的名章呢。

断臂维纳斯,是人们熟知的共认的xx艺术形象。然而,她是残缺的,曾有人想用各种方法为其上断臂,但都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接上它,就束缚了每一位欣赏者的想象,破坏了每一位欣赏者心中模糊而又xx和神圣的维纳斯。《三国》、《水浒》、《西游》,追求结构上的xx,使后人对其后几十回大发异议,追求人物上的xx,诸葛亮成了神,而不是人。而曹雪芹《红楼》只有前八十回,有红学家称之为“伟大的悬念”,当然,曹雪芹是不是有意留下这一伟大悬念,只是一种推测。但,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如果说有{yt}这一推断被证实的话,那么,曹雪芹写《红楼》将给残缺艺术留下一个有力而伟大的例证。
白石老人曾说,“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一切艺术的通理。我要说,残缺之妙就妙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有了残缺,才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了残缺,人物形象才会有血有肉,入情入理,艺术形象才会生动活泼,符合生活常理。
这是因为,xx是相对的,残缺才是{jd1}的。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4 编辑





涂哥画梅,一段时间,学王成喜,画面尤其热闹,几位道友戏称“形如桃花”。涂兄说,求者多喜欢热闹,喜庆,要喜上梅(眉)梢。我说,梅之上品,乃为冷艳。他说,我知道,你喜欢倒梅,可是我打xx天天输,都快成黔东{dy}“梅”了。

“芳草春回依旧绿,梅花时到自然香”,每年春节写春联,想不出好对的时候,就想到了这副旧联,也不知被我写过多少回,总觉得这对联实在的好,易懂,上口,还不乏哲理。

梅兰竹菊,文人称作四君子,梅排{dy}。何哉?乃品格也,乃气节也。梅品即人品。说梅,史树青有一段妙语:“莲称君子,菊名隐逸,初经霜而垂蒌,俱望雨而先零。至若涉凝冱而方开,非与苇萧同败;避群葩而独俏,不从桃李争艳者,其惟梅乎。”梅是孤傲的,“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曹雪芹);梅是高洁的,“春随芳茗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徐霞客);梅是冷艳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梅是清逸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

画梅,我以为要在品格上下功夫,有骨,有力。除了自身的修为以外,须向自然学习。涂哥是个有心人,去云南昆明,还专门去了趟黑龙潭看那棵“唐梅”。我说,我们铜仁没有梅,可以去苗王坡看看被雪压过的那些残枝,定能找到感觉。元代画梅大家

横斜,疏影,是作梅的要诀。要达到耐品,还要“老”,还要“奇绝”。何为“老”者,吴昌硕作篆、画紫藤是也,也就是用笔要老辣,书法功力要过得拗。“奇绝”,我的理解是,“横斜”要超出常态,但这很难做到。不过,“倒梅”当属一种。悬在峭崖上,梅干崎屈,从天而垂,苍枝微微向上,几点骨朵,含苞不放,高逸清绝,梅品即出。
我曾见过一幅何香凝的《白梅图》,梅如其名,梅如其人。图中,一株粗粗的老梅,靠右斜撑着画面,两枝梅花从右至左萧疏而垂,两三朵白梅,欲开欲放,有态,有力。八九老太,气质犹存,风韵尚在。何香凝不是画家,却能画出此等梅花,何哉?人品也。从这里,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功夫在画外了。

画梅中,花密枝繁者,亦有两位大家,一是元人画梅大家王冕,一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王冕爱梅、咏梅、艺梅,画梅成癖,隐居于九里山,植梅千株,自题所居“梅花屋”。其画梅,以梅为师,不求形似,重在尚意,形成了画梅史上一种独特的风格。其题画诗“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可说无人不晓。金农画梅,更是以繁取胜,大都蓬勃向上,也偶为倒梅,皆枝干劲直,生机勃勃,繁密成了他的所求,有其题画诗为证:“密朵繁枝二色梅,墨池水养结胚胎,细看黑白分明甚,千万花须数不来。”墨梅生诗《寄语金冬心》“自从读得题画句,疏影横斜不上纸”,也许说就是此题。但我想,画梅,枝干无论横、斜、直、倒,皆要笔墨到家,曲直皆有力,疏密皆有态;骨朵或多或少,皆以少开为妙,待开为妙,有一二点蕊即可,多者定俗。如画红梅,要图喜庆,那又另当别论。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5 编辑





贾平凹主编一本散文杂志叫《美文》,贾氏还亲自题写书名。字写得厚重朴实,很有文气,不过其字形易使人产生歧义。有人说是“姜文”,有人说是“美女”,成了时尚杂志了。不知我这样的开头算不算美文。

美文,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美的文字,美的文章。周作人1921年在《晨报》发表《美文》,开篇写道:“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由此,“美文”便大行其道,产生了一大批用白话写作的散文家,如王统照、傅斯年、俞平伯、钟敬文等。从周氏散文风格,或许我们能大致了解什么是美文了。对其散文集《雨天的书》,朱光潜曾评价:一是清,二是冷,三是简洁。其《秉烛后谈》、《雨天闲谈》等等集子,大都是些非功利性的闲适之文,内容大致为自然风物,草木虫鱼,读书喝茶之事,语言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上抵明清小品之性灵,下开随感杂记之风气,影响了一大批人。现代名家自不必说,就当代散文名家黄裳、汪曾祺、张中行、车前子等,从中不难找到周作人的影子。孙梨不大喜欢周氏,在给贾平凹散文集《月迹》的序中说:“就情操来说,(周)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孙,说的也是实话,但能与陶庵、三白、随园、笠翁等明清小品大家相比较,这本身就是对周氏的抬举了。

    后来,“美文”泛指散文了,也可以说是美的散文的代称,不过,倒底什么叫美文,我觉得没有必要给一个确切的定义。各类文章皆有其“美”之处,闲适之文,美在其闲,多少有点文人的自恋,符合文人的“把玩”心态;哲理之文,美在其智,给人以启迪,如《读者》上常选的那些短文,很适合中学生阅读;载道之文,美在其“政”,起经世之用,为官者当读,可如今为官者不读书,即使读,也是喜欢《厚黑学》之类;述史之文,美在其承,还原历史,以史为镜,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应多读。

    贾平凹办《美文》,首提大散文概念,并参照小说分类,将散文分为“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此等分法不论文体,不说题材,不谈风格,倒是回避了很多散文分类的矛盾和歧义,也切合了对现实对社会对民生对底层xx的需要,因为恐怕也只有长篇散文,才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文化散文自余秋雨始,一直经久不衰,这正是中篇散文的用武之地;至于短篇散文,那是传统散文的优势,可以说是广大文人的一块自留地。短篇散文,素有千字文之称,精短是其灵魂。短,容易为之,但短而从容,短而深刻,短而真诚,短而大气,短而美妙,那就不容易了。散文,无论长篇也好,中篇也好,自有她适应现实的长处,但我还是赞成提倡写短文,写“美文”,以适应现代快节奏的需要。切实勿须多说,古今传世之作,大都是短文,刘禹锡《陋室铭》不足百字,张岱的《湖心亭》几百字,朱自清《背影》、贾平凹《丑石》字也就千把字。当然,你会说,短的又有几人能传世。是的,能传世者,一个朝代也就那么三五个矣,唐宋也就八大家,元明清能让人熟知也就那么五六位,近现代可能知道的多一些,毕竟隔得近,时间还没有xx消解掉,但是大家能记着的名篇大都是短者。以精短著称的现当代美文大家,我以为当首推朱自清,其平实至情的《背影》,讲究修辞的《荷塘月色》,还有精短优美的《潭柘寺》,都可传世;如果非要说长篇也可以成为美文,也可传世话,那我看也只有沈从文了,一是小说《边城》,二是《湘行散记》系列散文,都可当成长篇美文来读。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7 编辑





王青路《雕虫小记》里有一则《好色》:某有一画,作笔墨山水,王宸所画,古雅可爱有韵致。欲售换钱,无人理会,久不脱手。忽一日染丹碧其上,旋即告罄。噫,是“叶公”非好画也,好夫似画而非画者也,好其色也。

好色,此乃人之本性。如今,这是个多彩的世界,你走进展厅,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很难找到一张纯白宣的作品。与其说是观者好色,还不如说是评委好色。而且,这还是个重形式、讲包装的时代,你更难找到一件素打扮的作品,七拼八凑,浓妆艳抹,比比皆是。这就难怪出现青路笔下的好色之徒了。

当下的油画及摄影,好色的自不必说,皆有人××。就国画人物,朱新建笔下的仕女图,可谓接近此列,重点部位竭尽夸张,但还有笔墨趣味,色而不淫,恰到好处,让人看着舒服,观者住足,购者可挂。前段时间,从网上得知,书家也搞行为艺术,在人体上写心经。其行为是否艺术,姑且不说,能沉得住气,小楷为之,我还刮是佩服的。

文人好色,自古而然。“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中就已有了。乐府民歌“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罗敷之美,可想而知。宋玉《好色》:“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常常被人套用。“红酥手,黄滕酒,满城xxx墙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唐宋词人更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成就婉约艳词一脉,彪炳千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已把香艳西湖写绝。

晚明,陶庵张岱《西湖七月半》对“看月者实为看人者”的生动描绘堪称一绝,杂七杂八,皆为“色”而来。卫泳《悦容》对美人的态、情、趣、神的描写可谓妙不可言,此录情、趣二则,供君一赏:“惜花踏月为芳情,倚阑踏径为闲情,小窗凝坐为幽情,含娇细语为柔情,无明无夜,乍笑乍啼为痴情;镜中容,月下影,隔帘形,空趣也;灯前目,被底足,帐中音,逸趣也;酒微醺,妆半卸,睡初回,别趣也;风流汗,相思泪,云雨梦,奇趣也。”清,湖上笠翁李渔《闲情偶记》特为“声容”列为一卷,对女士梳妆、美容、歌舞、服饰等皆有详述,其生活情态极尽侈靡,却被林语堂称为生活的袖珍指南。不过,其言辞之美,情趣之妙,作为文人的枕边读物还是相当不错的。

现当代,能物色互通的美文大家,尤其是对荷莲的描写,做到精彩绝伦者,我觉得有二。一是朱自清:田田的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零星点缀的白花,羞涩地打着朵儿,如刚出浴的美人。一是车前子:鱼在莲叶下,莲被拱得一上一下的,像人在被窝里动。荷花是极有风韵的,首先在于花朵的丰肥,大朵大朵,大朵大朵的乳房,大朵大朵的臀,据说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劳伦斯是极爱荷花的,据说佛也爱荷花。读了这两段文字,你再去看吴昌硕笔下的《白莲》,你就不难理解那夺人魂魄的美了。

今人最常见的以物寓色者,莫过于桃了。“桃花运”一词时常挂在男人们的嘴边。桃花诗,古今也不少,作为新诗,我以为末未《三千桃花》当为上品:“三千桃花,集体怀春,谁看见了,谁就是春天的帝王;三千桃花,次第献身,谁干的,谁就是春天的流氓;三千桃花,不多,但也不少;我不是谁的帝王,也不是春天的流氓;三千桃花,我只要,一朵,就够了。”如今生活好了,“好色”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但真要提高生活品质,末未或许能给我们一种参照,纸上的“好色”可否作为丰富精神生活的另一种途径。比如如下一则:
纪晓岚自言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还有乘兴而为的,往往亦有。可谓叹为观止,如今出入灯红酒绿者,在纪文达公面前恐怕也自愧弗如了。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8 编辑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好个赵师秀,好个“闲敲棋子落灯花”。如今有了××,我看你还能躲到哪里?


书友同道,少不了交流。但有约不来,等待,也是一种痛苦。一日,天富酒后微醉,作书正是状态,约侯兄一起来我处尽兴。可是侯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到{zh1}××都关了,很是不过瘾。于是,天富即兴来一张草书:“昨夜等郎紧不来,烧了许多冤枉柴,仔鸡炖汤都干了,油煎豆腐起青苔。”词近俚语,品相尚好,至今我还留着,作为有机会时声讨侯兄的证据。


现代社会,你到哪里去找这份闲情,上世纪末兴起的围棋热,如今喜好者还有几,即使是看电视下快棋,也是难得坐下来了。对坐手谈,“闲敲棋子落灯花”,只能是一种回味了。


不过,我尤其觉得这“灯花”一词,实在耐品。小时候夜读,坐在饭桌上,守着一盏煤油灯,或咬着笔杆,或斜爬在桌上,凝视灯芯,看灯蛾扑火,看灯芯开花。母亲说,灯芯开花有财喜。那时,油灯一般有三种:家境殷实的人家用马灯,灯芯是用专门的布带,可调节,有玻璃罩,很亮,可以提着走,很方便。一般的人家用煤油灯,随便找一个瓶子,加一个铁皮盖,灯芯可以是麻绳,也可用棉花或布条搓成。“吃不起盐巴,打不起煤油”的人家,用桐油灯,灯芯是一种灯草,白如粉条,很轻,有韧性,拿在手里活泼乱跳,很是可爱。桐油省钱,可是那灯盏却较讲究,有铜质的,也有铁质的,浅浅的一个碟子,从碟边渐渐弯出一个钩子来,既是把手,也可悬挂,造型优美。我想,这原不是一般人家用的,极有可能是煤油的运用后,大富人家淘汰下来的。灯的亮度也是和煤油灯一样,点一会了,要用针簪挑拨一下。成语挑灯夜战,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油灯的灯芯,烧久了,就会结成一层壳子,形如红豆。再点一会,就会结出清明花来,煞是好看。清明花,也叫清明菜,因清明时节开花而得名。其花、茎、叶皆可食,入糯米蒸熟后,打清明粑,清香扑鼻。该植物喜欢长在老干田里,不高,约有寸长。枝丫简约,也就三两,通体棉白。其花,开在白色的细枝上,红中带黄,只有几点,却很富贵。灯芯能结出此花,也不是常有的,需好几个时辰,除了有闲之人对弈聊天,一般人家是舍不得这样点着的。耕读之家的孩子夜读,当可除外。晚饭后,收拾妥贴,孩子即上桌读书习字,常常还有父母陪伴。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讲着故事,或念些童谣,时常用手中的针将灯芯拨一下,使其青亮。坐在旁边的父亲,或手持黄卷,斜靠在灯前默读,或手持xx杆,眼盯着孩子的作业,嗒吧嗒吧地吸草烟。屋外静极了,起初还有蛙声,后来只是偶尔有几声犬吠。此种画卷,显然,已成为记忆,成为历史。



如今,油灯已成为一种耕读文化的符号。如要真找上一盏上乘者,置于书案,满足一下文人的自恋,恐怕得抓紧时间去趟乡下,在那些老屋里、床头边旮旯里寻找寻找。否则,再过十年,那些老房都拆完了,你到哪里去找。那时,也就只能到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去看了,只有到真赝难辨鱼龙混杂的古玩市场去淘了,只有到王世襄老先生的集子里去读了,到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笔下的画里去回味了。

本帖{zh1}由 暂闲斋 于 2010-4-12 15:59 编辑





   聊了这段时间,其实,我并没聊出个什么新意,我只干了一件事:掉书袋。也就是说,我是在抄袭别人的东西,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智慧,自己却没了见解。或者,谦虚一点地说,我只是把近些年来的读书笔记整理出来呈现给大家,与大家一起分享。

不过,选择什么给大家,我还是有主见的,至少有我个人的偏好。早年在思南师范读书,何德芳老师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我读了四年大学,什么都没学到,只学会了翻书。”翻书,是需要技巧的。我想技巧,一是找路,一是积累。我的技巧就是建一个书袋,有用笔抄的,有用剪刀剪的,有直接在书上划的,有建立文章目录的。现在好了,在电脑上建个文件夹了事。但真用起来,还是用笔抄的那个管用,因为,只有那个记得最深刻。

掉书袋,可以说是文人的“恶习”。做学问,那不必说,不掉,是不可能的。你看钱锺书的《谈艺录》,为说明某个问题,阐述某个观点,可以说该掉都掉了,那才叫大学问家,那才配叫学富五车。引经据典,是文人常用的一种掉,自不必说。平时写点随笔、小品、杂文,都爱掉点书袋。掉与不掉,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看你是否掉得机智巧妙、恰到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如不加选择,一味拿来,往往会成画蛇添足,弄成累赘,给人以卖弄之嫌。

上世纪末,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大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与掉书袋》,至今还历历在目。老先生用掉书袋的方法,旁征博引,纵横恣肆,轻松自如地阐述了掉书袋与写随笔的关系,通篇透出的是博学和睿智。他说,随时、随地、随事、随境、随想、随感,不管你怎么“随”,都会不知不觉掉几回书袋。随笔与掉书袋不仅不矛盾,而且掉书袋是还一种美学享受,并希望能多遇到这种风流潇洒的“书袋随笔家”,形成一个新的随笔流派。如今看来,老人家的愿望可能更难实现了。当今已是读图时代、音画时代、速成时代,要认真读书,通过消化而建立 “书袋”的年轻人不多,更多的是临时到网络这个“超级书袋”上去掉,因而,也就多半半生不熟,文理不通,甚至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来。这还算好,没有直接从网上下载剽窃人家的,当属守住了底线了。

“书袋随笔家”,或者,更宽泛一点,“书袋美文家”,我觉得现当代,当首推周作人,还有同时代的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当代的,我喜欢张中行,黄裳,汪曾祺,韩羽,车前子。他们的东西,一是精短,有“热量”;二是有内涵,有“滋味”,书袋掉得足够的好。读他们的东西,一是享受,二是长知识,长见识。记得张中行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列举报刊编辑想当然将其文稿改错的地方竟高达二十多处,你不得不佩服,甚至是景仰张老先生的文字功夫,以至提示自己小心读他的东西,不要轻易说此处是编辑排错了。以上列举的大家,博识,智慧,闲适,文人气很浓,从他们“掉”的东西中,可点到为止,会心莞尔,可触类旁通,找到同感,享受快乐,也可进一步深入,顺藤摸瓜,找到一条读书学习的捷径。当今的,王蒙,周国平,也可以读一读,他们的东西毕竟有思想,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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