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在《励学篇》中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却从一本对我影响{zd0}的书中,感受到读书是我特定的生命方式,不是获取这些与生命不相干的身外之物的途径。
　　——题记
　　
　　寂静的雪夜。我在灯下,按问世的时间顺序,翻阅我写的300多篇文章和10来本书,就像揽镜自审,渐渐看出自己的发展变化,惊讶地发现我这坎坷的大半生,竟然与我过15岁生日时,父亲送我的一部《柳河东集》息息相关。
　　
　　辛苦遭逢起一书
　　
　　1956年,我在清华大学读建筑艺术专业,美学是必修课。我听了教授们的讲授,自然地想起了我在《柳河东集·种树郭橐驼传》中,读到的种树经“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让树木按个性自然生长,从而联想到丰子恺先生早年讽刺按统一标准的一幅剪冬青树的漫画,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而生活又是多彩的,觉得美的欣赏也是有个性的。西哲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先生也曾说:“一部《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于是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论文,投到《新建设》杂志社。
　　不料当盼到我的文章登上大雅之堂时,前面多了一个按语:“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尚能言之成理,又表达了某些人的看法,特予发表,以期展开讨论。”我一下子惊呆了,当时谁都知道,所谓“商榷”就是“批判”,所谓“讨论”就是“围剿”,所谓“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敌我问题”呀!这个“按语”把火一点,顿时硝烟四起,不仅杂志上,而且学校里都展开了对我的“围剿”。
　　读书已使我养成了“论是非,不论利害”的性格,我哪里会服气,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郭橐驼种树谈起》的杂文,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印证郭氏的种树经,并用xxx质问普鲁士当局的话“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作结,从侧面抗辩。还记得当时导师张开济先生一看,就伸了伸舌头,连声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果然,“虎”随之就来了,我被注销副博士生学籍,发配到北大荒。张教授悄悄来给我送行时,看见我把那部《柳河东集》装进行囊,意味深长地说:“文天祥是‘辛苦遭逢起一经’,我看你这是‘辛苦遭逢起一书’呀!”
　　我在乌苏里江边种大豆、小麦,在完达山上拉大锯伐红松。那时,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半躺在用荆条搭的“床”上,点上松脂读书,其中《柳河东集》往往激起我心中强烈的共鸣。特别是柳宗元谪贬永州后,写的《封建论》《天对》《时令论》《六逆论》《童区寄传》《永州八记》等论学议政、览胜探奇、排郁遣怀的文章,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万难不屈的品格,给了我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力量。
　　
　　恨无大木拄长天
　　
　　1960年,我回到北京时,正赶上基本建设下马,我自认为已从《柳河东集》中悟出了“育人之道”,毅然申请回原籍下农村去教书。
　　不久,我就下到一所乡镇中学当语文教师。从此,每天深夜在茅草屋的煤油灯下,每个节假日在学校旁的莫楚湖畔,如饥似渴地补读业务书籍,更是把那部《柳河东集》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并在天地头上作记号、写批语,把可能转瞬即逝的思想火花留下来。可惜“xx”爆发时,我担心那些一闪念的批语,被“左”先生揪住,只好忍痛把那部伴随了我13年的《柳河东集》付之一炬了。幸喜我根据批语,整理出的《柳宗元的为师之道》,因写在备课本中间得以留存。现摘抄在下面,可以看出这部书对我的影响之深。
　　一、热爱学生。柳公认为“爱加于生徒”是教师的美德。即使对那些“粗厉贪凌”、“欺伪谲诈”的调皮学生,也都“顺之”、“信之”,用赤诚之心去感化他们。
　　二、博学多能而有独特见解。他在《送易师杨君序》中说:“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专而通”,就是专经典而通达;“新而一”,就是有独特见解。
　　三、诲人不倦一视同仁。他认为,即使“终日言”,也要“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毫不自私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他还指出“师儒之席,不拒曲士”,即使愚笨者,也不应放弃。
　　四、勤奋真诚。他被贬永州后体弱多病,记忆极差,但仍“志求之不已”:“倦极便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他之所以这样忘我不倦地学习,是因为他认为,要使学生学业有成,教师就要有博雅的学识和庄敬的行为。他还说“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认为教师不能文过饰非,必须与学生坦诚相见。
　　1965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教的语文课本换成了《xxx著作选读》和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在教《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时,我尽管知道“字字句句是真理”,但是读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论语>二篇》《辨列子》《辨文子》等文章,已经形成了纠正书中谬误是读书人起码的品格的观念,就在课堂上把这个指示代词“那”改成疑问代词“哪”。
　　谁知“xx”爆发,这就成了恶毒攻击“红太阳”的滔天大罪,就在被大字报揭发的当天,一个生产大队刷出了“把×××交我队贫下中农监督劳改”的大标语。我被押解到那个大队,才知道这正是学生、学生家长和当地农民把我保护起来的幌子。直到“9·13”事件发生后,学校召我回去上课,我才毫发无损地从深山里走出来。他们为什么冒着极大的风险帮我躲过这一劫呢?也许正因为我在平时的教学中,无形地受柳公为师之道的影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吧!
　　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就当上了校长。当时虽然恢复了中考,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差得可怜,尤其是我们乡镇中学,分到的“二类苗”还得补小学的课。面对这个现实,我自然想起《柳河东集·梓人传》里的杨潜,别看他是“床阙足而不能理”的“差生”,实际上却是能指挥上千工匠修建京尹官署的帅才。于是也来了个“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变“大批量标准件生产”为“小批量多规格生产”,立即与省里的体、音、美院校联系专业培训老师,在学校修建标准足球场、琴房、画室,一次就购进15台钢琴,尽可能“不害其长,不抑其实”,根据学生的个性、爱好与特长,办起了文、理、体、外(语)、音、美六类专业班。于是我们学校一跃而成为省委、省政府命名的“双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授牌的“足球传统项目学校”,省里体育、音乐、美术三所学院的对口招生单位。
　　1997年,在喜庆的“高考大捷”的鞭炮声中,我毅然提前一年退休了,并且留下一首小诗:
　　聊有小花荣寸土,
　　恨无大木拄长天。
　　明镜秋霜添惆怅,
　　退读河东享晚年。
　　这可以算是对我近40年教师生涯的不无遗憾的总结,和对晚年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更与河东话归途
　　
　　我认为读书是我特定的生命方式,“退读河东享晚年”,就是要结合我的人生经历,旁通我读的其他书籍,梳理、总结、升华我大半生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从而扩大我的视野,充实我的内蕴,提升我人生的质量,使我享受到探索中的快乐和幸福。
　　我从柳公的教育思想梳理出了中国文化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培育个性的体系:远溯到春秋时代,那时的管子就提出了“树人”,即像植树一样育人的理念。柳宗元就是借助“树人”的比喻,具体地阐述了他的“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观点。直到处在封建社会风雨飘摇的清末,“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在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写了《病梅馆记》,对“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盆景制作式培养大加挞伐,发誓要“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五四以来这类呼声越来越大,甚至陶行知的“五个解放”已在晓庄学校发出了短暂的萤火的亮光,像冰心女士生前对孙云晓先生说的“让孩子像野花一样生长”,就是从这条根上迸发的理想之花。
　　为什么像柳宗元、龚自珍这样的具有先进的教育观、人才观的人,一个横遭谪贬,一个愤然辞职,而且直到现在“培育个性”的教育理念仍难落到实处呢?我又看到了根深蒂固的两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大一统体系。所谓家国天下,人一出生在家这个集体里,个人就没有了自身的价值,他的全部价值就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维系家这个集体。受教育就是接纳、熟记、摹拟已有的知识,认同统一的价值取向,而后通过应试获得家国天下的接纳。
　　我不禁想起了1959年,在北大荒我以“配军”之身调到农垦大学教《生物》。我一拿起《达尔文主义基础》来,就联想到《柳河东集》: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生物的个体差别产生变异,而变异才是进化的基础,进化往往是从生物的“另类”开始的。这样看来只有“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才能使生物具有多样性,才有变异、进化的可能,也只有运用这样的理念才能育出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来。我们的教育不从大一统的桎梏中跳出来,还有出路吗?
　　《柳河东集》,这本貌似无生命的书,由于我心灵的激发,书里的一切也随之一起复活,与我欣然相遇,相知相契,相融相汇。这真是:
　　辛苦遭逢起一书,终知坎坷原是福。
　　心头浪涌乌苏里,眼角波噙莫楚湖。
　　师随橐驼育桃李,学从梓人辨琇璞。
　　提耳绛帐四十载,更与河东话归途。
　　(作者地址:湖北武汉洪山区虎泉教师小区24栋304室 邮编:430079插图:陈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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