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7团老战士刘新元回忆录4(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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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营扎寨   二龙山建营房

     1953年6月,xx由抚顺市乘火车移防到了二龙山。根据上级指示,我113师要自己动手在山城镇和二龙山之间建造营房,规模要达到全师连成一片。营房具体规划是:由东向西依次是339、338、337团,我们337团二营和一营在靠铁路不远处,三营、后勤、炮营和团部在一二营的北面,同样是东西排列,全团形成方块形。我们二营左边是338团,北边是三营,右边是一营。

     我团距离龙山火车站有三华里,距山城镇十几里地,这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边是山,南边距离铁路几百米远。为了施工便利,我们在工地不远处搭起了席棚,暂时住在里面。就这样,xx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回来以后,马上就由一个战斗队变成了建筑队。

     刚开始,我们从内心来说对自己建造房子有点怀疑,觉着我们这些抗枪杆子的能盖出象样子的房子来吗?当时,的确是有些牵强。不过,世上无难事,干中学、学中干吗。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这是我军的一贯作风。一营负责打石头、烧石灰;三营和炮营脱坯烧砖;后勤挖沙运沙;我们二营干的是最为关键的技术活——建房:机枪连负责挖地槽,用沙石灰灌槽打地基;五、六连负责磊石墙;七、八连负责砌砖墙;炮连负责上屋顶,木工是从地方找的;营部负责运输。任务明确,分工细致,要求严格,时间紧迫,目标是每天建成一栋能住得下两个排人员的房子。当时营里的编制是四四制,另外还有机枪连和炮兵连,所以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对我们压力都不小。在正式开工的前几天,我们请来了地方施工员给培训了三天石瓦工技术,三天后就开始正式施工了。刚开始的几天,由于技术不熟练,返工次数比较多,十几天后,施工质量明显提高,工程进度大大加快,由刚开始每天建一栋达到后来每天建两栋的速度了,经过大家不到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十月份我们营就全部住进了自己建造的新房。

     十月末开始上冻,脱坯就停止了,所以到第二年(54年)五月才又开始继续施工。经过八个月的建筑施工,全团都住进了新营房。我们还突击一周的时间在我们营部后面盖起了俱乐部礼堂,这是我38军{dy}个大礼堂,军首长看了非常满意,所以军党代会就是在这个礼堂里召开的。另外,我们在建成团部办公室、医院之后,又帮师部建了宿舍和办公室。由于质量好、速度快,我们受到了师、团表扬和嘉奖,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xx建造营房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这是在大家克服种种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事实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有勇气和毅力,有耐心和信心,有弃而不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任何困难都会向我们低头!

     我们的xx不仅在战场上能够打胜仗,在生产建设上同样能够干得出色、干得漂亮!

 

七、战时打胜仗   平时练好兵  

     我们说和平来之不易,因为它是用无数革命英雄和先烈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惜它,要保护它,要巩固它。

     我们还要看到,世界上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颠覆或侵略我们伟大而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练兵,提高我军的作战技能和素质,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1955年2月,上级调我到114师340团任团副参谋长工作。到任不久,xx就派我去沈阳xx学习了半个月的军训工作,学习内容主要是司令部地图和模拟实地作战指挥等。因为xx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军事训练,我学习回来以后,团长让我拟订全团的军事训练计划。我根据师里的训练计划,结合我团的实际情况,很快拟订出了我团具体的军事训练实施计划方案,上报师参谋长批准后得以实施。同时,这一计划方案也就成为我团全年的中心任务。

     340团张团长是由总高校毕业回来的,对xx训练工作有着比较丰富的理论水平和一定的实践经验。对于我来说,在战场上亲自指挥带领xx打仗是我的长项,而军事理论或训练却不很精通。xx军事训练这项工作,本来应该是由参谋长负责的,可是团长却把这付担子压在了我的肩上,这很显然,一是对我的信任,二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抓住这一学习机会,从理论上加深学习研究,并且提高很快;实践上,我更是重任在肩,在野外司令部作战演习中,团长命我拟订具体方案,并根据演习地形、“敌情”等情况,同我一起探讨如何指挥xx作战,尤其是当出现方案以外的情况时如何处置等等,使我受益非浅。

     1955年8月,上级调我到预备5师13团搞新兵训练工作,离开了340团驻地磐石县。当时全军组建了8个预备师,其中在四川驻有5个预备师,预备5师在南充以北,预备13团驻在四川阆中县。

     到任之前,我们先去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了半年,这里负责培训预备5师的干部。参加培训的排以上干部都是从38军抽调来的,营级干部编成一个中队,连排干部编成一个中队。学习的主要科目有:射击、攻防、班排连营战术,以及队列、政治等课程。

     1956年1月,我们在石家庄步兵学校培训结业,结业考试中,我在全师营级干部中考得{dy}名,受到了师里的奖励。

     到了四川阆中县,先遣人员已经在县城以北飞机场处盖好了两个团的营房。那是在我们学习期间,由副团长带领几名参谋、干事组织人员盖起来的。我13团在南,14团在北,东边是操场,西临嘉陵江。

     xx住的房子,墙是用竹子编好后再用麻刀抹上白灰做成的;房顶是直接把瓦瓦在横梁竹子上的。这种房子,既不防冷、也不防热,所以是冬天冷、夏天热,只可以挡风遮雨。

     xx编制和正规军一致,同样是四四编制。我们团长是四川人,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政委和参谋长都是山东人,两位分别是38、40年参加革命的;副团长是山西人,也是38年参加革命的;政治处主任和干部处主任是40年参加革命的山东人。在这些同志当中,除了团长之外,我们几个都是38军来的。

     预备师三月份开始从南充地区几个县招兵,然后把新兵集中到阆中县训练。我具体学习过训练工作,并有一定实践经验,所以由我根据师里制定的训练大纲以及我团的训练场地、教具等具体情况,拟订我团具体训练计划以及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然后交团党委研究决定后下发xx实施。参谋长负责实施管理,副团长负责营建及后勤工作。为了让xx训练达到动作统一、标准一致,每次在实施训练之前,都要召集连排长进行科目示范。这项工作由我负责组织,由专业参谋示范。

     在此期间,我们还组织了一次司令部军事演习。演习前,由我根据演习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所要参加演习的兵力等情况,拟订出作战指挥方案来,由副团长带领团司令部的参谋们来具体实施。由于副团长同志没有实践经验,xx在正式演习之前,副团长让我帮他先熟悉了演习过程,并且统一了思想,以避免在演习过程中出现偏差,保证了这次演习的成功。

     在两年多的新兵训练中,我们都出色地完成了预备师下达的各项训练任务,在训练过程中还受到了成都xx的表扬,并荣立了三等功。

 

八、弃武从农   开发北大荒

     根据中央国防部命令,八个预备师全部撤消。预备五师战士全部复员,排以上干部到北大荒开荒种地,每个团允许保留一个警卫排,团级干部和警卫战士可以携带武器,其他干部不允许带武器。师长、政委和主任调走了,少数干部留在当地武装部门工作。

     我们天生就和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火车一气又把我们从南方拉到了黑龙江虎林县,到了虎头镇。大东北的三月,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我们在虎头镇住了几天,因为那里的房子是57年盖的,炕搭好后从来没有烧过,点着后光冒烟不着火,没办法再住下去了,师部又把我们安排到距离虎头镇80里之外的独木河子村老百姓家里,住上了暖和点的房子。

     五月份化冻,公路开始返浆,汽车开不进来,几百人要吃的粮食全靠人去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们所在的农场,是密山八五一农场三分场,下边每个营分一个队。分场设场长一人,副场长二人,出纳一人,干部处长一人,下设生产股、管理股等等,作为办事机构。我是负责行政工作的副场长,还有一位副场长是负责生产的。随后又调来了农业技术员,同时从总场调来了几台拖拉机。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开荒生产。

     由于刚开出的荒地是生地不能种,所以从当年6月份开始,多数人以建房为主。先在山坡上搭草棚,作为临时住处,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先用木头做出框架,当中用木头立柱支撑,然后再用树条子编墙,将和好的泥往两边一抹,房顶放上横梁木棍整齐地铺上草,很快盖起了简单实用的土木结构的草房。这样的房子防寒防雨、冬暖夏凉。

     我们场部所在地是经过大家精心选择才定下来的,这里风景优美,交通方便,南北公路由虎头镇通往饶河县,东行公路是由东方红农场通向乌苏里江的。场部距乌苏里江只有40里地,江对面就是苏联。我们是背靠大山,站在场部住地向南望去,那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带,远山四周林海茫茫,不远处有一条河,河里有鱼。

     房子靠公路南北各一排,整整齐齐。生活上,主食吃的是白面和包米馇子、高粱米,吃蔬菜困难一些,离我们最近的独木河子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菜不能满足,我们就经常到山坡上去采些野菜吃。六七月份正是野草繁茂的季节,山坡上长满了黄花菜、野韭菜、蘑菇、木耳、猴头等等人可以食用的高中低档多种野菜。有时候,独木河子村的老乡打到野猪,也给我们送一些来改善生活,大家有时候也到河里去摸些鱼回来吃。那里的蛇很多,走在外边经常看到,有{yt}我想晒晒被褥,当把褥子撤开时,好家伙!褥子底下盘着一条蛇,还懒洋洋地不想动弹。北大荒瞎蜢非常多,白天牲口不敢下地干活,只能赶在一早一晚。那里的蚊子也是一大特产,只要它扒在了身上,肯定会起个包,大家平时干活很累,所以也就顾不着那么多了,每天晚上都是这些大蚊子陪伴着过夜。

     我们在新开垦的地里种了一季荞麦,就在荞麦快要熟的时候,上级指示,需要将我们这里的多数干部抽调到齐齐哈尔市,去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党员象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农场留下少部分干部和警卫排的战士,以及刚来的农工,总共只剩下一百来口子人。

 

九、由农场到商场   参加地方经济建设

     到了齐齐哈尔,市委组织部把我们临时安排在市委党校暂住。二百多人,分别住在两栋大房子里面,百十口子人,挤着睡在地铺上。其中多数是小两口,个别同志是有小孩的。为了照顾我,安排我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间里。条件尽管艰苦些,但大家感觉比起北大荒来,还是好多了。

     时间不长,同志们分别安排到了商店、旅馆、工厂、机关去工作了。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征求我对工作去向的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分配,于是就被委派到玻璃厂当了厂长。

     说句实在话,自己由一名军人猛地变为一名企业领导,要从思想上转过弯来还真是挺费劲。因为自己对工厂生产经营一窍不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一切都得从头作起。比如什么叫产品成本,产品成本由几项构成,玻璃制品的工艺流程及产品原料组成等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要用心去学,专心去干,就会战无不胜。

     玻璃厂属地方国营,是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由沈阳迁来的,当时齐齐哈尔算是大后方。该厂建厂早,机构比较健全,有三位正副厂长和一位书记,下设工会、团委、人事、生产计划、财务、供销、技术、行政管理等股室。我主要负责人事、财务和产品质量,另两位副厂长分别负责抓生产技术和行政管理以及供销工作。该厂主要产品是玻璃仪器、注射器、各种器皿和瓶子等。尤其是各种仪器有几百种,工艺复杂,产品质量要求极高。厂里有职工五六百人,大多是沈阳迁来的老工人,这些老工人又大多是在日本侵华时参加工作的,他们技术很过硬,又很能吃苦。

     生产玻璃制品,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沙子和硅石粉加少量化工材料,经过大炉1300度高温化解后,加工生产而成。

     当时生产环境艰苦,生产条件落后,尤其是在夏天,生产车间温度非常高,工人们想办法把浸透了水的草袋子挂起来挡着,并不断的往上面浇水,就这样温度也在50度以上。虽然说玻璃厂是轻工业,但工人的劳动强度不压于炼钢工人。为了防止中暑,伏天工人们早晨四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尽量避开高温时间。

     在炉前操作的多为男工,女的很少。吹制一个十几斤重的硫酸瓶子,要先由女工吹成小泡,然后再由男工吹制为成品;在拉制玻璃管的时候,同样是先由女同志吹成小泡,再由技术工人吹成大泡拉制成不同制式的管子。在拉制管子的过程中,要求外圆内径厚度一致,这样的技术没有几年的真功夫是达不到的。夏天生产比较复杂的仪器,温度过高,又不能用隔热板,所以一气是完不成的,就这样,也得靠工人的耐力坚持,因此说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我们玻璃厂工人师傅的生产技术可是{yl}的,只要有图纸,各种仪器都能生产出来。

     玻璃厂实行生产原料自购,产品自销。生产的医疗、实验用仪器主要是为大厂服务,生产的注射器由商业部门包销,生产的瓶子、茶具和器皿之类的产品是自产自销,当时由于在黑龙江xx一家,所以产品销路不成问题。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差,生活水平很低,特别是住房问题很突出,我到玻璃厂五六年的时间,没有盖过一间房子。我们家住的是原料库的宿舍,条件不太好,阴暗潮湿,不见阳光,那时候大儿子还小,他妈是重庆人,从南方到东北来,对气候和饮食不适应,身体状况非常差,带着病又回了重庆。

     玻璃厂厂风很正,从厂长到车间主任,都是从{zyx}的工人积极分子当中选拔上来的,大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表率作用。党员干部积极带领大家抓好生产,提高质量,把工厂当成自己家一样管理,人人都是工厂的主人,大家工作干劲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我在玻璃厂工作五年多,干部工人没有提出调动工作的,

     1963年上级调我参加了一年的社教工作,1964年回来以后,我被安排到市食品公司任经理工作。当时,市里为了加强管理,把原一、二轻局所属的酒厂、食品厂、酱菜厂、奶粉厂等八个单位,统归食品公司领导。这些单位既有国营的,也有大集体和小集体单位。别看这些单位少和小,它们却分布在全市三个区,且都是干得关系到全市广大人民生活的大事情。白酒厂是齐市多年的老企业,又是市先进单位,他们生产的“北大仓”酒,是黑龙江省级名酒,在当时供不应求;奶粉厂生产设备不错,奶源丰富,郊区有宽阔的草原,养牛的很多,每天都有供应,可是该厂管理上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上不去,成本高、利润低;两个食品厂、一个面包社,生产所用的面粉和糖油等,都由商业部门供应,他们生产的面包、点心都不错。

     由于食品公司刚刚成立,经验不多,但大家有信心搞好。我经常带领公司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或参加劳动,各个企业生产经营搞得红红火火。公司里还专门做了一个样品架,展示各企业生产的产品。正当食品公司干得带劲的时候,上级下了一道指示,宣布食品公司停办,所有干部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

     1966年我又被调到齐市橡胶厂任厂长兼书记。这个厂是专门生产棉、夹胶鞋的,与玻璃厂相比压力相对要小一些,因为原料由商业部门供应,产品由商业部门包销,厂里主要抓生产。该厂组织机构类似于玻璃厂,不同的是这个厂男工少女工多。全厂有职工600多人,生产条件比较好,厂房宽大,冬天有取暖设备,夏天有降温设备。橡胶厂建厂较晚,职工多为本地人。厂里设有裁断、制帮、成型、炼胶、维修等车间。为了加快生产速度,节省劳力,加工鞋帮这道工序委托职工家属干,这样同时也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

     制鞋工艺比较简单,比如裁鞋面,有样板,划出来用电剪子一次能裁20层布,这一下能出3000双鞋面料。鞋帮用缝纫机加工,如果做棉鞋,再加一层毡就可以了;炼胶车间比较脏累,这项工作是把生胶炼好之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细度为200的碳黑和化学剂,然后再压制鞋底、编条等,随后交成型车间。

     产品从投料到开始裁剪、制帮、炼胶、成型、硫化、装箱、出厂,约为半个月的时间,总共用一个月的时间流动资金就可流通一次。橡胶厂年生产能力是100万双,我到该厂的头一年,就实现利润60万元。

     xx前,这个厂的党团员、干部、工人非常团结,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吃苦在前,生活上享受在后,吃苦耐劳,处处以身作则,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

xx开始后的1967年7月,我们三位正副厂长都被下放“劳动改造”了,同时也停发了工资,只发给生活费。我们吃在厂里,住在洗澡堂。齐市距大庆不远,大庆的原油用大油罐运到齐市火车站后,我们三个人再装车运回厂里,作为厂里生产用的燃料,厂里的锅炉也由原来烧煤改为烧原油了。

     1968年秋天,我们到郊区修河堤,干了一上午的活,正在吃午饭时,厂里来了一辆汽车,要把我们三个人拉到市里去开批斗会,市领导和各单位领导都参加。我们下车后走到会场大门口时,工业局的一位干部把我叫住,说不让我进去了,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纳闷。不管怎样,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老老实实,决不乱说乱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通知,让我参加厂领导班子,可以重新工作了。

     我重新工作后,被调到了麻绳厂。xx前,麻绳厂和三橡胶均属二轻局领导,当时为了扩大生产,一二三橡胶厂合并为橡胶厂,xx中又给分开了。麻绳厂是小集体单位,职工只有100多人,主要产品是麻绳、麻刀、石棉制品等。这里的工人大都来自山东肥城县,他们很能吃苦。该厂在xx期间,虽然也形成了两派,但生产一直完成的很好,也许因为是自负盈亏的原故吧,这个厂除了上交税收外,利润可以自行分配,干得好拿得多,生产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工人个人利益。

     我在麻绳厂工作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橡胶三厂。从内心讲,我愿意回橡胶三厂工作,因为一来我对该厂生产等各方面熟悉,二来该厂多数职工欢迎我回去。不过,那些造反派头头们有点不大欢迎,怕我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个别人思想有些波动,甚至要求调走。针对这一情况,我及时找他们谈话,表示决不会因为我曾经遭到过他们的政治*而进行打击报复,请他们放下包袱,安下心来,好好工作。并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基本情况以及工作需要,有能力的可以继续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个别原造反派头头家中有困难,我仍一视同仁帮助他们解决。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工作上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很快使这些人放下了包袱,并且在工作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常和他们讲,人不怕犯错误,就怕知错不改。

     时间{yt}天地过去,两派看我处理问题没有任何偏向性,而且公平合理,所以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就逐渐缓和了下来,团结开始不断加强。全厂干部职工一心一意抓生产、搞生产,一切逐步恢复正常。

     我忘记不了的是,后来当我从齐齐哈尔调保定时,曾经是不可一世的“一号造反派头头”到火车站送我上车时那痛哭流涕的样子,我想他一定是对过去时光的悔恨和留恋吧!这一情景也一直带给我很多思考。

 

十、由齐市调来保定   同38军有着不解之缘

     我在橡胶厂工作时,外调的同志回来告诉我说38军在保定,他们在外调时见到了我的一些老战友。

     1971年5月,我还在麻绳厂时,我和张英杰同志去青岛看一台厂里需要的机器设备,就顺便到保定落一下脚,看看老战友,同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请他们帮忙把我调到保定来工作,主要是因为孩子的妈妈身体状况太差,一直适应不了东北的气候,每年冬天都病得不能下炕出屋,孩子们都还小,我作为一厂之长,工作不能耽误,所以也照顾不了家,家里负担很重。孩子的妈妈也时常唠叨,让我想办法往关里调调工作,齐市的老同志们也劝我到保定看看情况。来保之前,我给老战友写了一封信,他们都非常欢迎我来保定看看。

     到保定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在化纤厂当军代表的老战友113师副师长张友喜同志,他听说我已经到了保定,非常高兴,很快派车把我们接到师部招待所,并打电话告诉了一号裴飞正师长。

     我和张友喜同志是真正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生死与共,患难之交,多年不见,分外亲切,打开话匣子,知心话说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一会,裴飞正师长打来电话,说他办公室水果糖茶都准备好了,他爱人也已经在那等着呢,让我们去他那。老战友相见,少不了的一份热情,一小时后裴飞正师长有个会,他临走前吩咐管理科长办好几件事:一是让老战友住在小招待所,理发、洗澡;二是中午的菜要有鸡和鱼;三是把原来的老同志、老首长叫来大家见见面。

     中午和晚上陪我们一起吃饭的有裴飞正、朱再馨、彭朝臣、张友喜、李加荣等同志,我们都是在一个团工作过的老战友。裴飞正师长说:“多年没见面了,多住几天,到337团看看,给八连的战士们讲讲过去的战斗事迹。今晚有电影,明天派车去转。”

     晚饭唠嗑,大家一直唠到了十一点多钟。第二天,军部来了电话,说不让我出去,中午军首长要请我去吃饭。上午十点多钟,军管理处长周并季同志把我接到了军部,朱副军长、李副军长早已在那里等候了。

     我在任教导员和营长时,朱月华同志是我们团长,李副军长是在我当战士时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首长、老同志、老战友,大家终于又见面了,那种热情、高兴和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完整的。

     白天保定地区正在开党代会,军副政委徐炜同志参加会议没有时间见我,晚上派车把我接到了地区招待所,徐伟同志说;“白天开会,我没时间去看你,今天晚上体育场有场篮球赛,咱们一块去看球,边看边好好聊聊。”看完球赛后,徐伟同志又热情地邀我第二天到他家去坐坐,说张毅同志在家。因为正在开党代会,徐伟同志很忙,所以我表示了谢意。之后的两天,张友喜同志陪我们到白洋淀和满城等地转了转。

     几天的战友相会,感慨万千,依依难舍,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临走时,裴飞正师长似乎还有些什么放心不下,对朱三号说:“东北天冷,给刘新元同志带件皮大衣。”并问我还有什么事需要办的,我表示了谢意。我打算调动来保工作的事,只和张友喜同志说了一下,他认为可以办,所以也就没再和其他同志提及此事。

     回到齐市,我找到了当时的军代表,说明了我打算调动的想法和理由,他表示这事不大好办,让我还是先在原单位好好干,等他请示上级以后再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只好去找在市直机关工作的王乃富同志给出出主意,王乃富同志说让我直接去找组织部长,把家庭的实际困难情况和打算调动的理由向他汇报一下,相信有可能成。尔后,我去找了两次组织部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和家庭等实际困难等情况,部长同志很同情我的处境,表示同意我调动,我非常感激部长同志,谢谢组织对我们全家的照顾!

     我很快就把调动手续办妥了。我怀着极其难舍难分的心情,向在齐市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和老首长们告别,向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好友和同事们告别,还见到了xx原卫生主任史德逊同志。{zh1}又回到厂里交接了工作,同厂里的同志们告了别。办清手续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71年9月份,家人暂时留在齐市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我一个人先来到了保定。

     到保定站之后,张友喜派车把我接到xx招待所安排住下,在招待所吃住了十几天,照顾的非常周到。营房科长很快帮我们找好了临时住的房子,又从后勤帮我们借去了铺板、炉灶、草垫子。10月份,孩子妈带着孩子们,全家举迁到了保定。xx对我们全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特别是张友喜、裴飞正、朱再馨等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

     关于我来保后的具体工作问题,裴一号也费了不少心,他说要不让我到大机电厂工作吧,我告诉他张三号已经安排我到保定化纤厂了,而且住房问题也已经解决。之后,裴一号还亲自到化纤厂来看我,张三号更是常来常往。

 

十一、回忆结束语

     从我个人的出身和家史来看,自己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又遇到了大旱灾之年,家里缺吃少穿,在受人欺凌的情况下,毅然出走当了兵。特别是参加人民xx之后,才见到了光明。在人民xx里,通过领导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经过战火的锻炼和洗礼,使自己由一个不懂事的青年,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光荣而勇敢的战士、一位带兵打仗的军官、一名领导干部、一位带领企业干部职工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厂长经理。

     在十几年的战争中,打过日本,打过国民党反动派,参加了抗美援朝,吃过苦受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在参加地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能虚心向地方干部学习,积极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苦干、实干、巧干,干一行爱一行,苦能吃、罪能受、事能干,没有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总之,我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有大苦、有大难、有大福的一生,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拼搏而干出了一番事业的一生,我能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能活到今天,也是最幸运的一生。

     没有党,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要紧跟党走到我的终年,坚决信仰马列主义和xxx思想,坚定不移!

 

                                              一九九二年于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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