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坛恶少张春桥为何始终难圆总理梦?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其父是国民党内搞卫生工作的一个处长,家里很有钱,有洋车,有佣人。张春桥是一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1932年入济南正谊中学。1933年就已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反动组织“华蒂社”的发起人及中坚分子,并在“华蒂”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玲》,第2期发表了小说《秋》。可见,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1934年夏,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后,秃笔一枝,浪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作家”,目空一切,对施蛰存、老舍和臧克家发动进攻,也不把郭沫若、鲁迅等放在眼里,小小的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猬、十足的“文坛恶少”!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了张春桥瘦削的身影。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校对之余,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相继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行之端》、《土枪射手》、《我控诉》等文章。此后,他成了明里是《火炬》副刊主编、暗里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崔万秋的xx,化名为“狄克”向鲁迅射出冷箭,在《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发表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寒光闪闪的文章,后又给鲁迅写信,攻击、抹杀鲁迅。鲁迅对此极其愤慨和轻蔑,作《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二文进行反击。可是,在鲁迅辞世之后,张春桥居然挤出了眼泪,赶紧把自己化装成“鲁迅的学生”。这个文坛无赖,竟写起悼念的文章来。由此可知,小小的“狄克”,两面派手法已经颇为到家了。难怪,他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明里是人,暗中是鬼,对于这种化身之技,变脸之术,他早已颇为精通了。

1937年8月13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张春桥离开上海,前往济南,住进了济南市xx局长赵群弼的家中。同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准备逃命。这时,张春桥才从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踏上延安那片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他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后两个月,便写起了“延安通讯”,凭借着“化身之技”,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不时地与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产生摩擦,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向*晋察冀边区党委写了针对邓拓的告状信。幸亏*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使“狄克”诬告失败。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文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下去……

1947年,《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他很得意,他的顶头上司是情投意合的柯庆施。柯庆施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张春桥被他看中,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在石家庄的这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跳“龙门”的契机。

离别大上海十二载,张春桥终于回来了,而且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走马上任之后,他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正局长是恽逸群,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恽逸群跟邓拓一样疾恶如仇,不留情面,这使张春桥怏怏不快,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坐上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张春桥开始交运了。《解放日报》漏登了《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斯大林元帅电贺xxx》的电讯,一些人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事态扩大,导致了恽逸群的下台。张春桥乘隙而入,取而代之,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攻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一两个局、部以上的领导干部审阅。他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张春桥坐上这把金交椅,从此便一步步直上青云。

摸准xxx的思想脉搏,连发大论,张春桥开始引起xxx的注意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需要另外挑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柯庆施被内定为*上海市委书记。在走马上任之前,柯庆施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并留住了准备北上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柯庆施走马上任了,张春桥紧随其后,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特别留意xxx主席的言论,他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xxx主席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1956年9月,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张春桥在1956年*上海市委{dy}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成为*97名中央委员之一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张的消息更加灵通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他今日批这个,明日批那个,成为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反反复复地琢磨,摸准了xxx主席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刊于1958年6期《解放》杂志,不多时便送到xxx主席手中。xxx对此发生了兴趣,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并亲自提笔写了《编者按》。

xxx定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张春桥的名字,{dy}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yt},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极其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yt}。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姚文元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张春桥帮了姚文元,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短短的10天内,连发四篇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反戈一击”成了“反胡风的英雄”,这算是张姚的{dy}次合作。

张姚的第二次合作,是在1957年夏天,张春桥获悉要“反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了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忙忙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在《文汇报》上。这篇文章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因为它得到了xxx的赞赏,并且嘱令《人民日报》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使姚文元引起了xxx的注意,在姚文元看来应该感谢张春桥。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得力xx。张春桥扶植这根棍子。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只要动口,都由姚文元动笔。

1958年7月1日,《解放》半月刊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携,姚文元调入*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疯狂地挥舞棍子,攻击一批着名作家,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充当幕后导演,出谋划策,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当《解放》停刊之后,张春桥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姚文元不断地按张春桥的旨意,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

在张春桥得意之时,却遇上了一个敌手--*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享有颇高声望,他的政治见解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张春桥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劲敌。张春桥咬牙切齿,狠狠地说道:“整人要有机会。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xxx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着名号召。张春桥认为,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向陈其五发动突然袭击,陈其五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被撤销了职务,开除了党籍,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张春桥获胜,取而代之,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不久,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候补书记。

到了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有头有面的人物。

当张春桥{dy}次握着xxx那大而厚实的手时,“幸福暖流一下子涌上心头”

江青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他把江青的见解归纳为三点:{dy},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张春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历史性的。他给江青留下深刻的印象。张春桥交了鸿运。他发觉,一旦得到江青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他得知江青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投其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接近她的捷径。

张春桥迫不及待,想为江青效劳,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张春桥终于盼来了江青给他的任务。江青又“光临”上海,那是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这次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说,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张春桥抓住机会,紧跟江青。他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这样《智取威虎山》成为{dy}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革命样板戏”。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张春桥的暂时目的达到,他乐了。紧接着,第二个任务下达了,1964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编成京剧嘛!”

张春桥遵照江青的“指示”,竭尽全力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样板戏”。由此,张春桥博得了一个别致的雅号:“两出戏的书记”!张春桥借助了“抓京剧现代戏”这条捷径,迅速地靠上了“{dy}夫人”,从此扶摇直上。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此后,江青频繁来沪。每一次火车还没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早已肃立站台,恭候江青光临。这时的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派给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团》的任务。张春桥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他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担。他找到了于会泳,这个人“忠实”于江青,精通“拍马经”,对“样板戏”也内行。张、江对他极为欣赏。

于会泳在张、江的提携下,成了“政治暴发户”,张春桥也有了得力的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抓另一桩“绝密”任务--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

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江、张、姚三人结帮的契机。

1966年3月28日,康生背地里向xxx告彭真的状,xxx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当张春桥握着xxx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他的感觉像“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张春桥真的要飞黄腾达了。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lx}身边的沙发上。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dy}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伟人。在xxx面前,张春桥言语不多,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他预感到就要步入中国政界的{zg}层了。

出任“中央xx”副组长,成为张春桥宦途上跨出的关键一步

张春桥的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上海市委对此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态度。“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率队冲向上海北站,扬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为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王洪文决定卧轨拦车。这就是上海爆发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1日,“中央xx”小组派张春桥乘xx专机赶回上海,会见“工总司”。张春桥在此结识了王洪文。因搞“革命样板戏”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江张姚结谊,今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张春桥想借助于王洪文xx上海市委,因此他很痛快地支持“工总司”,张王的{dy}次合作非常成功。xxx对此却没有反对,在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用事实,后有概念。”张春桥听到这一消息,知道自己“立了一大功”。

张春桥野心勃勃,他认为争夺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他要“进军北京”了。

1966年7月25日晚,江青、张春桥光临北京大学,会见了由于写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xx”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而闻名全国的聂元梓,他们三人相交很深,臭味相投,一见面就热烈地交谈起来。聂元梓对常溪萍恨之入骨,他要攻击批判常溪萍。张春桥的战略是“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了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果然,在张春桥离开上海的第二天,聂元梓等召开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聂元梓高呼:“xx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然大乱!”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上海又爆发了第二桩轰动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在聂元梓、王洪文的指挥下,红卫兵占领了《解放日报》社,长达九天九夜。在张春桥的导演下,上海大乱了。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要置上海市委于死地。他挑选一些信得过的狐朋狗友,建立一套“工作班子”,以便在中央立足,坐在北京遥控上海。张姚策划让徐景贤“起义”,建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聂元梓来上海“串联”了,她和徐景贤初次相见,便非常投机,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xx杨西光!砸烂常溪萍!”1966年12月18日,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路线大会”,那些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徐景贤口若悬河般地历数了上海市委的“反对xxx革命路线”的罪行。张春桥笑了,把上海市委“将”死的目的得逞。可是,张春桥决不满足这些,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他秘密会见蒯大富,面授机宜,借蒯大富向刘、邓开炮。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xx刘、邓”之声震撼首都,掀起了“xx刘、邓”的高潮。张春桥在这场活动中,却是一个“隐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背后“教唆”。与蒯大富密谈时,他还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让姚文元替他去。可见,张春桥是一个多么阴险的人!

1967年1月4日,张、姚返回上海,与“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密谈,张春桥说道:“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政权的工作班子。……”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之为“一月革命”;把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

正当张春桥做此美梦的时候,上海红革会向张春桥发起了进攻,抓走了徐景贤。在上海街头贴出了这样的海报:“1月13日上午,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张春桥在这危险的时刻,只有向江青呼救。

江青救了张春桥,那“炮打张春桥”的海报纷纷被“中央*特急电报”所覆盖。张春桥终于盼来了这{yt}。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落进了张、姚、王这伙阴谋家手中。“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目光转向北京,觊觎着中央的党政大权,终于用“*小组”副组长的头衔换到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

野心勃勃的张春桥,掌握了上海的党政大权,他的目光转向北京,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1967年2月18日,xxx在怀仁堂召集中央碰头会,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与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谭震林愤怒地斥责这帮无赖:“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像记录员似的,记下了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而张春桥冷若冰霜,一言不发,他竭力用脑子记对方的每一句话,他不马上“回击”,他向来策略是“后发制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当天夜里,张春桥和姚文元、王力一起核对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中央碰头会记录》,第二天,拿着这份记录,到xxx主席那里,告了老帅们的状。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由于张春桥一伙的捣鬼,被说成“二月逆流”。

张春桥得意了,2月24日与姚文元在上海露面。此时此刻的张春桥仿佛是“钦差大臣”,他借用xxx的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xx。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央xx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中央xx”权重一时,张春桥大权在握。

“中央xx”副组长是张春桥在“xx”中赖以立命的{wp}。但是,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伦不类的头衔。他在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七号人物。在会议新闻公报上,张春桥的名字是如此出现的:“xxx、林彪、xxx、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是不安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的。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垮台,使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到第五号人物。他窥视着中央副主席的位置。可是事与愿违,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了中共xx的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xxx,中共中央副主席xxx、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他的心情非常沮丧: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更使他恼怒的是,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老帅们一一恢复了名誉,在中共xx,*成为主席团成员。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决斗又要开始了。

张春桥仍在得意。《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人们简直不可想象,“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张春桥在宦途上飞黄腾达至此,仍不满足,他想当总理。

张春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仍不满足,他想当总理,但xxx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1974年4月,周总理因患癌症,病情渐渐加重,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张春桥与xxx并列为副总理,两人是水火不容,尖锐地对立。*是影响他实现总理梦的{zd0}障碍。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靠“xx走资派”起家的小卒,他不是*的对手。最使张春桥不安的是,xxx和xxx都支持xxx。独力难当,四人结帮,为了共同反对xxx、*,王、张、江、姚结成了“神圣同盟”--“四人帮”。在“四人帮”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是“旗手”,姚文元是棍子,王洪文是副主席的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的双眼一直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xxx健在{yt},xxx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dy}副总理”。因为“{dy}副总理”有双重的意义:{dy},现在总理正病重,“{dy}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xxx故去,“{dy}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从xxx的机要秘书那里传来了这样一句话:“谁当{dy}副总理?邓。”这使张春桥坐立不安,他必须抢在xxx之前,尽力改变xxx的主意。于是他出主意,让王洪文去长沙告xxx的状。但是,张春桥这“狗头军师”xx失算了,xxx决定:“提议xxx任党的副主席、{dy}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从1975年1月5日至1月18日,短短的13天之内,xxx和xxx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xxx。张春桥惨遭败北,他的总理梦破碎了。

 

张春桥并不甘心,他的“总理梦”并未破灭。有人向xxx告xxx的状:“xxx否定‘xx’,xxx在翻案!”张春桥高兴了,“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xxx的最有力的支持者--xxx,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在张春桥看来,中国的新总理,非他莫属了。本来势必会接替xxx成为总理的xxx,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张春桥的“总理梦”可以实现了。

 

张春桥万万没有料想到,新总理不是他,而是华国锋。张春桥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xxx,xxx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张春桥是多么沮丧、恼怒,他要报复!

 

“四人帮”你一炮,我一枪地围攻xxx。张春桥是这样说的:“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20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们1956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了总理。我看,xxx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dy}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共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此时的张春桥,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xxx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dy}副主席。张春桥又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1976年9月xxx去世,张春桥认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话:“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么巩固政权。xx。”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在准备着“打仗”、“xx”,给民兵发了74000余件枪、炮,弹药1000多万发。

 

xxx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狄克”的末日来临了,他的“总理梦”再也无法实现了。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发出通知,说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当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王洪文比他们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不费一弹,不开一枪,张春桥一伙,“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金木水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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