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这既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深刻体会，更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着眼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的长期战略部署。

    扩大内需是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是我国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以内需为主。大国经济发展都是以内需为主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外需在我国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但内需仍然是主体。一是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超过90%。1978年—2009年，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虽然持续缓慢上升，但在比重{zg}的2007年也只有8.9%，投资和消费两项构成总需求的主体。二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80%。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在1990年超过一半，达到50.4%，此外有6年在20%以上，有6年为负数。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主要靠内需拉动。三是出口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总体上低于15%。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虽有上升，但2008年也仅占17%左右。有人依据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即“出口依存度”得出外需为主的结论，其实是一种误解。出口额是类似于“销售收入”的概念，其中只有国内创造的增加值计入我国GDP，而占出口额50%左右的转移价值即进口投入品是不计入GDP的。可见，无论用哪项指标衡量，我国经济发展都是以内需为主的。

     迅速有力地扩大内需是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之举。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急剧减少是诸多困难的直接起因。中央及时决策，迅速扩大内需，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趋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2009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陡降为-44.8%，内需的贡献则高达144.8%；全年经济增长8.7%，消费和投资分别贡献了4.6和8个百分点，弥补了净出口下降产生的负3.9个百分点。实践表明，在出现严重外部冲击的异常时期，内需作出了异常重要的贡献。

     坚持以内需为主是我国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扩大内需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相比，我国有条件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内需。首先是有能力。我国储蓄率高，金融体系资金充裕，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有操作余地。其次是有空间。我国应对危机的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用于促进新农村建设、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美国政府发债主要进入金融体系，拯救金融机构和补充流动性。这些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游荡，随时可能进入市场推高价格，回收压力较大。从更长时期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内需增长空间很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今年的投资增速、广义货币M2增长等重要指标适度低于去年，就体现了这个要求。

     优化结构、促进内需可持续增长是当前的突出任务。当前，在扩大内需总量的同时要优化内需结构。一是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国际经验看，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匹配，但消费率长期明显偏低，不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要求，也是不可持续的。《报告》将积极扩大居民消费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并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供给、完善鼓励消费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二是优化投资结构。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投资意愿看，我国养老压力趋大，社会保障在较长时期内以保基本为主，因此相当一部分居民希望有投资机会，为未来提供收入。从投资机会看，产业升级、能源资源开发、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都有较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并有良好的收益预期。从投资能力看，我国储蓄率高，金融体系资金充裕。所以，关键是要优化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三是促进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这是保证内需增长可持续的根本要求。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投资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够，长期下去会加剧投资、消费失衡。因此，应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多吸纳就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政府投资要多向民生、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倾斜，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增加消费供给和多元化消费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将深入发展，我国应当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需

     《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全面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发展要求，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今年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着力点是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机遇，继续重视和利用外需。

     应当看到，外需虽然在总需求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能够调节内需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数年份出口与国内需求反向波动，发挥了调节总需求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我国有两次收紧内需、控制通胀的经历，外需对增长的贡献1986年和1987年分别达到31.8%和26.2%，1989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44%和50.4%，发挥了稳定总需求的重要作用。二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强。我国出口产业相对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和加工环节，工业百万元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平均为6.37，而主要出口产业的这个指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如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显然，创造同样的GDP，外需能吸纳更多就业。三是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有调研表明，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同一城市，外资企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也明显高于国内企业。这也是国际上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比较相对较高。四是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国多数出口商品不是高消耗、高污染产品，例如排在出口前两位、占出口总额接近一半的电子通讯及计算机和纺织服装行业，就具有劳动密集和相对节约环保的特点。特别是加工贸易产品，大部分是引进国外资源和技术密集的投入品，我们再投入劳动力加工出口。例如，与在国内经过棉花种植、纺织印染和服装加工三个环节后再出口成衣相比，更好的选择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从事3倍的服装加工出口，因为棉花种植需要土地，印染环节有污染。出口商品中也有资源消耗高和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比重不大。最近几年，6类45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7%。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应正确理解出口收益。出口收益应当与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相比，而不应与出口额相比。例如，如果以加工贸易方式仅从事服装加工环节，就不能以包含了棉花种植和纺织印染环节转移价值在内的服装出口总额作为分母来计算盈利比率。假设以增加值计算的盈利比率达到10%，若以全部出口额作为分母计算，盈利比率就会被“摊薄”为3.3%，其真实获利程度被低估。今后，应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和收益水平，同时综合考虑扩大就业和节约资源、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同时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将推动外需继续扩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时期往往成为危机最深领域全球化的跃升期。其原因在于各国危机程度不同，危机较重国家的企业难以自保，需要危机较轻国家的企业投资重组，这便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上世纪90年代拉美和亚洲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资产中外国资产的比重平均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IT(信息技术)泡沫破裂后，IT产业的全球重组和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贸易增长。可以预计，这次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总体上不会逆转，跨国产业重组更趋活跃，不少陷入困境的科技型企业、资源业企业正在寻求被收购兼并，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推动内需外需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促进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完善体制机制是关键。一是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收入和即期消费能力。二是加快服务业改革开放，重点是放宽准入、引入竞争、降低成本，扩大居民服务消费。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业，应发展多元提供主体和多种服务方式。我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压力突出，应扩大服务出口，提供更多适宜岗位。三是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价格机制扭曲，影响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上的配置，影响内需和外需结构。例如，当某种资源定价过低或者资源环境成本没有xx体现在产品价格中时，就会大量低价出口，导致外需不合理增长。四是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不健全，就会产生不合理的要素跨境流动。如果外资长期享有优惠政策，就会抑制内资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如果国内资本市场效率不高，好项目就会到海外融资，良好获利机会就给了国外投资者；如果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有些资金就可能转向境外。五是有效使用市场和政府两种调控手段。在外需或内需出现严重波动时，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干预，防止总需求波动过大；而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内销和外销、进口和出口、内资和外资以及各类市场主体地位等方面，总体上保持政策“中性”，慎用倾向于某一方的干预政策。这是合理配置内需外需的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基础，政府有限的干预能力就能集中于战略领域和非常时期。

     (作者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