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1日... 温家宝18日主持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新华社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突出加强基本口粮田建设，积极发展后续产业，妥善解决好...

可是，紧跟着，茅于轼等专家，就和总理干上了。他们提出中国的粮食不成问题，我们有的是钱，可以买粮食吃。

为此，我写成了以下的文章，本来是想放在我的书里边的，要做为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的片面性和思维的单向度的例子的。

现在，又因为一个转基因粮的问题，促使我把它作为博文发表出来。

我以为，把关系到十三亿人吃饭的大问题，寄托给外国人，是中国的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里通外国，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背叛。
我要说的是，温总理忧国忧民，提出保护18亿亩口粮田红线不能突破。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们，却和总理对着干了起来。他们不能够顺应当时代哲学给思维指出的发展方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正在被西方知识界纠正的理性偏见。当千百农民工为回家过年买不上车票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火车票价还涨得不高；当国务院总理发现必须注意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保护基本农田时，却有经济学家提出粮食根本不缺少、外国耕地有的是、粮食也有的是，我们有的是钱，粮食根本不可能缺少；在一些老中医看到日本和美国都在发展中医而有可能超过中国而心焦、呼吁注意发展中医药学的时候、却又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们提出要在中国废除中医，这些知识分子们究竟是怎样了？

当然不排除类似吹黑哨这样的利益在背后的作用，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的方法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导致出现了这些问题。

（顺便指出：针对现在热议的转基因粮问题，我以为，现在是有一些幕后黑手，企图控制中国人生存的命脉，当年茅于轼可能是天真，今天不负责任的吹奉转基因粮则是因为心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它生产的任何环节都不能被控制在别人的手中。让别人卡着您的脖子了，您还有什么发言权？？？）

茅于轼对微观经济学简捷精彩的表述。由于经济学家茅于轼具有工科注重实用性、实践性的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他就能够直截了当地叙事。工程背景给了他一种深入浅出地表述问题方法，加上他长期运用运筹学的数理经济学实践经验，当然也少不了个人的聪明和努力，就使他有能力写出一本微观经济学的好书——《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简明扼要、说理清楚、数学知识和图表的运用恰到好处，对普及经济学和高级数学知识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微观经济学和高等数学在经济领域运用的人来说，至今仍都值得一读。

但是，茅于轼毕竟只是通过数理，而不是通过政治学或文学背景转入经济学领域的。商业的成功，又使他高居于上层，就使他失去对于最基层的实际情况的了解。这种知识的片面性和立场的变化导致的后果是：他虽然可以给别人说清楚把一定数量的化肥怎样分配给自己家的两块土地，以获取最多收成；但是要让他自己懂得别人家菜园子里种的不是自己随便就可以方便取用的蔬菜这个简单道理，他似乎就有点晕头转向。从他仅只用自己在微观经济学普及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随随便便对于关乎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的粮食问题上不负责任地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来看，如果要把他作为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评价的话，他就是不称职的、起码是不负责任的。

茅于轼仅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政治敏感性、社会责任心和对大众利益的普世关怀，缺少对世界能源问题和战略物资控制权的了解，对中国运输和庞大人口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战时粮食分配制度怎样实施到位也没作考虑，他对后现代哲学似乎也毫无概念。后现代哲学承认世界具有不可预见的偶然性，随时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人不可能xx把握未来，所以防范风险和对战略物资的控制力是每个国家政府领导人都必须十分看重的一件事情。这样，茅于轼就把一个由战争和国内外源形势决定复杂问题，简单化为一个自由市场中普通商品在理想化市场中的交易问题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是非常危险的。

茅于轼所“固守的”经验也是有问题的。他的成功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年，茅于轼曾经以他的数学知识弄明白了，当时人们认识到的那个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规划问题。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线性规划的创始人康托罗维奇等人。茅于轼后来就被他的这个成功经验所囿，他自以为在当时那个闭塞的学术环境里，他从一开始就能够抓住经济研究的世界前沿问题，自己对经济学的本质已经很了解了。但是，遗憾的是，茅于轼认识到的也只是微观经济学的现代数理方法——只是微观经济学中的数学物理方法而已。

茅于轼也脱离不了中国社会这个所有人都住上爬的规律。这样他就开始脱离开自己的专长，以一个微观经济学家的眼光对国家的宏观经世济民的政策发表了大量的意见——其中有许多偏见。要认识到他对粮食的看法只是一个偏见，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一个普通农民，根据他长期的经验就可以知道，他的有关粮食问题的说法对于有十三亿要吃饭的人口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实际情况是，不论哲学还是经济学领域的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的奖获得者们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成经世济民的学问，必须要站在一种人性的假定或立场上理解和解答经济学问题。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者，必须对社会心理学有所了解，而这些素质，好象茅于轼不太具备。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从七十年代后，经济学就跳出了数理经济学的范围，在于心理学等学科的交融结合中开拓发展空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超越常规地在1978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了研究人类决策与判断的赫伯特·西蒙教授和丹尼尔·卡曼尼教授，他们都是心理学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鄱在美国xx市场上摸爬滚打出了许多宏观经济学调控的经验，由于有了这些经验，他才曾经开玩笑地说：“所谓‘新经济’，实际上就是心理学”。

而对人性和社会心理学有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正是我们所缺少的，真正有资格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才。

茅于轼关于粮食问题的单向度认识偏差

帕斯卡尔说：“有各种不同的正确意识；有的人在某一序列的事物上（有着正确的意识），但在其它序列方面则否，在那些方面他们是在胡说八道。”遗憾的是：茅于轼后来写的另外一本书中，专门有一节讲起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十分明白的显示出，他是一个只知道自然法则（仅仅只是微观经济学法则）而不理解国际规则（民族国家间复杂的国际斗争关系和人道主义约定被承诺的程度）的单向度人。茅于轼说：“粮食是不是缺，技术的生产潜力非常可观，比化肥、种子大多了。其次是粮食贸易的机会也远远没有用尽，全世界，要看粮食价格是往低走还是往高走。”“粮食不应该自足，自给自足就不要交换了。”这决定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今后还会继续存在。首先是科学技术。大家知道现在有粮食基因工程，这个粮食贸易保护很多的，WTO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取消对粮食的保护，主要是价格保护、进行补贴，不让有优势的发挥优势。它明明是成本高，但它补贴出口，把成本低的生产压住了。国内贸易里面更是如此，有很多的潜力可挖。”“中国人饿不死，就算粮食价格再涨一倍，用我们创汇的2%去购买总够了。所以，中国粮食非常安全。事实上，我国这几年粮食还出口，外国有人问‘谁来养活中国’是xx搞错了”。茅于轼似乎还想得足够仔细的，他说“但有人讲，如果市场对你封闭，粮食禁运，你有了钱不也是白搭？”对于这样明白提出来的问题，茅于轼则xx凭主观信口开河地断言说“粮食会不会禁运？一般来讲，按照WTO的规定，除非联合国决定，一般并不许可拿贸易做政治斗争的武器。”那么，一般不禁运，如果出现“二般禁运”的情况呢？

因为世界历史和现实却似乎证明，既使在和平环境中，也没有一个不拿贸易做斗争的国家。

关键问题还在于，茅于轼的理由越来越荒唐。在他写的《不要再被“粮食危机论”所误导》一文中，他竟然似乎已经没有了国家的概念，他说：“全世界一点也不缺粮食，全世界耕地有的是，像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这些地方有的是土地，而中国土地非常、非常短缺，应该进口粮食来取代耕地保护。”但是，这里有一个安全问题，对此，茅于轼回答说：“我们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证的呢？显然，只要商店开门营业，粮食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没有什么粮食安全问题可担忧的。”但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由于粮食危机引起社会动乱的事情，茅于轼竟然无视这种事实，冒然地说：“要解决这个问题，{dy}条把粮食危机这个概念xx去掉，把保护耕地这个口号xx否定，然后再有一个好的土地市场，我相信这个土地市场还需要一个私有化。”事实情况恐怕正好相反，中国式均田制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打土地的主义现在为时过早，动土地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让大多数人都没有基本口粮田，把吃饭这样一个庞大无朋的问题，全推给国家，会引发重大危机的。

所以，微观经济学必须在宏观的背景下考虑问题，才能够得到比较正确的答案，把微观经济学的局部结论拿来指导宏观的经济政策，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错误，危害国家安全，到时，这些信口开河的精英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