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如何解决“看病难”-一直往北飞-搜狐博客

在世界金融危机剧烈地影响到中国出口的时候,政府强烈地体会到了内需的重要。中国国民的消费力一直都不强,多数人不敢花钱, 除了国富民穷、收入不均等因素外,社会医疗保障的不健全是主要原因之一。一场重病可能要花掉一个家庭所有的积蓄, 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 普通人就一定会把大笔钱存起来作为不时之需。想拉内需不容易。

近期我国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在征求公众意见后即将出台,尽管群众意见褒贬不一,但改总比不改好。因为医疗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滞后后于经济改革,改来改去都不成功, 以至于国家越来越富强, 看病却越来越贵,越来越难。 因为没钱或没带够钱,垂危病人被医院拒之门外的事例屡见不鲜。 不少时候医生要预先询问病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医疗保险情况而后决定开什么样的xx, 这种事情我在国内看病时就遇到过。 而对于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来说,一旦得了大病, 要么倾家荡产, 要么在家等死。 这一状况早就该改了。

所谓看病难,还是因为钱的事。如果是富人,只要有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存在看病难这一说,难的都是穷人。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更是地地道道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穷人,生病了怎么办?


穷人看病不掏钱

如果说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穷人真有什么特权值得炫耀的话,那就是看病不掏钱!穷人“穷”本身就是“医疗卡”,就是救命的盾牌,这项原则即便是对待他们国家的非法移民也同样适用,任何见死不救的行为,都要付出个人精神上的终身痛苦和莫大的法律代价。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的基本标志。 其实,无论是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施行全民免费公共医疗服务的占多数,他们把“患病”视之为整个社会的“产品”,医疗救助理所当然由整个社会来埋单,这就不存在穷人无钱看病的问题。换言之,为国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医疗服务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这是文明社会的制度使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育程度无关。 很不富裕的朝鲜和古巴施行的全民医疗制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其中或许有医疗条件优劣的差距,比如印度人与北欧那些国家的居民同样都秉承“国民医疗是免费”的原则,但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就有不小的差异。尽管,这种医疗条件上的差异,与他们经济上近百倍的差距相比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毕竟,金钱与人的生命相比,钱算什么!

美国保障“三种人”

美国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极少数几个不为其国民提供全民基本公费医疗服务的国家之一, 所以印象里在美国看病很费钱。美国的这种以市场化医疗保险为主的体制,似乎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更相近一些,只不过这种“形似”远不意味着“神似”,对于穷人而言更是如此。

美国的医疗产业被衬托在一个庞大繁杂的保险市场中。按照法律规定,凡7人以上公司的雇主必须为雇员(甚至包括家属)购买医疗保险。这意味着大部分美国人的医疗问题由雇主出钱(非工资福利)投保解决掉了;钱多得受不了的人还可以加入其他医疗保险品种,为自个儿的身体加大赌注。不属于这两类人的,政府就应负起政府的责任。这些人包括穷人、残疾人和老人,这三个在社会中往往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群体,根本不用开列太多的“为什么”:残疾人属弱势群体、老年人病多开销大,而穷人“穷”本身,这些都足以构成整个社会为其提供免费医疗的最充分理由。

据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5300多万低收入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占美国总人口的1/6强。这就是说,享受免费医疗的群体不但覆盖了美国全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而且绝大部分低收入者也从中受益。美国政府xx一项年耗资就高达3000多亿美元。 这个3000多亿美元的医疗救助支出大约相当于我国2004年税收收入的总和。

对美国医疗服务体制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医院急诊室被称之为“穷人救命的去处”,也是至今仍滞留在美国的1200多万非法移民“治病救人”的{zj0}港湾。在那里,任何患者都不会因为没有医保卡或者“钱紧”等等杂七杂八的原因而被拒之门外,这是法律的一道基本底线。那些没有参加医疗保险也无资格享受穷人医保福利的人,看病后遗留的账单,{zh1}都由政府情愿或不情愿地兜了底。  

澳大利亚: 无论贫富,生孩子重奖,看病免费

居住在所谓西方的澳大利亚,我对西方人的医疗制度和体系感触颇深。在澳大利亚看病, 比美国优越的{zd0}特点就是:无论富人穷人,看病都不花钱,是无条件的。不但住院免费,而且还能免费享受营养搭配科学、兼顾xx各种疾病的“病号饭”。我们曾带一个多月大的儿子到儿童医院看急诊,症状是呼吸急促,在诊察室医生们运用各种医疗设备观察了近{yt},期间我们的午饭竟也是免费的。住了近两天院,专家们的诊断结果是没病,呼吸急促是因躺着喝奶造成鼻腔里有鼻涕造成,喝奶注意一下就没事了。让人感动的是走时医生说的一句话: “谢谢你们带孩子来看病, 发现异常就该马上来医院。” 住院期间,医xx现孩子脸色发黄有黄疸的症状,xx做了检验。几天后医院把化验报告寄到家里,告知:没事,请放心。

在医疗保健制度下,所有澳大利亚{yj}居民只要选择公立医院看病,都有资格享受免费xx,医生则由医院指派。 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时,居民也可以购买额外的健康保险, 私人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可以选择在公立医院进行xx,或在私立医院进行xx。 在私立医院,患者可选择直接支付医疗费或使用个人医疗保险, 病人通常有自己选择医生的权利。 医疗保障体系全国联网,无论到哪省哪市,凭一张医疗卡可以走遍天下。 我们曾带儿子到澳洲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旅游,儿子发烧看急诊,医院甚至都没刷医疗卡, 仅仅记下了卡号而已,给的药也不要钱。

在澳大利亚,看病不花钱,但买药是要花钱的,除非一直在医院住院xx。但政府对低收入者有特殊照顾,发给医药特别优惠卡, 买药的价钱只相当于正常价钱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这样的政策才体现出什么叫“和谐”。

在澳大利亚,无论生第几个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出生、住院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来包了。孩子出生后社区医护人员会到家里进行免费的婴儿检查和育儿指导。 当然也要定期带孩子到家庭医生处打防疫针,自然也是免费的,有专门的卡片提醒打针时期。 到孩子两岁打完所有规定的疫苗后, 政府寄会一封信说,“感谢带孩子去打针, 特奖励300元,奖金已汇银行帐户,请查收。” 至于生一个孩子奖励5000澳元,以及在孩子6岁前根据家庭收入的多少每个月所发的数百以至上千元的奶粉钱,则不属医疗保障范畴,而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功课了。

澳大利亚在世界医疗界的一大独特之处是拥有一支高效的皇家飞行医生服务队, 这个组织1928年由澳大利亚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约翰弗林所创立。它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通过航空提供全天候的紧急医疗和保健服务。服务对象是在澳大利亚广袤而荒无人烟的大陆腹地居住、工作和旅行的人们。飞行医生服务队共有17个医疗基地和38架飞机, 平均每年接触18多万个病人。 这些飞机在服务队所管辖的715万平方公里的"领空"上飞行,每年的飞行里程可绕地球300多圈, 平均每天一圈。此外,飞行医生服务队的大夫和护士们还通过无线电和电话为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人们提供咨询服务。 这个服务队的费用由政府、 工商界和公众赞助来解决。

澳大利亚的医疗服务可谓做到了“一个也不能少”。 而在西方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这方面似乎更胜一筹,假如你到英国英国留学,获得6个月以上签证的留学生,无需另买保险即可自动享受英国国民待遇--免费医疗。如果留学生的配偶和18岁以下的子女作为家属获得签证前往英国陪读,他们可以享受与留学生本人同样的医疗福利。如果留学生拿的是12个月以上的签证,留学生的子女在16岁以下,还可享受英国的义务教育,免费在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外国人尚能得到如此厚爱,自家国民所能享受的医疗保障更可想而知了。 

看病虽不难,体制有弊端

当然,在西方经济国家那些被诙谐为“死人也当活人治”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加拿大的医疗体制就是人们聚焦的一个话题。与澳大利亚相同的是, 在加拿大,穷人和富人享受相同的免费医疗服务、吃免费的病号饭是其全民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加拿大不允许有私人医疗机构,也不允许个人花钱看病。这就是说,想自掏腰包享受医疗服务反而有可能被告上法庭。

和中国农民年老没饭吃,主动抢劫犯罪要入狱有些雷同, 加拿大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医院里那顿“免费大餐”的吸引力太大,以至于人们稍有不适就去看医生,无病xx者众,导致医院人满为患,很多重症病人反而得不到及时xx。而为他人在医院里寻找一张合适的床位,倒成了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 可能是法制更健全的原因, 澳大利亚的此类问题并不严重, 但个别住在医院附近的老太太买完菜后呼叫免费的救护车, 到地儿后拍拍胸脯走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毕竟多元文化的国家什么样人都有。

几年前丹麦的一则新闻则更具幽默价值,残疾人在丹麦的嫖娼开销竟然也由政府埋单。丹麦政府开出的这付“性与残疾人”的xx,要求丹麦的性工作者以积极的姿态向残疾人xxxxx。丹麦政府社会服务部门认为:“残疾人与xx交流很重要,性工作者可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丹麦政府提出的佐证是,残疾人由于孤独、社会歧视和缺少“性福”等原因,患心理疾病的人是正常人的3倍,政府如果每月为残疾人性需求固定报销一些费用远比让这些人免费看心理门诊划算。 

不求摇篮到坟墓,只要活得有尊严

人比人气死人,毕竟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人要保持好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心态。 我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不会照搬西方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政策, 这无异于说“我国不会给每个家庭免费发一套别墅”。 中国人从来没那么高的要求和奢望,从下岗职工到失地农民,目前能解决好他们的民生,让其和人民公仆们一样有尊严地活着就足让人欣慰。 需要加把劲的是抓紧时间,毕竟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建设了将近快60年了。

《工作的穷人》一书的作者大卫·史普勒认为,美国产生贫穷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如何去评价一个社会,检测它的自我矫正能力。当令人伤心的错误已经犯下,当不公正被发现出来,当活路已经没有了的时候,需要观察的是它的政府、商业和慈善机构。它们的反应是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和一个民族力量的指标。”

也正如美国医疗保障协会主席杨大卫所说,穷人的基本医疗保障“想不想负担,多多少少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而非经济能力问题”。换句话说,穷人的医疗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的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家是否有诚意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家庭公司高级行政长官波洛克则称,穷人医疗“从来都不是付得起付不起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做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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