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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琳琅满目的龟兹石窟壁画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和人体饰件，明显不属同一民族的文化系统，但这些服饰绝非画师的主观臆造，而是佛教文化传统与现实有机结合的产物，探寻这些服饰的源流及演变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艺术的传播与发展。

（一）佛、菩萨及天人装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库木吐拉045窟散花飞天

此类服装属于经典中的“神”衣，有经文的严格规范，因而变化余地很小，特征明显，容易识别。常见的佛装有三种，即袒右袈裟、通肩袈裟和双领下垂袈裟，前两种袈裟源于古印度，其中袒右袈裟最早见于印度中南部的秣菟罗造像艺术，这类袈裟质地轻薄，适应于当地炎热的气候佛坐像）；通肩袈裟质地厚重，则流行于古印度西北相对寒冷键陀罗地区。双领下垂袈裟不是印度本土的服饰，而是佛教东传后“中国化”的产物，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政策，佛教造像经历了由“秀骨清像”向“褒衣博带”的变化，由此而衍生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龟兹石窟中的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出现或许与这个趋势有关。

早期龟兹风洞窟的菩萨和闻法天人的服饰特点也很鲜明，一般为头戴珠冠，着大耳环，袒裸上身，颈悬珠饰、肩披帛、胸佩璎珞，手臂上下戴鲜红的臂钏和腕镯，下身穿宽短的裙裤，跣足。此类人物从面容、体格、服饰等方面来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承袭了古印度绘画与造像艺术传统。而晚期汉风窟中长衣飘摆、姿态婀袅的菩萨和天人服饰，则是中原佛教艺术在西域的流布。

（二）供养人装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克孜尔205窟龟兹国王托提卡及王后像

壁画中的供养人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蓝本绘制的，具有极强的写实性，应该是当时龟兹国人服饰的真实反映。龟兹壁画中的供养人可分为王族、高级贵族和普通供养人三类：国王身着宽袖长袍，腰束革带，手握短剑；王后穿束腰翻领短上衣，下着筒状花裙。高级贵族服饰基本一致，均为中分式短发，身着束腰长袍，上绣各种繁丽的花纹，衣领单翻或双翻，单翻的衣领常连有一条短带，可向后缠绕将翻领衣变成圆领衣，腰上常佩带长剑。普通供养人身穿翻领长袍，花纹简单，无佩剑，其身份可能是一些富有的商贾。另外，在晚期的库木土拉石窟中，还出现了汉僧和回鹘供养人形象，其团花圆领长袍的形式xx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武士装

新疆拜城克孜尔224窟八王分舍利

在八王分舍利的故事画面中，常有各类身着甲胄、手持兵器的武士形象，该故事讲的是佛入灭后，各国为了供奉佛骨舍利，不惜派出重兵前往拘尸那城争抢，{zh1}在一个名叫香姓的婆罗门的调解下，八个国王平分了舍利，各运回国起塔供养。这些武士形象源于何处，由于缺乏龟兹当地武士的图象资料作对比，所以目前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一些画面中武士头戴尖盔，身披横纹甲，衣领上翻的特点来看，不排除这类甲服其源于中亚地区的可能性。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集中反映，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既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循序渐进的变化性，作为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饰分类与研究将对石窟壁画的分期与断代提供举足轻重的旁证，本篇短文只是作者粗浅的感觉，并未进行有效的考证，以上观点仅供有意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