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家具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5期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地,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

   

  一

  1948年5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郊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dy}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当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yt}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zh1}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zg}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相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有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只5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xx拆下弹簧,换上木板。总共28个弹簧,按黑市价,一只弹簧正好换棵白菜。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5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风吹雨淋生了锈,{zh1}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紧接着是四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xx”,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涂上暗色。

  二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带锁的抽屉, 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写下这样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国家。父亲用胶布粘接,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运动还远在地平线以外。{yt},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四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愈发不可收拾,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25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像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像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个正在剥皮的大桔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惟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打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遗忘症,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尤其在“xx”期间,它差不多就是罪证。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30块,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儿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搓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dy}台9寸黑白电视机(除了民进秘书长家),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xxx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冷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六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成本又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晕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虽说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单眼吊线,用锯把扁担剖成两半,刨平后用砂纸打磨,罩上三遍无色清漆;待薄如蝉翼的清漆干透,用长螺丝钉和乳胶固定,纵横交错,构成基本框架;接下来用麻绳把弹簧层层绑紧,蒙上帆布,再用鲜艳的浴巾盖在上面。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地,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全楼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xx的主要是19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有一阵,西单商场卖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金属筒装的xxxx,每支仅1元。估摸是古巴输出革命战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雾罩。

  {yt}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通通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必须得找小工干活。那年头哥们儿有得是闲人,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孙中等身材,还算结实,李人高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龙”的哥们儿。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10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文版的《动物农场》。11点多钟才起身开工。{dy}步是要把木料锯成8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哥儿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人的饭量。孙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三点多了,接茬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时而抽雪茄时而抽“大炮”。他指出《动物农场》的“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大约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己进入{zh1}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带来一卷深褐色木纹纸,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胶,把一张张木纹纸贴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监督指挥下,书柜终于组装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们为知识的尊严干杯。

  谁知道,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zh1}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不过这书柜在辗转漂泊中经住考验,一直坚持到全国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北岛 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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