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患病以后走路一直都有些踉跄，微胖的身子不管怎样努力，却都会显出了些老态龙钟的笨拙。但父亲喜欢慢走，一小步一小步，走的琐碎而极有风度。这也一直是父亲走路的特点。手里那根灰白的拄棍，便会随着他步子的节奏，发出清脆而很缓慢的“笃笃”声响。父亲个子不矮，但也绝不是我感觉里的那么高。这似乎是个很难理解的事情。我近三十岁的时候父亲过的世，但我一直没有怀疑过父亲的高大，更没有细细地斟酌他确切的身长。当最近发现自己的这个思想时，我既有些惊异，又有些温暖，对父亲，我想我一直保持着一种仰视的态度，那种深深的敬重与小小的崇拜，让父亲的头上被我有意地散洒了光环，有些被人为地注视成伟岸。但我喜欢并感动自己这样，更多时候，我愿意这样想着父亲。

      父亲走路的脚步很轻，脚贴着地面，“嚓、嚓”，一点也不吵人。父亲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就像他从来只穿中山装而不穿西服一样。那时我觉得父亲执拗，现在才知道那是个性。中山装，藏蓝色，早做的或晚做的，都是一个样子和色调。久了，只要哪里不破损，就分不清哪件是新的或旧的。除此，再没看过父亲在中山装的季节穿过第二款式的衣服。是不习惯还是不喜欢，我不知道，只是每次想起父亲，似乎都是一样的表情和姿势。就像父亲走路时的喉咙，总像有个小提琴在嗓子那弹拉，细细地音，尖尖地飞出来，却又如那久远的表情一样安静而自然。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

      而那顶“得了苏”帽子，却是在忽然间被我有些故意想到的，像父亲手里的拄棍，身上的中山装，喉咙里的“小提琴”，亲亲地贴过来，粘着心，暖着呼吸。

      我觉得，父亲的“得了苏”就像父亲的人一样，好有风度。

      我不知道用“得”、“了”、“苏”这三个字描写那个叫“得了苏”的草帽是不是很准确。当我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出这串拼音时，“得了苏”这三个字便很突然地弹出来，紧紧地依偎着，向我显示着亲近。感觉像不小心碰到了阿拉丁神灯，有点突兀，还有点神秘。或许我被键盘暗示了，或许我被自己暗示了，“得了苏”，这几个字像那个名字一样漂亮，我断然决定，“得了苏”，就它吧。

      母亲说，十几年前，或二十几年前，或更久远一些——几十年前，父亲就开始戴那种“得了苏”帽子。帽檐有双肩宽瘦，阳天能遮挡炙晒，雨天能接雨避湿，很得父亲喜爱。它有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得了苏”。而且还洋气的有根据，因为编织这种帽的草，就叫“得了苏”草，“得了苏”什么意思？谁知道！“得了苏”这名字怎么来的？谁知道！“得了苏”这几个字怎么写？谁知道！反正“得了苏”就“得了苏”了，听着中意不就行了。我问母亲，母亲就是这么回答我的。

      “得了苏”是一种高杆尖叶的草，根部敦实粗壮，楞结分明，有拇指一样粗细。蓬勃起来，就高高地长，密密地分枝，生无数个草头出来。到秋天抽了穗后，那草穗扬起来，像水里生的芦苇一样招摇飘逸。而草帽能采用的，就是这些草穗的细梗，无节无疤，细长光滑。一根一根从草芯里抽出来，光晒、风干、再润湿、编织。其实当时还有两种能与之媲美的草，一种叫狼尾巴，一种叫红眼赤，都可以用来编织。却只因这名字多有不雅，竟一直被“得了苏”的名号抢占，从没被张扬过。草帽的下沿，是用一圈铁丝围成的两肩宽大的帽圈，那细梗如丝的草被一根根地记结在铁丝上，根和穗都向一个方向伸展。之后齐根剪去记结后的草穗部分，收拢草梗排列的空间，收拢至中间，用针线根根连接，隔一根剪掉一根，继续向上收拢。到头后，也就剩下小半拳头粗细的收势。布包住，密缝，用薄铁皮剪成的云彩钩圈住，围严，呈尖角姿势，结实又美观。帽兜用席米兹编织出额头大小的圈，固定在被排列好的草梗上，还是密缝。帽外的针脚处用七个或九个小铁皮裁出的简写“福”字托住，既不露线针脚，还能借助一份力道，并且还形成了一种装饰。那“福”字会连同帽尖上的云彩钩在整个工序完成后，涂上墨一般的油漆，玲珑而坚硬，凝重而冷艳。其实那时大众的漆色也很多，杏黄、深蓝，大红，都会不时地出现哪家的门窗上，可那“得了苏”草帽，却只单单选了色调深沉的黑。若是蓝色或红色，该又会是有怎样的惊艳，我想过，但却一次都么看见过。而那一抹深沉的浓墨，仅仅只是因为喜欢吗？我有些疑惑，但到底怎样，还真的就不知道了。

      那种草帽的生命很顽强，一般都会有少到几年多到十几年的时间。记忆里，父亲只在我十几岁时换过一次草帽。之后，近二十年，竟一直都是那顶老“得了苏”。

      一入夏，草帽便被父亲早早地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碎布顺着草梗，一根一根地擦拭上面的灰尘。那涂了黑漆的铁片自然更不会放过。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也喜欢那帽子。常常在父亲摘下来后，迫不及待地戴在自己头上，用那硕大的帽檐遮住眼睛，手里拿根烧火棍子之类的木棒，立成一个姿势，觉得自己就是电影里常常出现的侠女了。但那草帽着实笨重，常压的我头抬不起来，脖子转动都很吃力，父亲也极是小心他的帽子，会很大的声音让我放下。等我放羊的那一年，父亲主动把他的宝贝“得了苏”拿给我，可是我已经不想当侠女了，我只是让头上试了试，便还给了父亲。父亲笑笑，什么也没说。

      前些日子我忽然想起那个叫“得了苏”的帽子，问母亲，母亲有些遗憾地说，自父亲没后，那草帽一直被挂在仓房的墙柱上，有几个夏天，二哥拿出来几次，学父亲的样子擦拭，再戴上，在院里院外地干些活计。但也只是几次，便又挂到了原处。去年搬家，一眼没照看到，草帽落在了空隙里，受了挤压，变了形，草梗也折断了很多，xx是不能戴了。母亲便把它彻底地拆毁。现在，连个帽影都见不到了。

      我沉沉地叹气，不只是为那一眼没照看到的“事故”。

      生命总是在经历着过程，我知道的。那些过往年痕中的人和事情，被我们挽住的，依然在空气或意念间随携行走。而一些失去的，有意或无意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