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作协的新闻，如同一场闹剧一般，演艺着令人无语的离奇故事。

2010年3月30日至4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于在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开会。这本来是中国特色的文山会海中的小小一片浪花，大家大都习以为常。但随着《华西都市报》和《重庆时报》刊发了两篇《住总统套房、坐奥迪 文人有点高调》《作家团：先订了总统套房 张信哲：只好住普通套房》的报道，称作协本次会议的接待规格相当高，包括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以及重庆作协专为接送作家准备的奥迪车等。此后，作协坐不住了，马上发表声明，称该报道是“严重干扰”，“使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遭受无端的指责，严重损害了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的名誉”，随之带来酒店的“兹证明”：“会议期间未入住总统套房，未吃过几千元一桌的大餐，自始至终吃的都是一般标准自助餐”。然后是两个报社先后致歉函，但是，在各大网站的显眼位置，编辑们纷纷推出了这个新闻，其用心良苦，不言而喻。

而这“损害名誉”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也正高调地揭开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文化协会的异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其实，不仅仅是作协，比如今年年初的“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桑玉柱“剽窃”他人作品申报金像奖”事件，也是脑的沸沸扬扬。

事实上，文艺界的诸如摄协、音协、书协、影协、画协等等，还有一些名头小的数不尽的协会，在形式上这些文化协会，与公民社会意义上非政府组织，神似形似实不是，有官方背景，吃粮饷，却不对纳税人负责，在当下这个背景下，成为了文化异化的诙谐故事。今天我们以作协作为样本，可以很好地展示这种文化异化的路径与其中的实质。

一、自我沦陷与被攻陷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成立。而这之前艰苦的共和国创业阶段，对于文化的政治挂帅，是出于革命的目的。因此，在共产党执政以后，这些文化的政治财产，必须得到延续。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1947年7月23日在北平成立。1953年10月，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但好景不长，随着xx的来临，臭老九成为知识份子的统称，由此作家的身份沦陷，除了新一波的政治挂帅上的定性，塑造了新一批作家，如浩然、闻军、石一歌（写作组笔名），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作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终于熬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十年，对于很多作家、诗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年代。那时刚刚从桎梏中出来的人们，对知识如饥似渴，任何书籍，都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也有喷涌的写作冲动。那是写一首诗歌就可以泡妹妹，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一举成名的时代，文学成为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词汇，也诞生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但是，从地狱到天堂的转变，其实是两极的极端，都不是常态的现象，这就注定了作家们要从天堂降落到正常的人间来。地狱、天堂，从噩梦到美梦，形成了黄粱一梦的轮回，{zh1}是梦醒了。

可是，作家们在人间还未站稳习惯这种脚踏实地时，商业浪潮就袭来了，于是一下子“迷失”了，文学成为生活不再是那么不可或缺的。在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境况中，文学大师的绝迹，伪大师横行。作协声誉每况愈下，颠覆文学的价值观的全面入侵，也只能依靠诺文学奖、富豪榜这个几乎成为噱头的话题一年来一次瘙痒，拉回一些平常对文学拒之不理的人的关注，像心脏起搏器一样，不断把文学从冷宫的边缘拉回，不至于彻底被淡忘。并且最可怕的是每次集体瘙痒之后，依旧只能是一阵热潮，还是不能掩盖文学的持续衰弱，难以力挽狂澜文学的颓废局势。

文学，已经被挤压到生活空间的边缘了，取而代之的是股票、明星绯闻、影视大片，或者披着文学皮的xx、下半身等。于是，很多人开始高喊人文精神迷失了，高喊文学死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正享受着这种时代的商业化甜头，埋头数票子中，没空高喊。就在此刻，作家的身份赋予路径，也从此开始分道扬镳，从政治挂帅，变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嬗变。更多的作家开始娱乐化，而作协则被娱乐化了，从而被污名化、甚至自身蜕变异化。

当然，这只是外因，最失败的是自己人的不争气，自我瓦解。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诗歌《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由此诞生了“兆山羡鬼”这个新成语。还有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的抄袭；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家遥远长期抄袭；贵州文联副主席刘世杰雇网络写手为“xx”等事件。

而政治挂帅最为自我瓦解的事件是，在2009年11月23日上午，《第二次握手》的作者、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张扬，怒打该省作协51岁办公室主任彭克炯（张称彭原来只是湖南汨罗县一个打字员，因为丈夫后来担任湖南省领导秘书的关系而到长沙，并进了省作协），称“湖南作协有黑道传统”。张扬在写给几个月前新上任的作协纪检员的信中写道：“本届作协的5年任期中，腐败更甚。略举一例：全省各地想评上‘文学创作系列’高级职称的作者都知道取得‘参评’资格是要行贿的，要评上就更要行贿，也都知道行贿的对象是彭克炯”，“省作协就是如此烂得流脓淌汁”。

《第二次握手》“xx”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xx。这样的一个作者，应该来说，是很受人尊敬的，而且也到了一个“名誉”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在每个行业里，能获得名誉的头衔，都意味着一种极高的身份。现在名誉主席却只能通过打人，试图去揭露湖南作协的腐败问题，阻止让人把湖南作协搞烂了。这种窝里斗更是自我污名化了一番。通过这打人事件，我们看到的就是作协自身的蜕变与异化，暴露出政治附庸的尴尬地位，以及成为商业交易的平台了，而这在已经政治祛魅的人看来，xx算是失去了“贞操”。

当然，说起湖南作协，2006年10月12日还发生过一桩震惊文坛的暴力事件——湖南长沙市文联主席何立伟（新闻这样描述：身高1.8米左右，光头，有文身）带人直闯办公室痛打《文学界》杂志社执行主编王开林。而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事情的缘由是，王开林写了一部叫做《文人秀》小说，写尽“省作协”许多文人的男盗女娼与阴险虚伪。这部很像报告文学的小说，让何立伟因为觉得小中描写的负面人物形象是影射自己，让多位湖南作协人士自我对号入座，因此就干架起来了。

这说明了基层的作协，作为一种政治挂帅的体制收编功能，自身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了，瓦解到成了一片片割人的锋利残皮。虽然这些作协都是基层的省市作协，但是，在民众的脑海里，中国作协与湖南省作协、承德市作协，不都是作协吗？简直就是同一个东东嘛！

二、来自市场的嘲笑与祛魅

2009年11月30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郑渊洁、郭敬明、杨红樱等人上榜，榜单制作人是吴怀尧，他是一个80后的青年。这个富豪榜从文化角度被看做是一种荒诞的作法，是把文学与财富捆绑促销的方式，把文学作品成为商业领域流通的商品，被剥去了其他作为文化存在的价值，卖的好的主，则是富豪作家。

而之前的2009年10月19日，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做出评价：“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zh0}的时候。”王蒙说。他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王蒙“中国文学处于{zh0}的时候”的言论一出，随即让很多人笑破肚皮，中国作家富豪榜这张榜单，或者能够间接地驳斥王前部长的自信。从这个榜单，我们观察到，三甲（“探花”杨红樱也是儿童作家）之外的当年明月、韩寒、饶雪漫、石康、于丹等，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份文化麦当劳的快餐盛宴，而绝不是“中国文学处在它{zh0}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说{zh0}，也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zh0}吃的时候”。而两个事件，摆放在一块，可以给我们提供了{jj0}的考察样本。王蒙的语言系统里，依然是一种政治挂帅式的，把中国文学命名为“{zh0}”，而吴怀尧则是用一种彻底商业主导手法，按收入进行排名，且冠之于“富豪”的后缀。纵观这些富豪榜上的作家，三甲之外的当年明月、韩寒、饶雪漫、石康、于丹等，展现的是一份快餐式的文学盛宴。麦当劳化的文化，本质上，也是如同一个麦当劳的油炸产品，在文化的表层面粉之下，包裹物是商业意识（商业利益）为主推手的、以供人们精神快餐消费的产物。因为富豪榜本身就是一种从文化角度看似荒诞的作法，是把文学与财富捆绑促销的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文化成为商业领域流通的商品，被剥去了其他作为文化存在的价值，如同麦当劳产品剥去了作为营养物质存在的肉、淀粉与生菜，变成垃圾食物。

在商业浪潮如海啸的袭击下，严肃文学日益式微。而与这进程同时进行的是，这种严肃性被消解，作家的身份被粉碎，而这身份寄托与赋予主要来源——作协，则干脆异化成为一种富有娱乐性质的团体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身份的赋予路径已经将其的归宿指向了死胡同。

于是，在现实的狭缝和未来的死胡同中，文学分裂为两个战场，其一是献媚路线的大众文学，其二是在场权力者和精英掌控严肃文学，这二者是此消彼长博弈的双方。而现在是娱乐化文学（或称之为大众文学）的一支独大，使得文学所谓的神圣性尽失。作为献媚消费品的大众文学与文学“艺术行为”，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诗人卖身、作家裸奔、文人干架等等，就是献媚路线的鲜活案例。

这些行为将文学进一步推向市场，用娱乐化打扮文学，甚至纷纷抢占高地，发行量、收入、出书速度等，都是许多xx的体制内作家所不能企及。他们身上体现了几点：商业化——在市场上翩翩起舞；肤浅化——娱乐至死。而号称坚持纯文学写作等类型的作家，更由于这种自恋式的坚持，把作品当作呓语的后花园，还沾沾自喜。比如，如今“××作协会员”、“×级作家”、“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篇文章”、“共发表××百万字”等个人说明，已经成为古董级的自恋了，但却还是司空见惯。这些有些令人作呕的自恋，不仅消解了政治挂帅下的作家身份，更日渐让文学失去几代人的“感冒”，70后的一部分，80后的大部分，90后的全部分。

但是，不幸的是，娱乐化的文学市场里，这部分人却是消费主力。他们用口袋的零花钱说话，装帧精美，价格昂贵，但依然不能阻止巨大的发行量。因此，在8月初，《人民文学》在具有纪念意义的第600期，推出80后作者组成的新锐专号。作为{zgj}别、xx是身份政治挂帅的顶峰来源的文学刊物，它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就是屈服于这种强大消费力的最有力证据，意味低下了政治意味上的昂贵的头，向消费号召力强的小朋友们“委身”了。

其实这种“委身”的胜利的取得是绕不开“捣蛋分子”韩寒的消解贡献的。韩寒自身就作为商业的弄潮儿（尽管比郭敬明逊色，但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他对政治挂帅下的现当代文学大师中的几个公然发起质疑，而且要命的是，得到众多同龄和更小年龄者的支持，形成一种强大的质疑气场。还有就是与白烨、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等以体制内的作家掐架、顺道对作协表示了亲切的鄙视，并声称，如果他当上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同样的要命的是，这次是更多人的欢呼，召唤了大量拥趸，然后在这过程，为自己竖立了山头，为这个身份路径的转变{zh0}的注脚。而“解散作协”、“老舍茅盾巴金他们的文笔都很差”则成了颠覆与祛魅的冲锋号角。

同样在2009这一年的9月10日，起点中文网启动了“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却不被感冒，灰头灰脸铩羽而归，还让韩寒再次嘲笑了一把。所有这些事件，也就让韩寒的“什么坛到{zh1}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zh1}也都是花圈”成为献给作协的悼文了，因此作协形式上虽是没有解散，但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却“解散”了，更深层的政治挂帅得来的身份优势就更被消解得不复存在了。

中国作家富豪榜，其实就是市场为王的{zh0}胜利体现。作协的声誉江河日下，丑闻频出，被视为了政治的附庸或者歌唱者，一帮吃闲饭的帮闲份子的联盟，因此榜单“状元”郑渊洁——不愁吃不愁穿的商业化作家——退出了，“榜眼”郭敬明加入了，但是这个年轻书商，更像是“居心不良”、搭便车的“渗透”。

三、文化异化的“忧伤”与“优美”

现在，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政治挂帅体制里的若干代作家，已经被商业导向的作家遮蔽了。而商业导向的作家，基本上呈现出了低龄化，出现了xx倒置现象。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就像是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老一辈由于后天的生存经验，获得了尊重，年轻的人都得接受老辈所遗留下来的经验规律。而现在，在这个信息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的来源，已然摆脱代际之间线性的承接，而是成为多元化的知识获取，而老一辈往往在技术后落后，因此信息xx上，xx沦陷了。年龄越小现在话语主导性越强了。

现在整个社会，从经济到社会到文化，这样结构倒置的嬗变都在发生着，因此，作为文化体系下的作家，必然要被拖累到这种倒置之中。这是时代的权力与话语权的自然接力。

在这里，笔者要表示本人对商业导向的基本价值判断，在立场上，笔者是没有任何的鄙夷，我更希望被商业导向的作家们，能够作品多多，财源滚滚，而且有更多的作家，勇于走出濒临幻灭的乌托邦，走入活生生的当下现实，用心去感受这个激动人心，同时匪夷所思的年代。从政治挂帅到商业导向，这反映的是一种时代进步，是时代基因密码的正常变异，按照的是价值规律和公众（文化消费者）需求来引导的，而非政治需求的人为操控，也让文化能都得到以自身的规律发展，避免了人为因素的过分干预。

虽然来自市场的干预，让很多人也忧心忡忡，但是，不可否认，文学包括整个社会文化的商业化（也可认为是物质化、娱乐化），不是文学的堕落，不是物欲横流，不是文化的病症，更不是魔鬼来了、文学死了。相反，这些只是一个表征，在这个表征下，是人思想的解放，是有无限种选择的自由。商业化之下，成败是市场价值规律的引导，而非人们被灌输式的限定（虽然商业的隐形灌输也存在，也一直被人反思，但这也说明这至少是可批评的，不是政治挂帅的那种高高在上，由不得你反驳），也让作家们能够拥有更为独立的人格与价值取向，所以，这份忧伤，其实没有必要，这是文化的庶民的胜利，这层意义比起任何文学或者文化的意义，来得更加深远，成为文化走向正规的一个优美姿势。

而在本文行文{zh1}，通过对于作协这个切入口，探讨了与其发展相似的其他协会的相同轨迹与面临的问题，自身的异化，加上时代趋势的发展，它们到了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灭亡）的关口，而这种探讨，也捋清了人们的各种偏见与不解，然后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时代的变化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