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过度医疗是一次性的，但放进不该放的支架，却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xx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

　　盲目放支架一度愈演愈烈

　　据统计，2008年，我国接受冠心病介入xx的患者有18万多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工程院院士俞梦孙曾指出，其实，很多冠心病患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嗜好来缓解病情，效果非常显著，如无意外，根本不需要在心脏内安放支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举例：他的老师是一位xx的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他没去做冠脉造影、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他汀和冠心病xx，现在已经87岁高龄，仍可以轻松爬上二楼。

　　即使需要做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技术非常成熟，但因为创伤大、复杂、成功率低等原因而不被一些医生所选择。“有些医生告诉患者，冠心病可以搭桥，也可以介入，搭桥要开胸，介入不开胸，我认为这种引导是非常荒谬的。”胡大一曾这样说过，国际上，支架和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但在中国，这个比例高达12:1。

　　胡大一认为，大量不需要介入xx或不能从介入xx中获益的患者正在被置入支架。而北京大学{dy}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指出，在放心脏支架上，甚至出现医院之间“单纯攀比手术数量”的现象，“一个医院能不能通过三甲医院评审，做了多少例介入手术是一个标志性指标。”

　　乱放是过度医疗

　　“有些过度医疗是一次性的，但放进不该放的支架，却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xx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胡大一说。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1年后才能适应。我国目前用的心脏支架几乎全部是xx支架，与裸支架相比，不仅价格更高，安放后更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xx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符合介入xx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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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有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摇钱树，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带来的利益。胡大一认为，“这种情况是少数，但绝不是个别”。一枚小小的支架，直径2~4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就需1~2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翻倍，其背后的利益可见一斑。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过度迷恋技术。胡大一说：“医学离人文和服务对象渐行渐远，学科越分越细，医学生很快就进入一个具体的操作领域，忽视了对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

　　“我们不能让患者花了钱，买到的只是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损失。”胡大一指出，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过度医疗表面上伤害的是患者，实际上{zd0}的受害者却是医生，因为他将失去患者、社会对他的信任。

　　放了并非一劳永逸

　　“造成过度安放支架，不只是医生的原因，也有来自患者一方的原因。”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顼志敏教授说，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跟医生吵架。“其实，就算放了支架，也不是一劳永逸。”胡大一指出，很多人术后继续抽烟、不按时吃药，导致病情很快复发，或者出现新的病变。

　　目前，新医改正在积极推进临床路径和单病种收费制度，有望更好地控制过度医疗。“我们要记住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胡大一说。

　　《生命时报》2010.03.19杨立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