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指与关涉 提要：人是{wy}使用符号的动物。把非符号符号化，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非符号的符号化就是人文。就符号自身来看，符号是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构成。能指是符号的内容，所指是符号的形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从符号的运用方面来考察，运用符号的是人，符号是人人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工具。符号在运用中必须有对应物体，对于运用符号的人来说，才能具有实用价值。运用中的符号所的对应物体，可以叫做“关涉”。在符号热的今天，把所指和关涉相混淆的做法经常出现。我们应当严格区别符号的内部结构与符号外部的运用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这首先就需要区分开“所指”和“关涉”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区分：“（符号）能指＋所指”与“（运用）符号——关涉”。符号和关涉的联系由历时和共时、常规和超常的区别。符号和关涉的超常联系由积极的和消极的区别，修辞用法就是积极的。符号与关涉之间的错位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尤为特出。关键词：符号 能指 所指 关涉 符号人 符号化一 符号人西方学者说，人是{wy}使用符号的动物。“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n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4](P.46)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 [ 4](P44)古代西夏党项族的一个小孩，离家出走，在旷野上，跪拜一块石头。这引起了一个蒙古军人的注意。于是这小孩就为成吉思汗所收养，日后成为一个xx的将军。这石头就是符号，代替他的祖先。动物没有符号，动物不会使用符号。语言文字，阿拉白数字，数学符号，逻辑符号，交通符号，标点符号，图腾，货币，礼仪形式，宗教仪式，军衔标志，身态手势，时装，发型，京剧脸谱，纹身，……统统是符号。中国人打躬作揖，古代是跪拜；西方人拥抱接吻；八卦图；墙壁上的小乌龟，电线杆子上的骷髅头，婚礼上的红双喜，诸葛亮手里的羽毛扇，京剧舞台上小姐的香罗帕，清朝官员帽子上的花翎；龙和凤的图案，驴子和大象，北极熊；橄榄枝，和平鸽；V字形手势；￥，&，……统统是符号。符号是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创造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当然是语言文字。符号学当然以人类创造的一切符号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对象是语言。二 记号和符号与信号方光焘老师主张用“记号”，反对用“符号”。理由是术语要讲究系统性，“记号——能记、所记、记号学”。“符号”不好说成“能符、所符”。[2](P314) 李幼蒸说：“我将siga译成记号，以于译成符号的symbol相区别，而将研究记号及其系统的学问Swmitics或senmiologc译成符号学。这种译法xx是由国内用语习惯决定的。” [3](P1) 其实老坚持用“记号”翻译“siga”的是方光焘，方光焘的弟子也不很坚持这一点，因为术语应当从众，约定俗成。换句话说，国内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别“记号”和“符号”，基本上都用“符号”。所以，我们采用“符号、能指、所指”三个术语。卡西尔区分开“符号”和“信号”。他说：“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n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gnalours）。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某种物理的或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4](P.56)我们对信号和符号的区分，主要标准是：凡是具有因果关系等内在联系的是信号；只是一种人为的假定的联系，就是符号。三 符号和非符号与符号化谈论能指和所指，首先要区别符号和非符号。母亲给孩子一块手帕，让他擦鼻涕。手帕的功用是擦鼻涕等脏物。手帕是工厂生产的，在商场里出售的。这个孩子经常用手帕擦鼻涕，{zh1}手帕破了，不能用了，母亲再给孩子一块手帕。如果这个孩子把这块手帕保存着，老是用衣服袖子擦鼻涕，他妈妈会骂他的。因为手帕是擦鼻涕用的，其价值在被使用之中。一个少女送心上人某少年一方手帕，她可不是给他擦鼻涕的，他也绝不会傻到用于擦鼻涕的，他将珍藏着这方手帕，见手帕如同见到心上人，这是爱情的符号，对于他，这手帕就代表了他的情人。在她，是把手帕当作自己的，希望对方见手帕如同见到她一样，时时想着她。这手帕是符号，是少女的代替者。少女送情人的手帕是符号，母亲给孩子的手帕不是符号。作为符号的手帕，必须指向某个物体，它是某个物体的代替者。作为爱情符号的手帕是少女的代替者，因此得到情人手帕的少年就绝不可以用来擦鼻涕。用手帕擦鼻涕的孩子是不会把手帕当作他的妈妈的代替者的，如果手帕是他妈妈的代替者，他还会用这手帕来擦鼻涕么？符号是另外一个事物的象征物，一个代用品。作为另外一个事物的代替者，符号往往要失去自身的价值，手帕不再用来擦鼻涕；坟墓前的食物，不是吃的，——只有有一妻一妾的齐人才去吃呢！祭祀者把这些食物当作符号，齐人只是当作食物，取消了其符号性质——；作为祖宗牌位的木头已经不再是一段木头——绝不可以再用来垫桌子腿。希腊少女送情人一束头发，表示以身相许。这是爱情的符号，是希腊少女的代替者。一个女孩子卖给商人的头发是商品，头发就是、只是头发，不是符号。 或者说，作为符号之物，作为符号使用期间之内，符号自身的物质功能已经推居第二位，暂时消隐了。“尸”——古代祭祀时代替死者的活人。在祭祀时，他自己把自己当作那个死者的化身，祭祀者是把他当作那个死者的化身来祭祀的。他本人已经退居第二位，暂时地有条件地消隐了。祭祀仪式结束之后，他结束了“尸”的身份，他不再是“尸”，才回复为他自己，其他人也不再把他当作那个死者。 从前，农村里，逢年过节，一家之长敬祖，在祖宗牌位前供饭菜水果；中秋节，在院子里，桌子上，供月饼、花生、山芋、莲藕等，祭月亮。这些食物在一家之长举行过祭祀仪式之后，就结束了它祭祀功能之后，重新回复食物的本来面目，孩子们就可以吃了，因为这时它们不是符号，是食物，当然可以吃。没有人类的时候，宇宙间本没有符号。是人类把非符号的食物转化为符号的。符号化了的事物就是文化。龙、凤、乌龟、喜鹊、乌鸦、狐狸等，被符号化了。祭祀桌子上的供品都暂时符号化了。在非符号化之后，被当作符号的物体，还原为非符号，回复了物的功能，于是，“尸”还是人，充当供品的食物又可以食用了。换句话说，一切的符号都是非符号的符号化的结果。非符号的符号化过程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创作过程。人是符号人，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　四 符号：能指和所指符号同非符号的区别在于，符号有能指和所指，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非符号没有所指，也就无所谓什么能指不能指的。买手帕为的是擦鼻涕，买西瓜为的是吃，买足球为的是踢，……都不必想到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代替者。凶手拿一根棍棒行凶，打死了人。棍棒是凶器，棍棒没有能指和所指，它不是符号。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符号=能指+所指坟墓前的白色芦柴棒和红色芦柴棒是符号，分别为指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子女。白色芦柴棒是能指：芦柴棒＋白色。其所指：第二代子女的意思。红色芦柴棒是能指：芦柴棒+红色。所指：第三代子女的意思。 所指是符号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所指，就没有符号。所指在符号的内部，不在符号之外，所指所代替的那个事物在符号之外。哭丧棒不是死者的后代，死者的后代在坟墓前哭泣着，或者在烧纸呢。“尸”所代替的死者也不在祭祀的现场。因此我们说所指是“……意思”，也就是“……的概念”。所指不是符号所代替的那个事物。语言是一个任意的符号系统。语言中的词是符号，词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词的形式是语音——词音；词的内容是词义。词音是能指，词义是所指。所指不是事物本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dy}篇“一般原则”开始的一幅图画。左边是：一棵树；一匹马。右边是两个语言符号：“树；马”。这就是说：事物在符号之外。符号不是事物。我们可以把这图上的树和马，叫做符号的“关涉”。下一页的图，是符号本身，符号的结构：概念+音响形象。音响形象是能记，概念是所记。这里的概念，就是词义，对于语言符号来说。专门讨论语言符号的时候，我们就用词义代替概念。因为词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概念，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这里可以简单一些，暂时就说“词义即概念”。换句话说，对于语言符号的词，词音是能指，词义是所指。词不是事物，词义也不是事物。事物在词的外面。如果事物在词之内，那么一本《小学生词典》就是一个大力士也拿不动的了。五 “所指”和“关涉” 我们平常往往说：“白色哭丧棒是儿子女儿，红色哭丧棒是孙子孙女。”这些日常言语是不科学的，哭丧棒不是人，绝不是孙子孙女。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白色哭丧棒所代替的是儿子女儿。” 许多时候，人们把符号所象征的、所替代的事物当作符号的所指，这是一种误解。这导致了“所指”的多义性：{dy}，所指是符号的组成部分，在符号的内部；第二，所指在符号之外，是非符号的某一事物。 “所指”的运用混乱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导致读者的思想混乱。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因此，我们应当严格区别所指和关涉。不可以混为一谈。据统计，在今天的中国：张伟——290607；王伟——281568；王芳——268268；李伟——260980；王秀英——2446；李秀英——244637；李娜——244223 ；张秀英——236266；刘伟——234356 ；张敏——233708。“张伟”的所指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张”之姓（这是此人的父亲姓），“伟”是名，“伟”就是“伟大”，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他自己的抱负。虽然在中国有290607个人叫这个名字，但是不能因此说“张伟”是多义的符号（词）。必须明确的是，这290607个人，是语言符号“张伟”的关涉对象，不是“张伟”的所指。张伟——290607。王伟——281568。李伟——260980。刘伟——234356。用“伟”命名的这么多，可见“伟”的文化地位之高了。这正如语言符号“书”的所指：“成本的著作”。但是，“你的书”：（1）你写的那本书；（2）你买的那本书；（3）你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本书；（4）你送我的那本书；（5）你出卖的那本书；（6）你丢失了的那本书；（7）你签名的那本书；（8）你偷的那本书；（9）你最喜欢的那本书；（10）你最讨厌的那本书……。有人说是“书”的多义现象。我说，不是“书”的语言意义的多义，是言语运用中的多义，严格地说，是语言符号的“书”运用之中的关涉对象的问题。从理论上看问题，其实任何一个语言符号在运用中，其关涉对象都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这甚至是符号运用的本质：以有限的符号关涉无限多的对象。符号运用的矛盾就是以有限关涉无限，用有限表现无限。语言符号“我”的所指：“说话人自称”。在言语运用中，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关涉对象。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在听他人说话的时候，就全都成了“你”的关涉对象！我们不在场的时候人家提起我们，不管说好道坏，我们全都是“他”的关涉对象。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说，现代汉语中的“我、你、他”是多义词。所指和关涉之间的联系，由常规的和超常规的之分。修辞格其实就是所指和关涉的超常规联系的一种模式。诗人所追求的即使所指和关涉及之间的超常规的、出乎意料的暂时的一种联系。这种修辞学用法并不改变符号内部的结构，不改变所指和能指的关联。六 符号系统和符号运用我们应当分开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符号系统，单个符号在符号系统中的地位，符号自身的构成；另一个层面是符号的运用，运用中的符号。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在符号体系中，就符号本身而言，它有内容和形式。它的内容叫做所指；它的形式是能指。“美女”一词的词义（所指）是“美丽的女人（年轻的）”。但是它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美丽的女人。如果词的词义（所指）就是事物，那么夸夸其谈者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发财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晋书.载记.慕容德传》中记载说，十六国时期的南燕皇帝慕容德大宴群臣时候，酒足饭饱之际，笑着对大臣们说：“朕虽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诸侯……”于是问诸大臣：“方可自古何君？”青州刺史鞠仲说：“陛下中兴之圣后，少康、光武之俦也。”慕容德立马命令赏赐他帛千匹。鞠刺史颇有自知之明，谦让了一番。慕容德说：“卿知调朕，朕不知调卿乎？卿饰对非实，姑亦以虚言相赏，赏不谬加，何足谢也！” 这里的问题是属于符号运用范围里的事情。慕容德有自知之明，它不是“少康、光武之俦”,吹牛拍马者乱用语言符号。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赏不xx，以空话对空话。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启发是，运用交际中，符号运用中{zd0}的问题是符号和关系之间的对应问题。符号与关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人类生活中{zd0}的问题。古今中外，都如此。 在符号的运用中，符号自身是表达的形式，它对应的事物，关涉的对象是它的内容。如果把形式叫做能指，表达对象叫做所指，那么在符号运用中，符号本身就是“能指”，所对应的，所关涉的东西，则是“所指”。两个层面都用“所指”和“能指”，不严谨的，容易导致混乱。所以我们主张，在符号运用中，采用：符号——关涉。我们反对把符号运用中符号所关涉的对象叫做“所指”。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7月16日报道《中国见到的都是美女》：“中国人时下习惯将女子都称为‘美女’。如今去中国，大凡见到年轻一些的女性，无论长相美丑，你都可以以‘美女’称呼她，餐厅的女服务员、商场的女售货员、出租车女司机。办公室女文员，就像在香港叫‘靓女’一样。”这是一个语言符号的运用问题。这是符号和关涉之间常规联系的偏离。英国人已经注意到了当前汉语中的“美女”的用法问题，可见这不是这经理的个人言语问题。那只是符号在运用中同其关系之间的联系问题。但是，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一次性行为了，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上，用“美女”指“女性”的多起来了。这就很有可能：最终改变“美女”的所指，从“美丽的女性（年轻）”扩大到“女性（不管美丑年龄）”。这个的前辈是“女生”，本来所指的“女学生”，现在几乎是：“女性、女人”。七 “所指”的混乱符号是在能指所指之间的关系形成和得到确认之后诞生的，这种关系要求有相对稳定来保证、保障它。例如存款密码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银行职员和存款人都必须遵守、服从这一关系。但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分离和断裂的。这是在共时态中和历时态中都存在的现象。问题是，谈论这个问题时候, “所指”这个词的内涵往往是混乱的。例如：（1）Do you like Shakespeare ? （2）The blue eyes walked into the office. 常见的解释是：在符号系统中，符号“Shakespeare”的所指是一个英国戏剧家；但是这里的所指却是这个人的戏剧作品。符号blue eyes的所指是人的某一个有特征的器官；但是这里指的却是拥有这一个有特征的器官的人。把这当作是共时态中能指和所指的分离和断裂,这在文艺理论论著中是很普遍的，很流行的。这样说是对符号本质的误解，是一种观念错误,常识性的错误。其前提是把所指当作是符号所代替的事物了，把符号混同于事物了。也是把符号和符号的运用混为一谈的结果。如果把符号写着F，能指作N，所指作M，关涉为D；那么这里不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而是符号和关涉之间的联系问题。英语中，眼睛不是“eyes”的所指，而是它的关涉。把“eyes”和一个人联系起来，这改变的是这一符号同关涉的常规联系方式，是一个语言运用问题，是对零度联系方式的偏离，是一种偏离的联系格式。这种用法并没有改变这个语言符号本身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词典里没有因为这一用法就增加这个词的新的义项。 谈论“所指”时，我们应当严格区分:符号的所指和能指,区分所指和关涉:符号所对应（所联系）的符号之外的实体——“关涉”。这是两个xx不同的领域: 符号内部： 能指——所指 符号运用： 符号——关涉同时需要区别语言和言语，符号和符号运用,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七 所指和所涉我们建议，把“能指、所指”保留给符号结构。符号运用中所对应的事物，叫做“所涉”。儿童看图识字的时候,那些图画是词所代表的对象,是词的关涉,不是词义,不是符号的所指。乡下妇女常常对孩子：“小祖宗呀！你就饶了我吧！老太爷哎，就算你狠了！”她颠覆的是符号的常规用法，却没有颠覆符号本身的内容。绝不会因为她这么一说，词典的编撰者就把“祖宗”“老太爷”的所指改为“儿子”。因为这种符号运用中的现象并没有进入到符号系统来。 有些论著中大谈所指的颠覆，其实是符号运用中符号同所涉之间的事情。并不是符号本身的事情。当然，符号运用中符号和所涉的颠覆，是有可能演变为对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颠覆的，但是，这两种颠覆究竟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提出区分语言的规范和言语的规范。语言的规范说的是语言系统内部问题，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问题。这是语言学问题语言哲学问题。言语的规范指的语言运用问题。这是社会问题，是思想意识形态问题。 例如“茶非茶”现象就有两种。{dy}种：“苦丁茶、大麦茶、芦荟茶、枸杞茶”等其实都不是茶。这是符号系统内部的事情。“瓜子”指西瓜子、南瓜子和向日葵的种子。哈密瓜的种子不是瓜子。不是瓜的向日葵的种子是瓜子。再如：“甲鱼、乌贼鱼、娃娃鱼”不是鱼；“赤兔”不是马；“白头翁”是鸟，也是草。“老板娘”不是老板的娘！是老板的老婆。“铁饼”不是饼,不能吃。“木马”不是马,不能骑,不会跑。这些词，词义——所指是确定，明确的。毫无疑问的。在符号运用中，符号的使用者必须遵守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固定关系，不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它——无权改变,改变了人们不承认的。相反不承认向日葵的种子是瓜子，把哈密瓜的种子当作瓜子，反而是笑柄。索绪尔主张的符号的任意性是非常重要的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组合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因此,这类现象不是能指和所指的混乱问题。第二种，是符号运用中的问题。最近的《市场报》( 2007年7月20日第11版 )报道说：“江西茶协专家称：‘茶饮料’大多不含茶（热点聚焦）”。“目前市场上一些在售的茶饮料其实不含茶。对此，江西省茶叶协会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消费者，饮料中的茶多酚含量必须达到300mg／kg才称得上是茶饮料，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看清饮料包装上的成分表。”“而目前市场上有些生产厂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就拿‘茶’作秀，在生产茶饮料时仅仅是靠香精、糖精和水来勾兑，导致茶饮料中的茶多酚含量不合格，并且使得茶饮料产品的降胆固醇、xx、xx等功效有所削弱。”“针对目前茶饮料市场的混乱，新的茶饮料国家标准有望在今年年底正式出台，目前该标准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根据该新标准意见稿，今后茶饮料中的茶多酚含量必须≥300mg／kg，而且必须在茶饮料的外包装上将含量明确标注。据江西省茶叶协会副秘书长邓运琴介绍，新国标出台后，如果没有标明茶多酚含量或者茶多酚含量不合格的，都不能称为茶饮料。” 把敌敌畏当作“茅台酒”出售;把不学无术者吹捧成“学术大师”，这是符号运用的混乱,是符号同关涉之间的错位现象。这不是符号内部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在社会转型的时候，符号运用的错位、名实颠倒往往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就是如此：一间破房子，叫做“超市”、“X城”。伪劣产品叫做“精品”。于是名称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的焦点。八 正名春秋末期，孔子提出“正名”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 子路》）正名有两种。一种是符号本身的事情,是符号学问题；一种是符号的运用问题,是社会学/政治学问题。赵高的“指鹿为马”，不是符号本身的所指问题，而是符号的运用问题，是关涉问题。修辞学上的种种秀才用法，其特点就是由条件地改变所指的常规关涉及，把符号运用到一般人意想不到的事物上去，比喻和借代等修辞格就是改变常规关涉的格式，这些是不再正名的范围之中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符号运用的混乱往往是一个突出的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报纸杂志上经常出现关于词语内容的再认识的文章，这是因为社会变动所引发的符号所指和关涉之间的矛盾，表明这一矛盾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了。表现形式是符号同它的所涉之间的常规关系被颠覆了。其原因和类型是很复杂的。指鹿为马；挂羊头卖狗肉——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里有符号运用问题，也有符号系统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正名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是语言学问题,另一种主要是社会政治问题。今天台湾的某些xx分子大搞“正名、改名”，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 九 历时和共时 “能指——所指”和“符号——关涉”的问题，都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考察。在共时平面上，个人对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无能为力的，它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社会公认的“能指——所指”组合关系。我大学同屋做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都是其家乡方言研究，他一再问指导老师：“为什么平上去入一定要如此？为什么不可以上声叫做入声？”老师发急了，就说：“大家都叫爸爸儿子，你一定要把爸爸叫做儿子，把儿子叫做爸爸，那你在你家这么叫好了。”{yt}在校门口，看到老师，我同老师打招呼，同屋走开了。他说：“老师有这么说话的么？” 个人是无法改变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组合关系的。但是符号的使用者在“符号——关涉”问题上的确拥有极大的权限，其活动范围那是非常广阔的。其实，在交际活动中，“所指=关涉”的情况，不是非常多的。所指和关涉的偏离,可以分为正和负两种: +1 关涉非所指 零度: 所指＝能指 关涉非所指 —1 我们有许多方式改变符号固有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例如： 千万个雷锋。阿Q们。眼睛们。嘴巴们。女驸马。女光棍。现代的孔夫子。中国的爱因斯坦。李世民第二。东方的巴黎。俄罗斯的香港。“林黛玉”死了。 这可以看作是朝着＋1方向的偏离。再如把岳父叫做“爸爸”,把婆婆喊作“妈妈”。改变所指同关涉之间的联系,是文明,是做人之道。在学校里,见到任何人都喊“老师”;在公司里,见人就喊“老总”;马路上的人都是“老板”,这没有大错的。修辞学中的修辞格其实就是改变所指和关涉之间常规联系的手段。比喻,借代,双关,夸张等的功能就是在语言运用中合理地改变所指同关涉之间的常规联系。某些杂志上的“语文短评”栏目所评的，上海的《咬文嚼字》上所咬的，都是滑向“—1”的负偏离现象。例如最近的一期（2007年第七期）上：《“自食其力”不是信守诺言》《“武门”和“紫金门”》《地狱岂是炼狱》《女性岂有“准岳父母”》等。人们之所以来“评”来“咬”，就是因为大家的头脑里都有一个零度的“符号——关涉”模式。目的是维护常规的“符号——关涉”模式。为的是防止这类运用颠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共时的符号运用中的混乱现象，可能有两种结果。{dy}种，混乱被纠正过来了。第二，超常规的所涉逐步为人们所认可，逐步演变成为常规，{zh1}进入了符号内部，改变符号本身，改变了符号的所指。就词而言，就是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符号是人所创造的，但是迷信符号者甘愿做符号的奴隶，迂腐君子：“渴不饮盗泉水”，“不过胜母之地”。聪明的：改“盗泉”为“廉泉”而饮之。孟子把夏桀和商纣王称为“独夫”。雍正把兄弟改为猪狗。参考文献 [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方光焘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卡西尔 人论 [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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