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色户计

元政府又把所属人口按其服差役的类别，交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职业等区别，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姜户、葡萄户、畏兀户、也里可温户等，称为“诸色户计”，分别承担不同的科差。

诸色户计包括不同的阶级各户的差役、力役，除特殊者外，多沿袭宋制。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平时有坊正、里正、主首、仓官、库子之类的差役；发生特殊情况时，又有开河、筑堤、运输、修城等力役，称为“杂泛差役”。由于差役的繁重，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甚至于家破人亡。元朝时代花

元朝统治者为了满足对军需武器和日用工艺品的需要，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官办。同时，元朝的民营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元朝中央和地方都有许多官办手工业的主管机关和作坊。这些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都很大。元代大的官局拥有工匠二三千户，小的也有数十户，房屋数十间。官局内部分工比宋代更细，例如浙江四明织染局就有染房、络丝堂、机房、打线场等不同工序的作坊多处。这些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主要是供给统治者消费，有些部门也兼营一些商品生产。

由于政府拘刷工匠，垄断原料，使各族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技术得到了交流和提高，加上不计成本，不求数量，因而创制出不少相当精美的产品。如武器、甲胄的精坚，丝织物的美妙，都驰名中外。在瓷器方面，在北京原大都遗址发掘出来的元代多种，造型优美，色彩清新，说明青花瓷的水平已达到接近成熟的阶段。

工匠和匠户制度

在官营手工业中实行工匠和匠户制度。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xx生产，受xx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它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xx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xx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手工业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丝织业发展

元代官私手工业中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旧的丝织业中心如江、浙、四川等地，在元代都有较大的进步。官办的丝织业xx的有、、三处的织锦院，院里织机各有数百台，工匠数千人，有挽综、纺绎等较细的分工。类似大小不等的织染局遍布全国，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也在三千匹以上。

私营手工业也有发展，如杭州、苏州私营丝织业作坊的规模与经营情况就是例证。据记载，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杭州“有饶于财者”，家有抒机四五具，雇工十数人，织工劳动“每夜至二鼓”，其中技艺较高的织工，且可获得“倍其值”的工资。可见在元代丝织业作坊中已有雇佣劳动出现。当时在丝织业技术上较前代有所革新。织锦刻丝方面许多名工巧匠的作品，绚丽多彩，各具风格。

棉纺织业发展

棉纺织业在元代也大放异彩。松江（）乌泥泾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贡献分不开的。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幼年“沦落崖州（海南岛）”，从黎族妇女中学得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1295年前后她返回家乡，又把汉族地区丝麻纺织的经验用在棉纺织上，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一系列的棉织生产工具。如原来弹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艰”，她改用大弓椎击法；原来纺纱用单绽纺车，她改为三绽纺车；在织染方面，还能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织出各种美丽图案，适应了当时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当时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这是黎汉两族人民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

制瓷业发展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方的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zd0}的制瓷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色釉有青花、、红釉、蓝釉等品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突出。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进贡的御器。器内皆记枢府字号，故又称枢府窑。对民窑则加以课税。据记载，当时有三百多座瓷窑在生产。浙江有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北方制瓷业发展也很迅速。除钧窑、定窑继续在发展外，河南、河北在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窑，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窑投入生产。随着各地瓷窑的兴建，瓷的产量在逐年上升，除供应国内的需要外，产品还远销、、和各地。

矿冶业发展

元代的矿冶业也有发展。官办的铁矿冶炼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力低，后来逐渐变成官督民办的形式。如元世祖时期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冶，原由9950户冶炼匠户承担，冶炼出来的全部产品价值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合算，当时官僚王恽建议把冶户解散为民，“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扇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官民两便”。就是要求变官冶为民冶的一例。

印刷业发展

印刷业也相当普及，南北各地都兴起许多刻书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瓯）、福州的印刷业继续有发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后，“平水刻”盛极一时，书坊萃集，私营书店不断出现。各地私人印刷业的兴起，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元朝各民族官民服饰

城市的繁荣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xx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商税增长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是比较xx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宁波）、、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dy}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元朝 褐色印度文铜镜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固然说明了封建剥削的加重，但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封建政府的专卖制度

元代国内外贸易沿袭前代的一套办法，由政府直接管理。它采用专卖的办法来垄断资源，控制市场。国内市场上的许多商品，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由政府经营。官营专卖事业中最重要的是盐，盐课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国际贸易上也实行官营专卖的办法，政府设立市舶提举司。市舶制度的建立使海外贸易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又实行“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元朝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通过这个办法垄断海外贸易，不许“别个民户做买卖的”下海，为此拨出十万锭做经费。后来，不许私商下海的办法虽然行不通，但“官本船”一直存在。民间商人因“通番贸易”而致富者亦不少。如嘉兴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

官营专卖事业，其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巩固封建统治。但由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反而产生了社会经济停滞萎缩的弊病，促使当时封建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

当时人民群众反抗专卖的办法，就是走私。这种官、民矛盾的激化，{zh1}必然发展成武装斗争。

钞币的流通

蒙古建国之初，就曾发行纸币。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纸币流通区域也在扩大，但金的交钞仍在使用。币值不一，地区之间彼此阻隔，不利于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元世祖时，开始推行钞法，发行统一的货币。1260年（中统元年）七月，印造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每二贯可兑换白银一两。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的限制，可用来纳租税。

这样，中统钞就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1275年（至元十二年）灭宋后，又废止了南宋流通的铜钱。随着政治的统一，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为了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了一种至元钞，从五文到二贯共十一种面额，与中统钞并行。以后在武宗至大、顺帝至正年间都曾一度变更钞法，并铸造过一些铜钱，但都行之不久。终元之世，只有中统、至元二钞作为主要纸币，并行流通。

顺帝至正间，为了筹集对付农民起义所需的军费而变更钞法，结果通货膨胀，纸币贬值。{zh1}，演变到以物易物时，元朝也就灭亡了。

斡脱钱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在和西域各民族接触后，受其影响，出现了商业行为和xxx。当时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此词在土耳其语中本有商队伙伴等含义。他们在为蒙古统治者采购消费品的过程中也常替他们经营一些商业或代放xxx，因而获得其信任。斡脱们放出的xxx叫做斡脱钱。

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赋税，有时被迫不得不求助于斡脱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因此被称为“羊羔儿利”或“羊羔息”，负债者经常“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为了管理发放斡脱钱，元政府在1272年（至元九年）八月间设置了斡脱所，后来扩展成斡脱总管府，实际成为封建政权吸吮人民血汗的营利机构。 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

海运 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农产品又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陆路交通和运河外，又开辟了一条海运航线。

元世祖派遣平江南的时候，就曾利用海运把南宋皇家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部运到大都。但大量运输粮食则始于1282年。这一年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天津），开始时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自苏州刘家港开航，“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要省费得多，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东南。

大运河疏浚

大运河 自隋唐迄宋，大运河主要是以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过元朝整修以后，大运河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

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诸河的水源，沿着山东丘陵地的西北边缘，向南开凿了济州河，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开辟了一条人工河道。1289年又开凿了一条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和旧运河（即御河）接通。到了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当时任都水监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在金代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一条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总长160余里，这样从通州就可以顺白河到天津。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修成，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卫河上的临清，打通了一条捷径。粮船可以从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绕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从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

元朝-文明发展

审美情趣

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人，人称江汉先生，是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xx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zg}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称为“xx章句”。

邓牧及其思想

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牙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他指出，皇帝是{zd0}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各种宗教的流行

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元朝 xx书画家 倪瓒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

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zd0}，教主（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