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工程案例(2)_女娲亚太基金会(健康/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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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作者:银石
时间: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 15:00
地点:北京朝阳区双井桥西南角垂杨柳北里甲12号 手拉手爱心餐厅
访问对象:赵东岳经理
访谈人:银石
案例撰写:银石

    源起

    提起餐馆的创办,首先要介绍一个人。赵九合赵东岳的独生子,今年19岁,是一名智障少年,智力相当于3岁儿童水平。九合同时还是2007年第12届上海特奥会25米蛙泳的世界{gj}。九合的教育和日后的生计是作为父亲的赵东岳的心病。他潜心研究各类智障儿童教育的书籍,到北京朝阳区的特教学校观摩调查,发现学校给智障孩子实践的机会太少。

    孩子的家长和学校都曾经努力为智障学生联系就业实习的场所。但现实是,人家要么不肯收,要么用了两天就不要了。谁愿意用个傻子啊

    赵叔决定自己开一间餐厅,为和九合一样的智障群体提供一个就业技能实践的基地。经过几个月的筹备,20071111日,手拉手爱心餐厅开业了。

   

{gj}引发的媒体效应

    餐馆开业前,有记者采访了作为特奥会{gj}的九合,得知他的父亲正在北京筹划这样一个餐馆,便采访了赵叔。正式开业前,报道登出来了。开业当天,20多家媒体不请自来。

    歪打正着的媒体宣传让这家小餐馆很快在坊间小有名气,随之而来的是各电视台的采访、录制节目。媒体的宣传间接为餐馆带来了客源,也让更多的智障孩子的家长把这里当成了希望。许多网友把这里当成聚会场所,许多智障孩子的家长想把孩子送来实习。

    当梦想照进现实

    餐馆开张了,媒体报道了,梦想的{dy}缕光照进了现实世界。接下来要看经营情况了。餐馆地理位置偏僻,为了让酒香弥补巷子深的弱点,赵叔认为餐馆一定要有特色,餐厅定位成湘菜馆,高薪聘请了湘菜大厨,可来吃饭的人却不多。因为这附近的居民大多是北京本地人,湘菜太辣,不合当地居民口味。于是,菜品调整成了家常菜。

菜品定下来了,菜价也是个难题。为了定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赵叔专门考察了周围餐馆的菜价。{zh1},他把自家餐馆的价格定得比其他餐馆稍低一些。

    传说中的酥椒掌上宝

   

    为聚拢餐馆人气,赵叔提供了个性化服务。双井附近有些大商场,商场职工的就餐就到附近的小饭馆换着吃。为留住这部分客户,餐厅为这类员工量身定做了物美价廉又卫生的工作套餐。

    做了很多努力,赵叔并没指望餐馆能赚钱,他希望做到收支平衡,让餐馆维持下去。而现实是,餐馆所处地段偏远,狭长的小巷到了晚上连路灯都没有。餐馆开业一年,一直处于亏损状况。

    智障孩子们的幸福生活

    3个智障的孩子在这里的生活很快活,大部分人都对他们抱有友好的态度。赵叔说,来这里工作的人都要经历与这些孩子相处的适应期,如果无法接受,那只能离开。这是基本要求。在这样的空间里,他们可以和很多人交流,语言能力、行为能力、逻辑思维在逐步加强。

赵叔的儿子九合负责客人走后收拾桌子,最初,他是一次拿两个酒瓶子,然后装到框里。后来,他开始观察并模仿别人的行为。有{yt},他把啤酒瓶的框子搬到餐桌前,把酒瓶一个一个装到框子里,然后再把框子抬走。那{yt}赵叔乐了好久。

    餐厅运营1年已陆续培养了7个孩子,其中智障程度轻的一个已经到另一间餐馆开始工作。


    和从NGO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工人食堂不同,赵叔没有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更不知道基金会,手拉手爱心餐厅启动(40万)及运营资金,均来自赵叔的个人积蓄。

    赵叔曾经自己经营着一个营利的公司,手拉手爱心餐厅办起来后,精力有限,之前的公司也关闭了。据赵叔讲,在餐厅的日常运营费用中占{zd0}比重的支出是人员工资。除普通人员工资外,餐馆还支付给来实习的智障学生工资,根据每个孩子的工作量不同,餐厅发给每人每月200-300元的实习工资,以示激励。

    像很多个人投资的小企业一样,餐馆的亏损也只能赵叔个人承担。访谈中,我问到他知道有基金会等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支持这样的事情么?赵叔不知道。他说,等一些琐碎的纠纷了结后,他就要着手改善餐厅环境和管理,拓宽资金来源了。

他们的烦恼

    资金和规模所限,难以接纳更多智障人士

    餐馆作为就业实践基地,为智障孩子提供了机会,更为这些孩子的家长带来了希望。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家长登门要求能让自己的孩子来实习。可餐馆规模有限,又在亏损,赵叔不得不拒绝很多家长的请求。

    缺少政策扶植

      手拉手爱心餐厅是双井街道的残疾人就业实践基地,是联合国青年技术培训组织的特教实践基地。但在餐馆的生存战中,还需要些更实惠的帮助。得知手拉手的经营困境后,法制晚报的一名记者曾经找到地区残联,残联的答复是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让他去找税务局申请免税去。

    200761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民政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了《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根据新政策,对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实行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的办法,对单位安置残疾人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或营业税减税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由于一些手续问题,赵叔无法申请这项优惠。除此以外,他也没有获得其他政策扶植。一人投资,一人管理,一人承受亏损,这样单薄的力量,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显得太式微。

他们的经验

    特色餐馆

    餐馆开办至今,赵叔已经陆续换了数个厨师。菜不好吃,盈利根本谈不上,人家就是关心你,来了给你钱不吃饭,那也维持不下去。赵叔认为,办成一个有特色,或者有招牌菜的饭馆,才能有吸引顾客的资本,也就有了生存的可能。

   

    选个好地点

    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毕竟巷子浅的馆子客人来的机会更多。

    注重媒体宣传和市场开发

    媒体的报道为手拉手带来了人气。这里也成了特教学校的老师,朋友,很多xx智障群体的网友们的集会场所。了解消费群体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贴心服务,也是餐馆聚集人气的方法。

来源:21世纪网 作者:21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dy}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zd2}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zg}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100万人在{dy}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zh1}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

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dy}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xx。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zh1}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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