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门”事件的三大诱因？

昨日，“茶杯门”一方当事人，城郊乡乡长蒋友军说，当天上午，商丘市和县里都给他打电话过问此事。这位乡长介绍，他原计划把魏克兴关个三四天，25日即会同意公安把他放出来。事件被曝光后，他觉得自己变得骑虎难下，“我如果现在放他出来，岂不是承认我错了？”（人民网）

????? 实际上，了解“茶杯门”，xx“茶杯门”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茶杯门”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它的发生是由生活小事引起的，是发生在农民和乡长两个人身上的事，但是，如果从深层来看，这是“官民矛盾”激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映了基层官员化解矛盾的能力已退化。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诚信观缺失。

{dy}篇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昨日，村民李丁称，他们乡地处县城郊区。耕地三年前被征用，“都是好地，小麦绿油油的都被毁了。”李丁称，政府征地时承诺每亩给2万元，但3年没xx。现在这块地被用作房地产开发，正在打桩。地被征时，农民要求看批文，政府不给看。“我们认为这是非法征地，想阻止打桩。”22日上午，村里几位农民找乡政府了解情况，讨要征地款时，引发此事。

???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农民土地被征都过去三年了，而政府征地时承诺的每亩给2万元的征地补偿费却迟迟没有xx，这说明什么？不就说明了城郊乡是个不讲诚信的政府吗？而城郊乡的不诚信，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就是乡长蒋友军的不诚信，因为，他在城郊乡干了五年，征用农民土地都是他一手抄办的。所以，在农民魏克兴看来，对待不诚信的政府，好好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来硬的，可能还有希望，而这在现实中又有成功的案例。由此可见，诚信观缺失是城郊乡发生“茶杯门”事件的诱因之一。换句话说，城郊乡发生“茶杯门”事件才是正常的，是符合当前实际的，不发生才是不正常的，是令人奇怪的。

二、利益观变异。

???? 从报道中大家得知，城郊乡征地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城郊乡的发展。所以，为了留住投资商，城郊乡的乡长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利益的砝码偏向了投资商，这样，无疑也就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但是，令城郊乡乡长没想到的是，尽管他的做法是为了当地的发展，但作为乡长，作为人民的“父母官”，忘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就等于利益观已变异，执政基础已失去。

试想，在政府不保护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农民会怎么办？难道就由勾结的官商来侵占而不管、不问、不反不成？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知道中央为了发展农村、保护农民的利益，已经连续“七次”发一号文件锁定“三农”。换句话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八亿多农民的利益是不能侵占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试想，如果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安定生活的大好局面，中国的社会还会稳定吗？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所以，政府官员利益观变异后，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又怎不发生“茶杯门”事件呢？

三、“官本位”作祟。

说城郊乡乡长蒋友军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报道中有多处描述城郊乡乡长蒋友军的言语和表态，如：“他原计划把魏克兴关个三四天，25日即会同意公安把他放出来”；“蒋友军认为，群众侮辱了他，他这样处理，没有错。他说，如果公安没有征得他的同意，提前释放魏克兴，他要告公安局”；“这事你们报道老百姓还可以，我一个乡长，现在被网友这样评论，你说我还咋干？”；“魏克兴的儿子魏志雄是xx一位现役副团职军官，此前，xx得知此事后，派出政委来协商，被蒋友军拒绝”。

??? 然读完这些言语，又无不都令人感到郊乡乡长蒋友军就是个周身充满“官本位”思想的官僚，就是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综上分析，“茶杯门”事件的三大诱因，不仅反映了当前官员化解“官民”矛盾能力的退化，而且还是诱发社会矛盾的“命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