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校对完校报后，就去书城的书柜转悠，看到一个西装礼帽的结实汉子，依稀面熟，却记不得在哪里见过。汉子见到我，抓住我的手使劲摇着，一口一个“老同学”。同学？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我使劲回忆着，却想不起他的名字。汉子说：“我回家处理一些事情。你哥哥好吗？”我大悟：“你是‘司令’，哈哈！”“司令”也大笑，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在北方做生意，问我在哪里教书，向我索要名片。我没有名片，告诉他我的办公室号码，请他一定来坐坐。两人聊着几个熟悉而久未见面的同学，就匆匆道别。

    回到学校，戴上眼镜，打量“司令”给我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行业协会会长”，这小子。“司令”是我邻村的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就一直没有见面，记得他的面容，是因为他是我们同学当中的异类。这“异类”，体现于他的绰号。据说，“司令”的家境很穷苦，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父亲不愿意干农活，但是“司令”的穿着显然比我们讲究：头发上每天擦着发油，硬邦邦而亮晶晶，散发着说不出的气味。“司令”的功课不行，一次作文，老师让我们谈人生理想。对绝大多数同学而言，高中、大学{jd1}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剩下的理想就是做农民。我那个时候种田已经很有农民的风范，毫不犹豫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一个能种大片大片玉米的农民。

    “司令”的异类又一次爆发，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朱总司令那样的人民爱戴的红司令。顽固守旧、疾恶如仇的语文老师——好像是我老哥——读着“司令”的异类文章，黑板上描摹着“司令”发明的错别字，教室里一阵一阵哄堂大笑，“司令”的绰号就传开了。数学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模仿“司令”做不出作业的狼狈相，偷番薯被打的可怜样，单纯的我们总是没心没肺地大笑，xx忘记了数学老师的心胸狭隘，忘记了这是对同学的伤害。体育老师指定要“司令”翻筋斗，司令口袋里掉出了小梳子、小镜子、发油瓶，我们乐得拍着手蹬着脚。“司令”的另类思想，另类生活，让他很孤单，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跟他一起上学。否则，就会被老师家长警告一番。

    一九七七年，初二读完了，大家毕业了。只有两个有家庭背景的同学推荐上了高中，我们都乖乖回家做农民。“司令”也做了农民。一年后，上高中凭考试成绩了，我们十多个同学就上了高中，当然没有“司令”。高中时，几个初中同学偶尔碰到，会怀念户外上课、打赌喝井水之类的往事，却没有谈到过“司令”。“司令”太异类了。

    昨天，一个跟“司令”同村的初中同学给女儿送东西来，到我办公室小坐，我提到了“司令”。同学说，十五六岁的“司令”做农民，吃尽了苦头，动作慢挨泥巴，力气小被欺辱，八十年代离家到外面开拖拉机，然后跟人做小商贩，为了省几块管理费当“游击队员”，也没少挨揍。九十年代在北方做炒货生意，从送货到自己加工，渐渐改变了生活。让人惊奇的是，身价已经千万的“司令”，每年春节回家，就给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发红包，一发就是几万。而那些老人，多是赐予“司令”泥巴、耳光、唾沫、秽语的好汉。

   “‘司令’有出息不稀罕，稀罕的是他大气。”同学由衷感叹。

   “司令”也许是感谢那些泥巴、耳光、唾沫、秽语带给他的羞辱侮辱呢。没有那些羞辱侮辱，就没有“司令”的清醒，没有“司令”的今天。我说。同学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