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杂志 记者 李国霖

   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xx战争。——F.William Engdahl

　　上篇 孟山都手中的转基因

　　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基因革命”和这场“革命”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与孟山都等农业化学巨头一唱一和，仿佛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融为了一体。

　　一段亲密的合作历史

　　“我发现整个转基因工程项目来自于20世纪20年xx始的优生学种族运动基金，这个运动基金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和类似的美国财团以及布什家族。”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越南战争——致命的“橘剂”毁掉了丛林，游击队员无处藏身，数百万的士兵和平民失去了生命。直到今天，“橘剂”制造商孟山都仍被退伍军人在白宫门口状告，要求其为“喷洒橘剂导致皮肤溃烂”做出赔偿，这家化学巨头却坚决地要求撤消相关诉讼，强调当时是执行总统命令，法院无权对此作出判决。

　　由此可知，孟山都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

　　1983年，世界上{dy}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xxx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当时有人惊叹：“人类开始有了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1986年，美国副总统老布什与孟山都高层在白宫召开了一个特别战略会议。曾任美国农业部官员的克莱尔·霍普·卡明斯透露，这次非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对发展中的生物技术行业撤消管制的问题。1988年，老布什当选为总统后，迅速落实几年来“密谋于室”的计划，决定给孟山都和其他主要的转基因公司大开市场绿灯，让他们“大显身手”。随后，副总统丹·奎尔在1992年5月26日宣布了老布什政府对生物工程食品的新政策，他公开表态：“对生物技术产品的监管将与其它产品相同，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管制。这个改革措施会加速和简化通过生物技术向消费者、粮食加工者和农民提供更好的农产品的程序。”

　　美国作家F.威廉·恩道尔(F.William Engdahl)在他的新作《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Seeds of Destruction: The Hidden Agenda of GMO)中对这个决策背后的原因有这样的阐述：这是为孟山都等公司的转基因推广进程扫清道路。他说，的确无论在当时和后来的几年中，政府没有颁布一个管制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新法律法规，尽管忧心忡忡的议员们多方努力，认为很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来规范转基因产品，以避免未知风险和可能的健康危害。有了老布什政府1992年的裁定，政府监管部门只是简单地以转基因产品生产公司提供的数据来判断新产品是否合适，美国政府从未与孟山都等基因巨头们唱过反调。不久前，《大生》记者以邮件的方式采访了现今旅居欧洲的恩道尔先生，并在11月初恩道尔赴北京参加中国科技部门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面访问了他。

　　记者：恩道尔先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农业问题的？为什么萌发了写这本书(《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的念头？

　　恩道尔：20世纪80年代初，自从首次关于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论开始，我便潜心研究并撰写关于粮食方面的文章。

　　众所周知，世界公认的拥有强大实力的3-4家粮食贸易巨头全部属于美国的公司。它们决定着农业方面的政策，而这个影响力不止是在华盛顿，甚至通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延伸至欧盟国家。当我认识到这3-4家农业巨头公司——孟山都、杜邦、道化学和先正达控制了绝大多数转基因种子的主要专利之后，而且当我了解到这4家中有3家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之久在{zg}机密的五角大楼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的研究工作，包括在越南应用“橘剂”对付普通百姓那段可耻的历史之后，我意识到必须对于转基因的发展背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调查。

　　从前些年开始，我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并发现了转基因工程的发展过程是以洛克菲勒基金的名义进行的。在这之前，我花费了35年之久的时间调查了洛克菲勒家族在石油控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个调查始于1973年他们在{dy}个主要的石油价格冲击中担任了操纵者的角色，这个方案他们投入了数亿美元，这需要丰厚的财力——来自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实力。

　　当我继续更深地挖掘，我发现整个转基因工程项目来自于20世纪20年xx始的优生学种族运动基金，这个运动基金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和类似的美国财团以及布什家族。我发现洛克菲勒基金建立了一些专门的组织机构，诸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该组织负责培训整个微生物学家的基础干部，以此种方式将转基因工程的内容宣传到各自的国家，并冠以“解决世界饥饿难题”的美名。从这一点而言，我的调查将清楚地呈现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的像洛克菲勒家族喜欢命名为“转基因革命”的深层含义。

　　记者：请恩道尔先生根据您掌握的情况介绍一下孟山都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转基因生物工程的影响。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获得了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孟山都与洛克菲勒集团有何关系？

　　恩道尔：孟山都是世界上头号转基因公司，总部基地设立于密苏里州。它也是化学除草剂草甘膦(也叫综合组灭草剂)的世界{zd0}生产商。20世纪90年xx始，孟山都花费了大约80亿美元买下种子公司，以填补它作为{sjlx}除草剂生产商的角色。这个战略可用1999年4月12日孟山都CEO Robert B. Shapiro接受《商业周刊》的采访来定义，他认为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联合的“世界三大产业”——农业、食品和健康——这些现在仍然是分开的商业，但是这将有一系列的改变将其xx到一体化的进程。孟山都正扮演着将其融合到一起的变革者。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以制造硫酸这样的工业化学药品开始。它是世界上生产并取得最多许可证以生产多氯化联二苯(略作PCB)的企业，这个物质后来经证实认为会使大脑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害，会产生生理缺欠或者致癌。孟山都从事于高剧毒的二氧杂芑的制作，还有在越南战争中能致死的“橘剂”。就像一位化学专家的报道一样：“从1962年开始到1970年，美国xx在越南喷洒了7200万升的灭草剂，大部分是‘橘剂’。百万以上的越南人暴露在喷洒的农药之下，还有超过10万的美国人和联合xx。”孟山都开始成为洛克菲勒集团选为战略合作的伙伴之一。

　　一个真实的犯罪骗局

　　“‘本质上相同’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给孟山都和种业联盟企业一张相当于全权委托的署名空白纸(任人填写条件)的借口——这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在我看来已经过于疯狂。”

　　路易斯·J.普瑞博尔博士在当时负责制定转基因粮食政策，作为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17位政府科学家之一，他从研究中得知新基因被植入植物细胞中时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毒素，为此他曾上书老布什政府，警告其“无为而治”的行为存在风险。老布什却对此充耳不闻，执意把转基因这个魔鬼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并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而这个概念，正是来自于孟山都等转基因农企的xx。恩道尔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山都等为“实质上相同”原则辩解时，同时在为他们的转基因植物申请专利，理由就是他们创造的新植物品种必须受到独占性专利的保护。他们强行做到鱼和熊掌兼得。

　　{dy}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这种人工生长xx的牛奶，这项转基因技术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孟山都称，如果给奶牛定期注入rBGHxx(市场品牌为Posilac)，奶牛的牛奶产量会增加30%，这个数据对于处在困境中的农民有{jd1}的诱惑力。199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rBGH牛奶在市场上销售，本着“本质上相同”的原则，这种牛奶没有被打上转基因的标签，因此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或者孩子喝的牛奶中有致癌物质或者其他危害身体的物质而担忧。

　　尽管孟山都声称其生产的rBGH是美国历史上经过最为充分检验的药品之一，但是他们从未针对rBGH对人类健康状况长期的影响做过长效检验。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作为长效检验的最短检验时间为两年，而rBGH只用了90天时间检验了30只小白鼠。即便如此，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任何外界人士查看这份研究报告的原始数据，理由是报告的公开发表会对孟山都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记者：您曾提到了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本质上相同”是科学上的“伪命题”，现在转基因食品似乎跳过了是否安全的问题而变得很普遍，您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恩道尔：这是转基因生物工程中最让人惊诧的一方面。很明显，从1992年开始，没有一届美国总统哪怕对美国人口的健康和安全有过那么一丝的关注。他们将全部的人群推进一个巨大的人类试验当中，以这段历史来推动“崇高”的转基因工程的进展。转基因工程的各项专利将永远不应该被正式通过释放而面向普通的人群，除非对独立的个体有过多年严格的科学控制实验。“本质上相同”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给孟山都和种业联盟企业一张相当于全权委托的署名空白纸(任人填写条件)的借口——这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在我看来已经过于疯狂。

　　记者：您在德国旅居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如何掌握大量发生在美国的资料？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信息？

　　恩道尔：在这些年中，我在全球众多地区都有朋友、熟人和调查人员，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沟通网络。包括相互联系的科学家们，比如在苏格兰的爱泼斯坦博士(Árpád Pusztai)，克罗地亚的马里扬乔斯特教授(Marijan Jost)，还有众多的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的科学家，我会向他们了解大量的信息。而且我会耐心地在各种公开的信息领域了解大量的材料以供选用，比如通过对科学报刊、文章的阅读可以得到这些信息。

　　爱泼斯坦博士是公认的致癌物质研究的xx，他曾经警告说，越来越多的科学依据表明IGF-1xx与人类癌症的产生有很大联系，而且这种癌症可以在体内潜伏很多年。而许多独立科学家开始公开警告孟山都的rBGHxx增加了IGF-1xx的水平，有可能会导致致癌。1998年秋天，爱泼斯坦博士在电视台公开表示，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饲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由此引发了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

　　之后，爱泼斯坦博士被他所属的Rowett 研究所劝退。而不出所料，纷纷有奶农们报告它们的奶牛寿命缩短了2年，这是由于使奶牛增产30%的xx产生的副作用，由于注入rBGHxx很多奶牛患上了严重的蹄和乳房的传染病，有些因不能行走而必须注入更多的xxx。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勒也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任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米勒博士在位期间毫无理由地将允许农民注入牛奶的xxx的标准提高了100倍，她凭一己之力就为孟山都激增的rBGHxx业务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反对张贴关于孟山都犯罪的海报。孟山都的含有rBGHxx的转基因牛奶Posilac仍然在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出售。

　　我认为，最难以接受的事情是转基因工程对于整个人类物种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与可怕。

　　2004年1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官员终于打破沉默，宣布他们发现rBGH中含有过量的有毒物质，孟山都不得不宣布他们将把Posilac产品的供应减少50%。很多人认为孟山都会悄然停止生产这种危害产品，而一年之后孟山都再度增加Posilac产品的供应，达到其顶峰的70%。这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来自于消费者对健康的担心，还来自于奶农的抗拒——虽然这会让牛奶增产，但是供过于求引发了牛奶价格爆跌。而rBGH牛奶上市多年以后，佛蒙特大学也公布了一组数据，确实显示出rBGH对健康是有危害的，然而，为时已晚。

　　恩道尔说：“我们怎么解释在转基因产品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损害的如山铁证面前，孟山都等大公司仍然在政府如鱼得水呢？是什么原因驱使4位总统把无数的科学家，甚至负责公共卫生管理的政府官员发出的警告当作耳边风，置本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于不可预知的危险中呢？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长戈登·康威在1999年的新闻发布会的态度意识到，这个原因暗示了公众人物背后强大利益集团的存在。”康威声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孟山都公司不将像“终结者”这样的不育种子进行商业化的决定。“康威在几个月前去过一次孟山都，他警告那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冒险行为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革命，现在后退一小步，是为了将来让整个项目大踏步地前进。”康威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转基因革命的发展已投入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项目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几十年中推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一种权力的演进路线

　　虽然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统治，而实际上不久之后总督的辖地就变成了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戴维·洛克菲勒让孟山都破坏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他与美国非常强大的在转基因工程背后操纵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大生》记者由孟山都公司公布的经营战略了解到，1996年底，孟山都公司董事会批准了一项分离化学业务的计划，公司从此一分为二，即新成立的生命科学公司和分离后的化工公司。公司将致力于实行从传统的化学工业公司至一个面向未来的高科技农业、食品以及保健工业公司的转变，在这些行业有着非常诱人的利润增长机会。孟山都公司将农用产品、医药制品和食品开发作为其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1996年，孟山都公司的营业现金是12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8.23亿美元，运行资本约占净销售额的10%，比1995年下降7个百分点。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各项业务和研究及投资计划。

　　1996年公司用于投资和财产剥离的资金达1.87亿美元，主要是非战略性投资和资产重组所需的支出。在此之前，孟山都早已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和动物食品环节中最重要的商品。

　　贪婪的目光瞄准世界的，还有美国政府，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这场“基因革命”向世界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充当了主要推手。20世纪80年代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阿根廷成为{dy}个实验品，他们认为其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增加单产的幌子下，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引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该基金会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商业化农业。从1996年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8年的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大约占据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

　　1996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dj2}销售转基因大豆(3288,53.00,1.64%,吧)种子。孟山都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的同时，配套地使用了自身的“农达”除草剂，如此一来，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而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

　　《大生》记者了解到，孟山都1974年推出 “农达”除草剂以来，至今仍保持盈利。它是上世纪90年代能为农业带来增长因素的产品，1996年的销售额是1990年的三倍，甚至比创历史佳绩的1995年的销售额还高出20%。随着《免耕法》的日益普及，“农达”除草剂在之后几年继续创造了可观的利润。需要解释的是，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田地，不需要进行一般的泥土翻耕，利用这种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宣称转基因大豆有益于生态环境，并兜售给阿根廷农民。然而，这种“直接播种”的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泥土，这种方式直接节省了大量的耕作人力。恩道尔说，这被提倡者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种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阿根廷作为{dy}个试验品？选择巴西、阿根廷、伊拉克等不同国家的不同理由是什么？

　　恩道尔：哪个国家被选为“试验品”，与这个国家当时的很多现状有关系，包括是否这个大规模的试验在这个国家会成为现实，比如，津巴布韦的首相罗伯特·穆加贝再三地拒绝美国的食品援助，因为这些援助都是以转基因种子的形式来援助，所以转基因在该国家行不通。当时，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新提名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成为被实验的国家是双方利益共赢的结果，孟山都在阿根廷陷入通货膨胀的经济困境中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xx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虽然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统治，而实际上不久之后总督的辖地就变成了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戴维·洛克菲勒与在背后操纵转基因工程的家族，包括布什家族，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让孟山都破坏了阿根廷家庭原有的耕作模式，但原先的原始耕作就质量方面而言是{zh0}的模式。伊拉克没有其它的选择。在美国的统治下，保罗·布雷默只提供转基因的种子，而且以友好而慷慨的方式，给伊拉克农民以种子的救援。

　　记者：阿根廷被作为实验品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恩道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用土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里曾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漫游的大量肉牛和奶牛群，这个时候被迫像美国那样建起大批牛栏圈养，以便为利润更为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类、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在比较平静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zg}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总人口的30%，而到了2002年，又升至51%。根据阿根廷乡村反思团体公布的数据，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大约占总人口3700万的11—17%。

　　中篇 农业商业化的背后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将农业商业化的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zd0}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他认为，所有这一切xx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让全世界断粮。

　　“绿色革命”的兴起

　　“商业化农业本身则只是经济战争的一个幌子。”

　　恩道尔与《大生》记者互通邮件的过程中屡次强调，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它们彼此前后呼应。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开始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当时，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时，他主要研究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到几十年之后的转基因工程。由于洛克菲勒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恩道尔说，这场绿色革命在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而这些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伪装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以减轻饥饿。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推出转基因革命。无独有偶，在2008年的八国峰会上，联合国以抗击饥饿的名义呼吁各国注资第二次绿色革命。

　　记者：当“绿色革命披着传输农作物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时，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商业化农业的方式而让这个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现实？

　　恩道尔：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工程已经再度开始，资助这项工程的同样是洛克菲勒基金，与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约翰·H.戴维斯( John H. Davis)领头的项目一样，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农业部以前的助手。他们在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配额方面绘制了一个长期的革命图纸，并将其命名为“农业商业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4年期的10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这个哈佛计划与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他认为，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即垄断)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即两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装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营销法》。这两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类加工和农业部门垄断力量的集中，并管理保证公众环境的健康卫生。

　　正如后来他们被确认的那样，这项工程中的秘密议程违反美国先前数十年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禁止食品行业的纵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在企业{zd0}限度追求私人利润时显现。就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工程是农业商业化项目的顶点。这给私人的公司比如孟山都契机和能力在十年的时间内以控制种子的供应。要是我们盲目地去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如无意外，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今天将在他90岁的高龄，仍端坐在一些转基因生物科技公司的会议桌前做着指导。如果食品在利益的驱使下经过处理和破坏纯粹性的分配之后，远远谈不上对于人类健康的本质产生好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记者：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的作用是怎样的？

　　恩道尔：农业综合企业首先是美国“独创”。我想清楚表明的是我很支持运用现代的生物技术以生产更高产而且对于人类而言更有营养的食物，而哈佛商学院设想的农业综合企业只考虑了一个目标：在全球化的粮食生产中追求{zd0}的利润，并由此产生大约15—20个全球的巨头企业，大部分被美国控制，私下里这自然被构想为美国全方位优势的战略价值，这是辐射全球的权力。转基因工程和{zj2}者专利“xx之种”从2007年开始便成为孟山都领有执照的专利专项。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孟山都的这个专利持有是通过美国农业部(USDA)与美国政府合作的。而商业化农业本身则只是经济战争的一个幌子。

　　农民的困境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式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xx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就急转直下。根据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恩道尔说，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式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1995到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爱荷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曾公开发表言论，表示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或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百万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记者：您提到“农业综合企业”使美国商业化农业变为现实，农民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负债累累，成为为农业综合企业服务的一环，这个转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恩道尔：农业的商业化运行在整个美国已经很成熟，这也是所谓的农业商业化，这是基于一种将“成本代价”压缩到{jd1}最小值的商业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容易受到攻击而忍受{zd0}成本压力的是整个粮食产业链上的家庭农场，他们担当着最有价值的环节，却更加依赖这种商业模式，而这些农场也必须直接负责可食用的安全食品的供应。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商业化模式得到{dy}次的发展，而传统的、曾经xx自豪的家庭农场主沦为与商业化企业签定契约的劳力，一种新的中世纪式封建农奴模式在形成，这些劳动力都与孟山都、嘉吉或其它的农业企业巨头签定契约。

　　以动物饲养业务(CAFOs)的工业化鸡肉为例，健康与安全的法规遭受违犯，非法移民的劳动力(担心被驱逐出境的人群)被迫地在非人的工作环境中为阿肯色州的泰森食品公司这样的农业巨头追求{zd0}的利润。农业商业化革命的核心在于这种垂直型经营，它在区分优先秩序中只有一样东西：季度利润额位于公司之首，不管是嘉吉还是爱荷华的泰森食品公司还是联合利华还是卡夫食品。

　　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让独立家庭式农民饲养的牲畜价格下降，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而离开这个行业。1979-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数据来源于美国关爱农民协会)。2004年11月，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4家{zd0}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4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而这份报告因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而束之高阁。

　　记者：美国的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将大量的禽畜进行圈养，从而降低了禽畜的质量和加重了环境的负担，美国政府如何就这个问题向民众交待？

　　恩道尔：集中畜牧经营(CAFO)的肉类食品在出售时被打上了“便宜肉”的红色标志。华盛顿政府在热情推进农业商业化的进程中极大忽略了其对健康造成的危险性。被他们称作“被限制的饲养肉”或“集中动物饲养业”的部门，有时却是极其荒诞却是合理地被商家和哈佛商学院共同认为是利润{zd0}化的先锋模范。集中畜牧经营把牲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大小相同的栅栏，有些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可达28%。

　　在美国，在我的游历和对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了解最多的是，3至4家农业巨头公司至今在牛肉、猪肉和几乎全部的鸡肉的生产方面占有支配的权力。美国国会研究所已经调查并对这些集中动物饲养业令人震惊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发出了警告。成千上万的动物从饲养到屠杀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被让其快速长肥的xxx刺激得上气不接下气。被快速传播的疾病却经常被忽视。美国公众健康的疾病的紧急事件时而发生，比较普遍的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等，其含菌量可达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这些都归咎于此种不卫生的大规模养殖的方式。

　　据调查，最近爆发的H5N1和很多亚洲国家发生过的禽流感直接原因归咎于泰国和其它一些地方像集中动物饲养商业化这样的家禽加工厂。我个人在德国已经不在饭馆里吃鸡胸肉，因为这个尝起来已经不像是真正鸡肉的味道。{zh0}吃的鸡肉仍然是那种家庭农场养殖的可以在院子里徜徉的带骨的鸡肉。欧盟的大部分家禽养殖业也已经商业化经营，或者是进口美国，或者是其它集中畜牧经营的肉类。但这也不xx是消极的消息，欧盟已经开始猛烈地打击美国用xx喂养的牛肉进口，甚至按照WTO的章程进行处罚。

　　在中国时，我注意到，中国食品相对于我在欧洲的饭馆吃到的味道和质量都有极大的差异，当然也不同于美国的。我希望这样的品质和新鲜感，自然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永远保留在中国的食谱中。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是谁在推动全球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嘉吉、ADM、邦吉、孟山都、道化学、杜邦等——这些企业已经有长期的计划和市场运做经验。正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1970年发布的言论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在1950年哈佛大学缓慢地开始进行农业商业化革命之前，整个人类从未受过对食品链的集权控制这样的威胁。

　　洛克菲勒基金的力量

　　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的可行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他们称“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得知，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转变世界粮食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1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几亿美元，由此可见，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IPRB)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亚洲的金饭碗——水稻。而他们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谨慎的。正如一位水稻研究人员丹尼斯(Dennis Normile)所指出的那样，水稻是24亿人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和食品安全紧密相连。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把水稻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食品。恩道尔说，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过程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利用他们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方案等方面的国际市场中，这一切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农业综合企业。

　　记者：我对您在书中提到的“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这个观点感到很震惊，在您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去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恩道尔：我在印度和其它地方都接触过一些农业方面的积极分子和活动家，他们已经证实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绿色革命”宣传并非基于事实。小麦1公顷的产量在{dy}或第二个收获季节呈上升趋势，但接下来产量就会再度下降。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地方的大农场主购买了大量的机械化设备，使收益达到{zd0}化。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多数的植物只能依赖于孟山都、杜邦等大的种业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洛克菲克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扮演的角色成为进行绿色革命的主推手，甚至想让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二战以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他的兄弟们——戴维、约翰三世、劳伦斯——开始为他们用于战争中的化学制品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发展他们所说的绿色革命以便于创造大的氮肥、汽油的新市场，以满足拖拉机、化学除草剂、杀虫剂等类似产品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农村居民人口在减少。我当然并不是反对拖拉机或者食品生产中的新科技，但是对于人体和动物的消费而言安全，健康的食物应该是整个进程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是为私人企业的极大利润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众多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正在反对对他们的农场进行农业商业化。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机构很难单方面促进农业商业化的议程。我相信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角色以帮助那些更小的国家脱离苦苦支撑着的农业商业化破坏性的影响，当然也决定于中国本身的选择意向，或者对生物安全食品的促进，或者对转基因种业繁殖的释放。

　　记者：您的论点是围绕着怎样的思路？您想揭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恩道尔：转基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孟山都集团的贪婪和对种业的垄断，尽管他们对此也很贪婪。这与背后的权力有关。他们照搬的手法与1840年xx战争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英国海军和xx以及政治的力量来自于私人垄断集团在背后的支撑，他们主要的意图在于用xx让中国人沉溺其中，从而阻止中国向西方的开拓，并控制了中国的发展。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xx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