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朱彦民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摘要: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雨水充沛,温暖湿润,植被丛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不过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的破坏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
关键词: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气候;土壤;森林;野生动物
作者简介:朱彦民(1964—),男,河南浚县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甲骨学与殷商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商代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限于商代晚期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降雨量、土壤土质、动植物及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生态环境的变化原因多重,但那时人们对于环境的利用还很有限,主要是自然本身变化的原因。不过其中一些人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人们对野生动植物的乱砍乱伐、狂捕滥杀,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重要原因。一般说来,西北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了气候、降雨和土壤等总的环境基础,而人为破坏则对植被、生物的生长生存环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然,竭泽而渔、焚林以猎不可能使动植物xx灭绝,只能使其数量减少。一些动植物的生活习性一定,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气候环境、生态系统,才是它们灭绝种类、迁徙他处的真正原因。
一、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气候的变化
由以上所引诸辞可知,有“霾”的沙尘天气从武丁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结合文献记载的帝辛五年的“雨土”而来判断,沙尘天气横行了商代晚期的二百多年时间。而且这种“风霾雨土”的现象,曾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祸患,所以一有风天雨天就心有余悸,占问风雨会不会带来尘霾,尘霾会不会带来灾祸等。为了防止尘霾天气的发生,还对神灵进行祭祀以祈保佑。
二、商代中原地区土壤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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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注意的是,“霾”字《释名》释作“晦”,或当作雾解,这正与今天气象学上的“霾”气象相同,与商周秦汉时期的“霾”即沙尘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地下水位的变化,也是影响土壤土质的重要原因,是衡量气候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指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殷墟白家坟黑水河西岸黑河路一带发现了商代的三眼水井,“其中一口水井年代属殷墟文化{dy}期。该井壁上发现有使用期间明显的水位线痕。据该水井约4米处,发现一处殷墟文化第二期的窖穴,经测量知,二期窖穴底部低于一期水位线痕2.5米。”也就是说,“殷墟文化{dy}期某个时候,黑水河一带的地下水位曾大大高于殷墟二期。这一发现,将有助于了解当时殷墟地区的环境变化。”[10]周伟先生受此启发,根据殷墟及其附近地区考古发掘的古代水井、窖穴和墓葬材料,绘制了一张殷墟地下水位变化图[2]。该图显示,“殷墟时代地下水位总趋势是下降的。殷墟一期到三期末水位大约下降3米。一期到二期下降了2.5米,三期早段到末段则下降了5米。”虽然第三期有一个剧烈的反复,但总的趋势还是表现出水位在逐渐下降。地下水位是与地表水相关联的,降雨量大,地表水多,可以下渗补给地下水,地下水位就会增高;反之就会下降。有地下水位的逐渐下降可知,殷商晚期的降雨量是在逐渐减少。随着气候出现干旱化,由此土质就会变得比以前更为干燥,腐殖质减少,肥力减弱。
从商代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土质土壤变化情况。从文献记载来看,反映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粮食作物的品种一直是以“小米群”粟、黍、稷为主。如《诗经》中,黍在众多作物中出现频率{zg},达28例之多,稷次之有16例,黍稷连称也有16例,粟有10例,菽有9例,麦有11例,稻仅有6例。这与于省吾先生对甲骨文中农作物的统计是相符合的,黍字在卜辞中有106例,稷有33例,麦有6例,禾有21例[11]。所以何柄棣先生据此认为,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一样,种植旱作农业作物,这里的土壤为风成黄土质地[12]。从商代考古发现看,除大量的粟、黍、稷之外,还有大麦、小麦、高粱,个别地区也种植水稻。如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都曾出土过炭化黍粒[13]。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人骨架上曾发现一堆谷物,另外在所出陶罐内部的腹底和铜鼎、戈上也有谷物的残迹,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14](p.278)。而水稻的种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实证较少。殷墟发掘中曾有过稻谷遗存的发现[15](p.283),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也曾发现稻壳遗存[16](p.7)。这种情况比之史前时期中原地区较多的水稻种植而言,有了很大不同。根据《尚书·盘庚上》“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其中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这也说明商人是以黍、稷为主食。究其原因,不外是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干旱化倾向的发展,降雨量的减少,土壤变为干燥,只能适合旱作农业的生产了。
三、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推测
第四个方面,人们生产、生活用木对植被的影响。木材的消费是商代能源形式转变的重要方面。森林中木材的价值早已为人们所认识,用它可以制造xx等武器,用于建造车船,建造棺材,以及制造生产工具、日用器具和装饰品等。它还被大量地用作建筑材料。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都城的众多的大型宫殿建筑,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大部分是木构架形式,无论是木柱子、梁、檩等,还是房顶覆盖的茅草和树枝,都是取自于xx材料。杜牧《阿房宫赋》中说的:“蜀山兀,阿房出。”同样也适应于殷商时代尤其是商代晚期的城建开发与植被面积消长的关系。《诗经·商颂·殷武》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南伐荆楚、得胜还朝之际,经过圣都景亳、登临大伾山凭吊告慰祖灵的场景[171。“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这些诗句,描写了今河南浚县境大伾山(景亳所在)松林茂盛的情景。但我们也从中知道,为了修葺祖庙,“是断是迁,方斫是虔”,对山上的森林进了大量砍伐,略无顾忌,与《管子》所云“枯泽童山”毫无二致。这是为修庙祭祖,还是比较正当的用木毁木场合,而大量的无谓的毁坏森林的情况,则不胜枚举了。在商代晚期的大量祭祀活动中,木材也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如甲骨文中有大量“燎祭”的占卜记载,《说文解字》云:“燎,柴祭天也。”甲骨文的“燎”字,正作焚烧大木以祭祀之形。燎祭的对象不仅对先公先王,而且也对自然神如河、岳、土以及四方风神和上帝等神灵,是甲骨文中用途最广的一种祭祀。所以用燃烧木材来进行祭祀在商代晚期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应当是当时消费木材的大宗之一。另外两项大宗消费是饮食用火需要和烧制青铜器具以及陶器。商代烧制陶器的陶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商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其范围是很广的,其烧制的温度均在1000度左右。而仅仅在殷墟就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在洹河北岸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铸造这样一个铜器需要七八十个坩埚,每埚盛铜液12公斤,烧熔铜矿为液体,全靠树木,一件铜器需要少则几十棵树,多则成百上千棵树木,商代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和陶器,不知要消耗掉多少棵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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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王晖先生主张.所谓黄绢卜辞实际上包括文丁、帝乙和帝辛三个时期的占卜纪录。
自商王朝迁殷以后,进行了长期的持续的破坏原始植被的活动,原始植被的破坏为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但无疑也给自然种群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定居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早期城镇的形成,城镇建筑所需木材、熟食燃料以及手工业作坊的大量木炭,都需要来自森林。城镇的发展也就进一步加速了原始森林、草原、沼泽植被的破坏。人为的破坏再加上气候干旱化的影响,到殷商晚期中原地区的植被有了明显的恶化。所以作为殷商后裔的“宋无长木”的局促现象,不是一时形成的,寻其渊源,当始自青铜文化大发展的殷商时代晚期。
四、商代晚期中原地区野生动物的迁移与灭绝
鸟类动物中,雕类一般栖息于山地林间,平原和开阔草地,也常见于沼泽附近的林地或丘陵高树巅处。他们性情凶猛,食蛇、蛙、蜥蜴、小型鸟类、兽以及动物尸体等。现在褐马鸡生活在高山深林之中,而繁殖期则下到灌木丛中。现在的丹顶鹤则栖息于草甸和近水浅滩,以鱼、虾、虫和介壳类等为食。噬食鼠类的鹗类鸟,是典型的夜行型鸟类。而且其生态习性比较特殊,这类鸟集聚的地方,就是鼠类比较多的地方。而他们一般在北方繁殖。栖息小溪问的冠鱼狗是潜水的能手,它xx以鱼类为生,常蹲踞溪涧低树上,静候饵物,一见有鱼游过,立即潜入水中捕获去。孔雀、雉类、犀鸟、啄木鸟以及鹭鸶、鹳、大雁等水禽鸟类动物,等有各有其相应的生境。以上几类生态环境不同的鸟类集中于安阳殷墟,这反映出安阳地区当时生态环境多姿多彩丰富而多样化,高山、森林、丛灌和草原广泛分布,河溪、沼泽、草甸也比较多,气候总体温和而多变,各类动植物非常丰富。
适宜于湿地和大面积水面环境的鳄鱼、乌龟等两栖爬行类动物,原来都曾繁衍栖息在中原地区,可惜现在都早已迁移了,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了。
在此,我们着重论及一下中原地区犀、象的迁移问题。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有“氏象”、“来象”进贡而来的象匹,如“戊辰卜,雀氏象?戊辰卜,雀不氏象?十二月。”(《合集》8984)雀是殷商晚期南方诸侯方伯[21],可见商王朝对大象之需求量很大,仅在中原地区狩猎已经不能xx满足了,需要从南方进贡作为补充。犀象数量的减少,也说明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能适应犀象的生存了。《吕氏春秋·古乐篇》“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殷人服象及中原地区多象,是不错的,只是它们的南迁,并不纯粹是人为因素,而主要是环境发生变化了的自然结果。中原一带气候的变冷是迫使大象南迁的决定因素,而因为农耕的发展使得植被面积减少、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大象南迁的进程[22]。如果要强调人为因素的话,也不应是动用xx将其驱赶到江南地区,而是动用xx大肆捕猎的缘故,正像《逸周书·世俘解》中周武王的狩猎行为一样。殷商考古遗址中经常发现的象、犀牛等野生动物骨骼,到了西周考古遗址中已经基本见不到了。而且流行于商末周初的青铜器大象纹饰和以象为造型的象尊,在西周中期以后也突然不见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动物类种的减少,折射出商末气候的变迁对于西周时期及其以后生态环境的影响。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记载远在江南地区的扬州、荆州向中央政府进贡象齿、犀角等贵重土特物产,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犀、象已经灭绝,所以要从南方进贡这些野生动物。同样,《韩非子·解老》中的“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如此对“象”字的解释,以及《战国策·魏策》“白骨疑象”等记载,都表明到了战国时代中原人们对于南迁以后的大象已经非常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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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Changing of North China in Late Shang Period
Zhu Yanmi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ies Center,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North China had exceH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first in Shang Dynasty.It was wal3,n and wet with flourishing plants and multiplying animals.However,archeologists found that the ecological data in Shang culture varied in quant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Considering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elephant go southward,”“Heng River dried thrice one day”, and“Yellow River dried,Shang died,”it is credible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North China during late Shang Dynasty fluctuated:in the wake of climate becoming cold and dry as well as the soil deterioration,draught and sandstorm happened frequently which in turn caused the reduction of vegetation and the distinction or migration of animals.A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fluctuation could be the direction turning of the Northeastern moHsoon,the human destruction also accelerate the ecological detefiomtion.
Key Words:Late Shang Period;North China;Climate;Soil;Forests;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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