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多舛之“学术命运”_天外飞仙_百度空间

  前段时期, 出现了围绕相声表演本科教育有无必要之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学校讲堂”能否替代传统的“口传心授”式技能教育并培养出相声表演人才等问题。本属十分正常的艺术院校专业招生考试,竟成为一次引爆社会舆论的新闻事件,的确值得我们放开眼界去考量。

  在现代社会,任何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的传承与培养,都有建立自身高等级集约化学校教育机制的必要。这不仅是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结果,也是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现代社会有效传承和持续弘扬的客观需求。

  相声乃至整个曲艺作为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地享有开展自身高等教育的权利。只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种适宜自身现代发展的专业人才孵化机制和体系,至今尚未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收“相声和喜剧专业”本科班的事件,正是这种历史必然与现实需求的客观体现。

  现代讲堂不排斥口传心授

  那些认为相声不需要本科教育和高校不适宜培养相声演员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比如在这些观点看来,过去的相声演员都不是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所以无需在高等院校开展相声的本科教育;相声表演的技能培养历来都是师徒相传的“口传心授”,“学校讲堂”不适宜培养相声演员。

  这种“经验主义”观念站不住脚。只以民歌演唱为例,为何过去也没有高等级的学院式音乐教育,而现在就可以开展自身的本科教育乃至研究生教育,并造就许多民歌演唱家呢?传统的“口传心授”与现代的“学校讲堂”,在人才培养和技能传授的意义上,只是方式与方法存在一定区别,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不应对立起来。何况,“口传心授”的方式就是个体性的“学校讲堂”,“学校讲堂”也是一种集约化的“口传心授”。至于文化知识的集约化“系统讲授”与专业技能的个体化“因材施教”,在现代高等教育表演艺术类课程的专业教学中,从来都是两相结合的。

  换言之,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由于局限在师徒个体之间的“点对点”技能性传授,往往缺乏文化知识与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现代的“学校讲堂”采用“面对面”传授,同时兼具了文化基础与专业技能的双重培养,走出了个体师承的时空局限,具备兼容并包的宽阔视野,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基本功扎实又后劲较足,既秉承了传统艺术教育技能培养的优长,又兼具现代高校素质教育的优势,何乐不为?

  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要在正确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抓好教学大纲的制订、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教材建设,真正体现高等级曲艺教育的特点与水平。  

  曲艺传承需要高教体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步履的不断加快,曲艺这类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又主要是从传统农耕文明土壤中xx出来的艺术样式,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比如,曲艺需要面对和克服艺术传承与文化传播各类专业人才的普遍匮乏和高等教育的机制缺失等问题。

  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就曾有过“河北省曲艺学校”和“苏州市评弹学校”,1986年在天津又建立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但“河北省曲艺学校”很快解体。目前曲艺界仅有更了名的“苏州评弹学校”和并入“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两所中专及大专层级的正规专业学校,而没有自己的本科院校。除此之外,一些不同类型的附设性曲艺专业也在相关院校开办。如2001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和中国戏曲学院联合开办的“成人教育曲艺大专班”、中央戏剧学院的成人教育部开办的“相声创作表演大专班”、2004年长春师范学院在相关系科设置的“二人转专业”和北京市曲艺团与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合办的“曲艺后备人才尖子班”。有关曲艺的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与研究生院及相关专业的努力下,通过跨学科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附设性的曲艺教育多属临时性措施,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更多是属办学单位看准社会和市场需求的一种商业性行为。这表明高等级专业化曲艺教育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同时,也暴露出发展的不够健全和不够平衡,及其与整个事业发展的不相适应。

  而与此同时,曲艺事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恰恰呼唤多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大量孵化。据不xx统计,我国曲艺品种数量约在1000种左右;至今依然存活着的,也在500个以上。但目前仅有的专科性学校曲艺教育,仅仅涉及了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和相声、评书与华北地区流行的几个鼓曲,总共不到10个品种。

  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表演艺术,曲艺艺术的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从曲种、地域、层级布局到专业设置,都应适应整个行业与事业的发展需要。但放眼全国,通盘考量,绝大多数曲种与许多专业行当,远未进入现代高等教育的层级与视野,基本上依然属于空白。

  曲艺学科应有“户籍”制度

  与曲艺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够健全相关联,曲艺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状况同样很不乐观。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曲艺研究,是20世纪初叶鲁迅从文学史角度研究古代话本开启的。中经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努力,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基础史论研究的拓展深化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曲艺志》等的编纂完成,基本上搭建了学科框架,完成了史论奠基,丰富了形态内容,也培育了专业队伍。但与曲艺的悠久历史、深厚传统和发展需求相比,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构,远不匹配和适应。

  比如目前全国范围没有一份学术性曲艺刊物,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学术交流与传播的极度尴尬。仔细审视存在这些遗憾的深层原因,除了曲艺行业的自身传统无法较好地直接转型,生成相应现代的教育和研究意识并形成现代的教育和研究格局,有关方面对曲艺教育及学科建制的不够熟悉和关切,也是重要因素。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1997年颁布的“学科目录”即《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包括曲艺和杂技在内的一些传统艺术门类,未被列入“文学”学科门类中“艺术学”属下的二级学科序列;相应的,1998年颁布的“专业目录”即《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也没有将曲艺和杂技等列入“文学”学科门类中“艺术类”属下的二级专业目录。

  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从制度层面来说,曲艺没有获得合理发展的“户籍”名义和政策理由,曲艺的学科建设无法纳入国家总体的相关规划并予以规范和指导,导致有关曲艺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不能在制度层面得到xx与认可, 有志于从事曲艺创演与研究的人才在这个非常注重学历和xx的时代,无法找到发展路径和评价归口;曲艺的知识传播和身份认知,也常常由于没有相应正规的学科架构作为依托,造成由图书编目到知识传播再到人才培养等的“认知错位”和“渠道不畅”现象比比皆是。

  连曲艺界内部,也因缺乏正规系统的专业教育,加之许多师徒相授空有虚名,致使从业者的基本艺术观念时见混乱,“戏剧化”、“歌舞化”、“杂耍化”等偏离曲艺本体的创演倾向时有出现。为此,急需有关方面尽快修订“学科目录”及“专业目录”,通过健全相应制度,“四两拨千斤”地撬动并保障曲艺的现代传承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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