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从今天开始，这里将陆续贴出良田的回忆录《理想和现实——干我喜欢干的事》。

    良田是东风农场一分场的上海知青，在农场曾当过班长、教师、分场报道员、排长、司务长、割胶工。1977年底参加xx后的{dy}次高考，进了云南红河班学数学。毕业后在北京当厂校教师、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回沪。在大学教学期间，曾作为指导老师，带队多次参加了全国和国际的数学建模赛，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良田能在从事的事业中获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记叙的那样：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创造条件，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理想和现实——干我喜欢干的事（一）

                             作者   良田

良田在校园留影
 

我开始有了懵懂的理想 

1、姑妈的榜样

    每一个人，从小有一个理想。这种理想与家庭影响、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理想的实现还需要自己的努力。

    五十年代初，父母把我送到闸北区{dy}中心幼儿园，幼儿园就在老北站对面，{yt}我在被接回家的路上，妈妈告诉我家里来了北京的客人，回家后，看到姑妈带着美国出生的表弟来我家做客，这是我{dy}次见到姑妈和表弟。抗战时期姑妈在美国留学，学成后，在美国当大学教师，在新中国成立后，姑妈于1951年首批回国，在北京大学当了大学教授。在全国院校调整时，从北大分出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她是新中国首批石油制炼专家，曾参与大庆油田建设的指导工作。

    爸爸告诉我，姑妈从上海中学毕业后考进了西南联大，1943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后被校长胡适推荐去美国留学。我爸爸支持她去美国读书，并给她筹备另一半的学费。出国留学前，她告诉爸爸三句话，{dy}：抗战后，中国的天下是共产党的；第二：向爸爸宣传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党的政治主张，并说我们虽然不是资产阶级，但是我们也不是工人阶级，我们要通过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第三：我去美国是学习美国先进的知识，我学习是为了将来建设新中国，我一定会回来的。我爸爸知道，她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姑妈是1945年在西南联大当教师时参加中共的）。

    我崇尚姑妈，崇尚她刻苦读书的精神，报效国家的忠心。我长大也要上大学，到国外留学。学知识，长本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也许是我{dy}次有的所谓的理想。

  2、看到了知识和技能的力量

    虽然有了理想，但是，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对什么是知识，知识有什么用，还没有具体的概念。下面的事使我理解了这些。

    刚解放时，为了繁荣经济，新政府号召私人开工厂和商店，增加就业，活跃经济。那时我爸爸工作的私人银行关闭了，爸爸失业在家。也处在失业状态的舅舅与我父亲商量开个文具加工厂，两人一拍即合。这样，一个作坊型的小厂在舅舅和他大儿子的名下成立了。我家的客堂作为工场，进来的原料是纸，经过工人切割，装订，产品是拍纸簿，账簿；进来的原料是一筐筐的大头针，经过工人的包装，产品是一小盒，一小盒的大头针。爸爸和二姐在厂里当上了工人，舅舅那边的亲戚也成了工人，于是我们几家人的生计得到了保证。舅舅和爸爸都是在银行工作过的，对市场信息很敏感。当时他们看到复写纸（开xx时垫在两张xx之间的纸）紧缺，国内也不会生产。于是就决定生产复写纸，研制复写纸的任务就交给了大表哥和爸爸。

    要使研制的复写纸质量合格，关键指标是在开xx时，蓝色的字迹能清楚地印到下面那张xx上，而在用手拿复写纸时，蓝色不会粘到人的手上。涂料配方及其配制工艺是生产该产品的关键。大表哥是大学生，他查阅资料，写出了涂料的配方，爸爸一次一次的做试验，经过无数次调整涂料配方，调整涂料的温度及时间，搞出了{zj0}的工艺流程，复写纸生产出来了，市场也打开了。舅舅的工厂全面改为生产复写纸了。工厂扩大后，我的三姐和四姐也进厂当了工人。

    原来，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学本领，建设新中国，但这只是个抽象的概念，看到了舅舅、大表哥和爸爸办工厂，查资料，攻技术，看到了知识的作用。

  3、初中时，我迷上了数学

    我小时候玩兴很大，一放学不是踢足球，就是打乒乓，还打进过乒乓校队成为主力，每周六晚上就和州委的学校比赛，虽然用去不少时间，但并不影响我的学业。乒乓国手李富荣是我校校友，我也曾想跟他一样，用打乒乓来为国争光。

    后来又迷上了数学。那时教我们数学的黄老师有句名言：“小考小白相，杜（大）考杜（大）白相，勿考勿白相。”平时上课，我们都会准备一张空白纸，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黄老师一进教室，说声“同学们好” 后就转身在黑板上写上2、3道数学题，我们说完“老师好”后，就马上坐下做题。收完卷后，黄老师会当场宣布，×××{dy}交，×××第二交。如果你{dy}个交卷，但做错了，就不报你的名。一个学期下来，期末考试，我班同学成绩大部分在90分以上，少部分80分档次。其他7个班90分以上的学生只有2，3个，（他只教我们这一个班）。可见学校的考卷是不适合我们班考的，所以黄老师叫我们“杜考杜白相”。

    我们的成绩使黄老师成了区里的教师模范。区教育局组织全区数学老师来听课，学习黄老师的教学经验。黄老师还是与往常那样，一上课，发给我们一人一张纸条，上面油印了三道应用题，只要求我们列出解题的方程式。听课的老师也一人一张纸条，这些老师还没有把题看完，我们已开始交考卷了。那些听课老师跟上我们，截取卷子看后，都目瞪口呆。其实，我们做作业时，一道应用题，至少要求列出两种求解方法。

    黄老师的教法，使我们对数学产生了很大兴趣。教科书已不能满足我们对知识的需求了，我们常去书店买参考书，还互相交流。我常去福州路淘书（旧书），记得一次淘到一本《范氏大代数》，它归类的题型多，而每类的典型题以一当十，我爱不释手。黄老师会突然给我们出难题，有次一上课他就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纸条，纸条上有三组题，每组五道题，要求做完{dy}组题再做第二组，{zh1}再做第三套。一节课45分钟交卷。在快下课前，黄老师说：“时间快到了，做完题的同学举手。”我正在做第三组的{zh1}一题，我举了手，{zh1}我得了3个5分（{zh1}一道题只有我做对了，我是得到《范氏大代数》中例题的启发），还有6个同学得了2个5分1个5﹣分。这就是黄老师说的：“勿考勿白相”。他的教法，使我们有兴趣到处找参考书，着魔似地看书，随时准备突然的“勿考（练习）”。这种学习有些象日本人讲的“魔鬼训练法”，3分钟做一道题，脑的思索和手的书写必须同步。我的这段经历，给我以后的历程定下了基础。我得感谢黄老师，有了他，才有我15年后参加高考的信心。

    再提一笔，闸北二中还有一位我至今难忘的老师，他是我初一时教图画的范老师，他把我图画课画的作业，展出在二层走廊上，并要我参加他管的图画兴趣小组。我喜欢过画画，也喜欢写美术字，但那只是一股风，很快就过了，再说我当时又迷上了数学，还迷上了在无线电小组装收音机。但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喜欢画，而且画得比我好，我动员他考我们学校。弟弟后来成了范老师的得意门生，范老师的教学，也奠定了弟弟的以后经历。

  4、学校要送我去法国留学

    那段时间，我发展得很顺利，初二我入了团，还当了班干部。初三毕业填考高中志愿时，我很有信心地填了复兴中学（即复旦附中）。学校团委书记刘老师找我谈话，要求我报考自己的学校，说我们闸北二中如何的好。谈了近一个小时，我还是不答应。{zh1}，她与我摊牌说：“我们学校有一个送高中毕业到法国留学的指标，我们学校准备给你这个指标。”我知道当年的指标给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杨某，在老师劝说下，我填了自己学校。因为出国读大学是我向往的。这样我就没有悬念地进了本校高中并担任班干部。从初中到高中我分别担任过学习委员、副班长和班长。在当学生干部时，我都只是干些具体干事，就是当上了班长，我也是听班主任的，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5、我喜欢当工程技术人员或科研人员

    那个年代，学校很讲究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每周都有一次劳动。初中时到人民公园、上海自然博物馆参加过劳动。到了高中改为每周{yt}到工厂劳动，我记得到上海锻压机床厂，上海缝纫机厂和上海铜版纸厂各干了一学期。

    在上海缝纫机厂，我是在流水线上干。我的前一道工序是把缝纫机头和下面的铁底板用螺丝帽把它们拧在一起，我的工序是把上一道下来的已经合在一起的缝纫机头，倒过来卡住，用钻床三钻头每三分钟自动地往下钻，每一个洞钻透底板，直钻到与之相连的机头内，钻好后再把机头翻过来，目的是把三个洞洞内的铁屑倒出来，以后再一次倒转机头，塞进三个铆钉，用锤子把铆钉敲紧，然后整齐地对在车间的推车上。这个钻床是自动地，每三发分钟钻床就下来钻一次，也就说我在三分钟内要做完上述工作。而且生产线上生产的是工业缝纫机，比家用缝纫机重多了。

    {yt}工作下来，我觉得自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只是机械地做着同样的动作，没多少意思。但我又好奇地发现，我的下一道工序，是把这些机头放到高温中烘烤。我明白这是要使机头和底板融成一体。我又自问为什么螺丝帽拧了还不行，自己琢磨出，缝纫机工作时的频率，会使螺丝帽松动，底板和机头不成一体，缝纫机工作时，走的针脚就会不整齐，做出的衣服就会有问题，这是检验缝纫机质量好坏的很重要指标。所以我这道工序是很重要的。我又想，机头和底板都是翻砂后铸出来的，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机头和底板铸在一起呢？我悄悄地在前几道流水线查看（当时不许闲杂人员在车间随意走动的），得出结论：这样又增加了前面工序的难度。

    我不喜欢自己只当一般的工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我喜欢搞技术研究，我想以后我应该当个工程技术人员或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