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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zh1}由抡锤子的人于 2010-4-9 11:26 编辑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日前撰文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涉嫌抄袭，此事近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目前公众的焦点主要在于，汪著是不是剽窃，抑或仅仅只是引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其实王彬彬的文章批评的不仅仅是汪著涉嫌抄袭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文风晦涩，文理不通的问题。
我把王彬彬一文中对汪文梦呓一般语句的批评意见摘录了下来。同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汪文的晦涩和文理不通并非个别，很多哲学工作者（其实不仅仅是哲学工作者，也包括其它文科学科的研究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很多教授名人深受此等传统的影响，他们的文字和语言污染了汉语！我们不仅要问，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而且为什么还会“长盛不衰”呢？这种“裹脚布”式的文章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推崇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本就不是一个愿意清晰地思考、清晰地表达的民族呢？
我觉得，像数学、物理学这样的学科，其专业性很强，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是很难登堂窥奥的。加上这类学科的表达必须使用特殊的信息载体，如数学必须用数学符号，工程设计必须使用图纸，而这些东西又必然是专业人士才可以共享的信息交流工具，普通大众难以企及。因此这类学科的论文只在小范围内流通，我们对此可以理解。但文科类的东西不同，尤其是哲学。哲学是要影响人的思想的，既然要影响大众的思想，则语言必须是大众能够接受的，能听得懂或读得懂的，否则就只能是书斋里的废品。
如果只是晦涩还好，而文理不通、意义不明就更是要不得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即属于此类。如此糟糕的著作居然成为“经典”，当真叫人不可思议！我相信，此等著作的糟糕，人们都看得出来，人们对它表示欣赏仅仅是因为学阀们对它表示了欣赏，所以也不得不跟着表示欣赏。这跟《皇帝的新衣》里那些宣称看见了皇帝的新衣的人，是同一般的心思。我在本论坛写过一篇《清谈哲学与皇帝的新衣》对此等心态进行了揭露，这种民众心态大概就是《反抗绝望》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原因。
以下是王彬彬文章的部分内容：
汪晖的论述语言，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如果虽然晦涩但却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就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但如果在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那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而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汪晖此后的著述，语言的晦涩更其严重。比较起来，学术上的奠基之作《反抗绝望》，论述风格要平易许多。但是，《反抗绝望》总体上仍然是堪称晦涩的。在研读《反抗绝望》时，我如在晦涩的论述中，突然遇上一段很清通、很平实、很晓畅、因而也很好懂的话，便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心中一喜。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也往往要用那种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这种超长的句式却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的？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问题。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新版的《反抗绝望》，在正文之前，有一连串“附加物”，依次是：原版《题辞》、《新版序》、《原版序》、《新版导论》、《原版导论》。一本书正文前有这样多的“附加物”，像一个人头上一层又一层地压着许多顶帽子，可见实在非同一般。但我读书有个坏习惯，就是越过序言、导论一类东西，直接进入正文。这是为了避免被序言、导论牵着鼻子走。在正文读完、自己对全书有个判断后，再来看序言、导论一类文字。这回读《反抗绝望》也一样。我是直接阅读{dy}编的“引言”（这种“编”或“章”中的引言，应该视作正文部分）。读完正文，只读了一下《新版序》，其他的“附加物”就没有兴趣读了。所以，谈《反抗绝望》的语言，就从正文的{dy}页开始。下面是正文之{dy}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中的部分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 （第3页）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我本来想在有文法问题的地方加上着重号，但问题实在太多，加上着重号反倒让人眼花缭乱。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即把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面用了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他”的人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意味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里具有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鲁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的汉译，并非汪晖xx，故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种思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里的“信奉”一词，也是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的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也很正常，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学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一个具体的观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如果刻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测，会让人不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下面，再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第16页）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未被置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第62页）
一种“思维模式”代替一种“思想模式”，当然是说得通的。但是，一种“思维模式”如何代替一种“生活态度”呢？还有，说“整体观的思维模式”代替了“‘中庸’的思想模式”，也欠准确。“中庸”虽与“激烈”和“否定”不相容，却并不必然与“整体观”相冲突。一种“思想模式”，既可以是“中庸”的，同时又是 “整体观”的。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释。（第71页）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没有出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有所肯定。（第73）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化”等同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族智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发动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
“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第74页）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肯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有， “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第82页）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式” 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第89页）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总是出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就错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月光的“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光源，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方，就成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史”既然“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碎影。—— 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文理不通的例子，暂举到这里吧。《反抗绝望》中，文理不通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哪一页没有某种程度的语法或逻辑错误，而一页中有多处错误，也很常见。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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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感，在这个论坛大量使用洋文字不是好现象，除了能卖弄自己，实在毫无价值。重温xxx的《反对党八股》很有必要，仅摘录一段：

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ㄣ—”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彡]”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xx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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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的丧失---读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世纪中国　萧夏林

1 、汪晖去年发表在《天涯》第五期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关注，直到今天仍然是当
代中国学界的一个“理论”焦点。并不是说汪晖这篇文章写的多么漂
亮和深刻，相反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肤浅和缺乏中国常识。汪晖在分
析中国思想状况和中国问题时，所表达出的理论霸气和对中国问题判
断的自信令人惊诧。这篇文章不仅深刻反映了汪晖当前的思想状况，
也深刻反映了以汪晖为代表的一批海内关心中国问题的新一代教授，
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及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趣味。汪晖不仅
是新教授们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新“左”思想文化的{lx}人物，而
且为新一代年轻学者和学子所崇拜，所以，汪晖这篇文章一发表，就
引起海内外关注，就是必然的了。
其实，这更像一篇学术综述，而且不合格的学术综述。看起来意
义和价值非凡，其实是一篇故作思想大师高深毫无理论价值的东西。
汪晖虽然由文学转向思想史多年，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文学评论家的
本质，但文学质感又丧失殆尽。此文被汪晖和其同党炒作，也只是炒
作而已，就像明星的炒作一样。
我读汪晖这篇文章，深为汪晖这么优秀的学者感到遗憾。我不知
汪晖这篇文章谈论的是中国问题还是中国的国际问题，不知谈论的是
当代中国问题，还是明天的中国问题。总之，我读汪晖这篇文章，一
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汪晖不仅对今日中国缺乏常识，而且对90年代的
分析判断也十分可笑，他对当今世界当代问题的国际部分或中国与世
界的交叉缺少基本知识。汪晖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趣味和学
术趣味，xx是一个盲人摸象式的中国思想意识和问题意识，令人想
起夜郎自大的古老故事。这样必然导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
题简单化，从而掩盖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问题，或者主次颠倒。当然，
这也是汪晖一贯的学术风格。
2 、在汪晖的概念中，中国经过5 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社会基
本上形成，经济和文化活动已经加入到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
程之中，所以，汪晖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
文化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中国社会已经市场经
济化，已经资本主义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很显然，这是
把中国问题国际化，把简单的中国问题复杂化，这样，汪晖笔下的中
国已经不是今日中国，这也许是21世纪某{yt}的中国了。这种超前的
中国意识显然与今天的中国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中国虽然经过20多年
的改革，许多观念也深刻地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世界化，但是中国
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没有
向政治民主社会转化，观念发生变化再大，其它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
有进展，经济改革也不可能有大的进步。相反，经济改革将会更加艰
难甚至已成负数，权力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堂皇的理由抢劫国家财
产。事实上，在今天这已经普遍存在，而且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危机。
今天，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
权力，是体制的力量，是“政治”是政治资本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一
切，影响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不是市场也不是资本，资本和市场看
似在主导中国的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今日金钱至上道德沉
沦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明白的常识。市场和资本在
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但最根本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是我们的体制和体制
不受约束是权力，而且它们操纵着资本和市场。我们能把官员们公开
抢劫霸占国家财产，把他存在银行和床底下的钱当作市场经济的“资
本”吗？我们既不能不能把北京部分的国际化当作资本主义，也不能
把北京当成全中国，更为不能把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城市的文化泡
沫就看成中国已经形成市场社会，中国文化的主流已经资本主义化。
北京的国际化程度到底有多大，在多大意义上真正西化，实在很成问
题。我们在看到北京街头的《精品购物指南》，关于生活关于消费关
于黄与黑的大报小报麦当劳和《泰坦尼克号》等美国大片，也别忘记
了中国有《南方xx》《焦点访谈》，它们展示的沧海一粟的问题，
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生活，真正的问题。中国在市场化之时，没有权力
制约的权力比过去更加强大更加贪婪和残暴，一个不讲法制只讲人治，
不讲自由民主的社会，一个私有财产不受保护的社会怎么会是市场社
会？中国也确实加入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中，但是中国没有全球化
时代应具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市场体系，没有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
规则，为了个人利益为了集团利益，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利
益民族利益。所以，为了一块牛排，可以出卖整个中国的事件屡屡发
生。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我们缺少市场社会的法制体系，中国在全
球化过程中，总是不断遭受挫折，处于下风。
由于汪晖把中国的大城市的国际部分中国化，把中国的问题国际
化，把中国市场经济化和资本主义化，所以他必然得出“中国社会的
问题”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似乎中国已经西化，已经资本
主义化，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社会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中
国的政治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等一切问题似乎都要由西方负责都要
由美国负责都要由西方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
负责，似乎中国已经实现了西方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似
乎政治腐败、社会腐败、道德败坏，人有多大胆，家有多大产，不怕
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无法无天的体制性腐败问题，王宝森陈希同问
题也要由西方负责、美国负责，这实在是太没有中国常识了（当然，
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既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和极左力量
的青睐和支持，又能拉起学术的山头）。在汪晖那里，传统的社会主
义已经失败，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也道路不通。中国需要走一条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偏离资本主义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
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汪晖的中国现代理论
追求显然是很xx的。这也就是汪晖所说的中国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
创新。这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显然既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社会主义，
也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是否存在呢？不就
是东方特色吗？不就是专政制度下的平等吗？中国的理论家们应该从
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是中国式的“摸石头过
河”的货色。试图再拿十几亿中国人在为专制制度作一次理想空想的
伟大实验，我想这样的理论家是很值得怀疑的。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当然伟大当然令人敬佩，如果为了创新而创
新，为了理论的霸权和标新立异而创新，这只能是纸上谈兵和理论上
的可能而已，永远不会有实践的理论。如果仅仅为了创新而创新，放
弃人类文明只有民主&#0 ；&#0 ；已经探求了几千年实践了数百年的
文明成果，那将是荒唐可笑的。专制制度下决不会有平等。这样追求
平等的学术是令人怀疑的。
3 、汪晖在对待现实问题中国问题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汪
晖在评价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时，显然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启蒙主义的历史，是使人成为人的历史，启蒙主义的现在和未来
责任则是使“人成为人”和使“人不成为非人”的责任。使“人成为
人”则是启蒙主义最初的使命，反对政治文化专制和宗教专制，强调
人的自由和尊严，启蒙主义使“人不成为非人”的使命则使反抗科技
等各种异化和新的政治文化专制。启蒙主义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个人自
由和尊严的人道主义。个人有自由有尊严，集体民族国家才有自由有
尊严。她的国家理想，则是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启蒙主义不论在什
么时代，都是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的承担和发言者，并保持社会的政
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以捍卫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及国际自由民主法制的
尊严。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开始当然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进行
的，但“五四”时代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也是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精
神传统和社会批判的源泉；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中所要
求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特别是新闻自由），在新启蒙知识
分子中一直强烈地表现着。很明显，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家的利益，
新启蒙知识分子必然成为改革的先锋，他们的思想的一部分必然成为
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党和国家利益与
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比较一致，新启蒙主义思想和立场成为80年
代改革开放实践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新启蒙知识分
子的必然选择。但新启蒙主义一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社会政治
文化批判，这必然超越当时改革开放允许的思想范围。因此一些启蒙
主义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常常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极“左”势力
的批判就更不用说了。新启蒙在为改革开放提供思想动力之时，也不
断地开拓自己的思想空间和民间立场及民族理想目标，并非仅仅为改
革开放提供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以现代国家
为目标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并非是抽象的。任何人道主义都不是
抽象的，它都是具体的。关于人道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关于人的自由和
解放的讨论和张扬，除了对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
批判之外，还以西方作为一种现实实践的参照。但中国的新启蒙主义
并不就是汪晖所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它比西方资本主义的
现代性包含了更多更痛苦更复杂的内容。而且，自由民主法制的精神
理念和市场经济是否就是西方的，它是不是世界的人类的？我们不能
把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念进行简单的东西划分和中国和西方的划
分。难道西方的就不是世界的人类的中国的？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走在
了世界前面就把它排斥在人类之外使之成为中国的敌对物。汪晖对西
方的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它夸大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
汪晖认为，新启蒙政治批判“把改革千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实践比作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种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这
种指责也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封建主义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
讨论的。当然在汪晖的现代性理论中，文化大革命也是现代性的一部
分，反现代性也是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理论令人费解。现代性的理念
虽然包含了科学精神，但并不是科学技术及其科技社会形态，它的理
念仍然是自由民主的理念。xxx的社会主义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
因，它并不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而建立起来的，相反建国之初的一些
理论口号也都是非常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的。xxx搞文化大革命的
目的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它是封建主义的，反现代性的，它毫无现代
内容，实践已经证明了一切。它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章太炎的平等
观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毫无共同之处。近年来，
学界流行的“现代性”观念，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现代性”的
一种表现，认为它推动了资本主义向好的方向发展。反现代性也是现
代性的。这看似很学理，但它实际上取消了现代性的本质精神：自由、
民主、科学的理念。当现代性成为怎么说都行的时候，“现代性”就
不存在了。否则，扼杀自由也是xxxx人犯也是为中国计划生育做
贡献。当然，这为新知识教授们提供了理论运用的便利和抢占理论霸
权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事实上，当文化大革命成为“现代性”
之时，文化大革命从学理上就有了一种历史的合法性，这也就取消了
启蒙知识分子对xx的批判的合法性。现在国内外一批知识分子，认
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只要是反西方的就是好的，并一律冠以现代性
和理论创新的桂冠。所以，他们现在寻求一种他们也不知道的理论创
新和制度创新。这种所谓“创新”的背后是理论空想的话语霸权和一
种新的排斥人类文明的xx现代思维。
新启蒙知识分子在寻求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时，
从来也没有把整个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对立面。相反，启蒙知识分子一
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强调保护生态环境。
新启蒙知识分子在引进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理论时，主要用来发
展和丰富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xx专制的批判是
主要的，他们本身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到达中国之后并没有消
失，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时代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
从来没有不加分析地把西方的东西全盘接纳，从来都是有保留的，但
这种保留和批判，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为了中国的思想解放，
推动历史的进步，而非主要批判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批判我们没有的
东西，或盲目批判西方而忘记自己的责任，启蒙重要从来就具有批判
精神，而且也xx具有反思的基因。汪晖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颠倒了主
次，不是无限夸大现代性的危机弊端，就是无限夸大文化大革命的合
法性。它对新启蒙的一些分析批判采取了简单否定，甚至无中生有的
办法。
汪晖对当代启蒙主义的批判更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启蒙主义
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市场社会的文化先
声”. 进入90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大大缩小，
发言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报刊上被枪毙和不能出版发行的文章和书籍，主要是启蒙知识分子的。
虽然，启蒙知识分子支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在xxx南巡时紧紧坚决
反“左”，但启蒙知识分子的声音与一些官员对市场经济的支持是不
同的。启蒙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承认中国今天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进
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汪晖所说的市场社会。恰恰相反，中国的启
蒙知识分子，坚持批判汪晖的这种市场社会。因为，中国仅仅有市场
经济的口号，市场社会远远没有形成。因为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社会
法制经济，必须有政治民主文化民主做后盾。而我们现在仍然是人治
的社会，人治社会确实已经通过权力，把中国国家资产和私人资产、
把权力官职的大小市场化了货币化了。但真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追求
的从来就是一个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的市场社会。一直对
当前的政治腐败金钱至上、道德败坏、社会无序持批判态度，从来不
承认今天的丑恶现实是过去理想目标的一部分。汪晖的这种判断实在
太肤浅了。
90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质上是当代
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金钱至上、道德败坏、政治腐败、改革停滞而进行
的一次自觉的批判和自我反省，是基于知识分子责任和良心的一种发
现和反省。人文精神的讨论由于缺少讨论的空间而被迫停滞。当然，
它自身也有许多问题。但人文精神的讨论不是汪晖所说的，是由于人
文精神的失落而引起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是因为改革的停滞、政治
的腐败而带来的国家危机，使人文精神失落了。汪晖把这个问题的前
提和结论搞颠倒了，启蒙知识分子一直是清醒的、目标明确的，它从
来就不是汪晖所说的是暧昧的。
所以，当汪晖把启蒙主义等同于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时候
（一个是市场社会的先声，一个是市场知识形态的有效部分），我们
知道，汪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否定新启蒙知识分子。实际上，他自己
已经xx后现代化了，xx张颐武化了，特别是对待启蒙知识分子上
与后现代主义们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今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早已超越了所谓改革/ 保守、西方/ 中
国、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计划/ 市场的二元思维模式，中国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改革与保守等二元对立模式所能解释的。90年代的“改革”
概念，还有多少实质意义，经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还具有改革的意义，
启蒙知识分子都是非常清楚的。汪晖说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有改革/ 保
守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显然是个错误，倒是汪晖自己一直在使用这
种模式批判启蒙知识分子。
汪晖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否定，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野蛮的。
他的目的当然是认为启蒙知识分子应该Pass了。所以，他说启蒙主义
只剩下了神圣的道德姿态（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有一种社会道德的批判
原则），已“无力对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和极为真实的经济关系做出
分析，从而丧失了诊断已成为全球市场社会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呢？汪晖分析：“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
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物，特别是
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
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0 ；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
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
经同时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
是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
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这是汪晖为中国启蒙知识分
子下的死亡判断书。在汪晖这里，启蒙知识分子在中国已经不合时宜，
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丧失了认识中国分
析中国问题的能力。丧失这种能力的根源，没有把对中国政治文化专
制的批判转化为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没有把中国问题全球
化国际化。在汪晖这里，中国是不需要政治民主文化民主和经济民主，
或者就是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些东西。当汪晖宣告“历史终结了”、
“新启蒙过时了”的时候，中国人是否像美国鬼子那样就过上了资本
主义生活了呢？
4 、汪晖在这篇文章里大谈中国问题，但由于他把中国北京化，
把中国国际化部分普及化，并把中国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化，他当然不
可能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如果谈中国问题，不谈农民问题，那么他
就没有资格谈中国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问题中所占的地位任何
中国问题研究者都必须心中有数的。中国农民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不
仅没有进入市场时代，而且大部分中国农民越来越被计划经济所垄断
和强暴，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越来越低，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在土地
上耕种的自由，而且他们收入的50% 到70% 都被剥夺，他们一年的劳
动常常成为负数，他们生命财产比20年前更加没有保障，他们成为社
会不公{zd0}的牺牲品。在改革开放中，他们贡献{zd0}，获益最少。苛
政和腐败已经使农民破产，大批农民因苛政和腐败无法生存，已大量
抛荒弃家而去！农民的忍耐可以说到了极限。近十亿农民的问题难道
可以忽略不计吗？显然忽视严重的农民问题，是谈中国问题的人最不
应该犯的错误。
5 、汪晖这篇文章展示了知识的力量和理论的气魄。汪晖在把中
国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之后，使用了后现代理论。他用美国后现代知识
分子批判美国的方式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关键是中国不
是美国，中国没有汪晖所说的资本主义，难道政治腐败与权力掠夺国
家人民财产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这种分析中国的理念显然与中国背
道而驰。如果采取一种后现代的理论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一种历史的、
问题主义的思想分析，也不至于这么远离中国。汪晖在操后现代的理
论对中国的问题作为知识来做，当作学问来做，而没有从问题出发，
进行问题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没有进行问题的研究，因而就不会
有思想家的高度，没有思想家宏观把握问题的能力和微观分析问题的
能力。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他对问题的知识化过程和学问化
过程，只能是局部的盲人摸象式的和坐井观天式的，而且常常把芝麻
当成西瓜，把西瓜当成芝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常常把原因和
结果搞混，甚至xx离开问题，进行一种知识的推理和理论的想象。
不是大思想家或生活在中国的思想家，就没有能力对中国问题进行一
种历史的分析和判断。只有思想才能对问题进行问题的分析理论的论
证，才能进入到问题的内部，而知识只能看到问题的影子，而不能进
入问题内部对问题进行一种现实和历史的体验。仅仅靠从理论到理论、
从知识到知识的逻辑论证，必然割裂问题，使问题为知识服务，为了
达到理论和知识的要求，问题就被伪装或被切碎。问题被知识化和理
论化之后，我们就会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或看不到问题的本真和整体。
我们只有把问题当作问题来做，才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知识和理
论才能成为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样我们才会有思
想诞生，才会有洞察力，才会有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在一种大的整
体的把握和体验中，使知识和理论为问题服务，从而达到窥一斑而知
全豹的效果和境界，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解决问题，而不至于陷入
一种理论的虚空。
6 、汪晖在文中常常使用“国家”的概念，这一概念应该是国家
和民族的内涵，而不是政党或体制的代名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理
想，显然不一定是执政党的利益和理想。启蒙知识分子的利益和理想
是与国家的利益和理想是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和对抗的。汪晖这篇
文章显然把国家的概念与执政党的概念等同起来。不知这是汪晖的疏
忽还是汪晖的策略。
7 、世界在日益一体化，知识也在全球化，但每个国家都有每个
国家的问题。新的知识贵族理论权贵，在通过计算机和外语掌握了最
xxx知识和理论消息时，对新理论新知识缺少这种新理论新知识诞
生的基本文化环境体验，他们的外语只是工具的而非文化的，他们的
理论和知识的获得是新闻记者式的，而非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他们
对本土和世界却越来越不了解，特别是中国新教授们越来越不知道中
国是什么了。他们在拥有知识和理论时，也越来越国际化（从北京到
香港到纽约），越来越城市化知识理论俱乐部化，成为知识和理论的
既得利益者，从而丧失了本土现实的体验。他们对于世界和中国的看
法，可能就不如一个下岗工人和去粮站交“税”的农民。因为，下岗
工人和农民还有在中国土地上艰难生存的常识，他们知道什么叫今日
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
8 、常识先于学理，学理存在于常识。自古事实胜于雄辩。而今
天似乎“雄辩胜于事实”，大批中国国际知识分子丧失了中国常识本
土化生命体验后，争先恐后谈学理谈规范，甚至中国问题。常识丧失
后的学理、规范，还是不是学理规范，丧失了常识的中国问题还是不
是真问题，中国问题？我们只有拥有常识，才能拥有理性，才能产生
追问真理的勇气，才能抵达和逼近真理。我们还是先把常识弄明白才
好。
9 、汪晖这篇文章似乎显示了知识的力量和理论的气魄，但细读
之后伫立，我们只感觉知识和理论的霸气，而没有知识的思想含量真
理探求和理论的分析论证到处是真理般的结论断语而没有真理诞生的
过程。这样的理论这样的学术除了是一种xx理论法西斯学术之后，
它还能是什么？汪文中一些以偏概全的分析判断，除了显示它对中国
缺少基本的把握和体验之外，相反倒显示了他知识和理论上的窘迫。
这是让人没有想到的。
10、汪晖这篇文章{zd0}的特色似乎是晦涩。他文章的每一句都很
明白，但合在一起，就晦涩，就艰深难懂了。今日中国新教授们流行
晦涩。晦涩似乎是大师气度，是理论风范，是学术标本。事实上恰恰
相反。晦涩掩盖了他们对中国对本土的基本体验，掩盖了他们知识理
论的舶来性，掩盖了他们思想上的匮乏。晦涩不是大师不是自信，而
是恐惧，缺少信心缺乏思想理论勇气的一种恐惧。大师从来是简洁的
朴素的从容的勇敢的一往无前的，而不是躲避掩饰；从来是直面现实，
让知识理论为问题为思想服务，而不是放弃思想，让问题为知识服务
让问题成为xx，成为所谓理论的奴隶，从而让一切暧昧起来，晦涩
起来。
晦涩不是大师的象征，不是理论高深的标志。晦涩是一种故作的
高深。当然，它是一种学术政治策略、一种中国特色，但它埋葬的是
理论追求真理的勇气，埋葬的是光明磊落的胸怀。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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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真的不懂。虽然我英文以前是6级，但是由于工作中长期使用中文。基本上算是放下了。正如我二外还修过俄语一年，我也放下了。要拾起来还要花很多精力，我没Wind兄有那么大的恒心翻译英文经典。所以你提的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懂这些，我不懂，真的让你失望了。没办法。谁让我这么爱说中国话，这么得反感英国美国话呢。没准我底子里面是个反美分子。你没看到现在央视都禁了英文缩写了么？所以说啊，大环境不可以。我争取下次跳到外企去。这样就可以多说一些洋文了。谢谢你批评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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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zh1}由朱得忠于 2010-4-9 21:54 编辑

楼主意思说汪晖误人子弟？
那就错怪汪晖了，汪晖这些文章本来就不是写给你们这些人看的。汪晖的文章晦涩难懂、文理不通，一般人也不会闲着没事干去读他的文章，谈何祸害？
他要害也是害王彬彬和楼主此类的人，这不，王彬彬花了一大通时间考据人家的文章，然后得出“文理不同”的结论。这不等于白痴明明看到一坨狗屎，非要吃一口，然后说：“没错，这是狗屎。”然后楼主也跟著王彬彬去尝那坨屎，异口同声地说：“对，就是狗屎。”
哈哈，汪晖就是祸害这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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