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族之光

——镶金兽首玛瑙杯

   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

                                                            ——余秋雨

唐时的长安,是一座恢弘而大度的城。她像博物馆中陈列的女俑，将来自异域的文化纳入自己原本细瘦的身躯。汉时遗留下的纤弱，在这毫无保留的推崇和容纳中日渐丰腴。

长安，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梦境。来自异域的民族，无论他怀揣的目的是袍笏加身抑或惊世财富，无论他的身份是没落的贵族抑或流亡的囚犯，都能在偌大的长安城觅一处遁隐的祥和之地，安然的修炼"大隐于市"的中国哲学。

熙熙攘攘的长安街，胡人的酒肆饭馆林立，胡姬的轻歌曼舞不绝，胡商的驼队奇货云集，连土生土长的长安姑娘，亦“竞着胡服，竞习胡风”。即便是两个对立的民族，在长安城也能安然相处，如同那些原本互斥的宗教都在长安太太平平的安顿下来。

这样一座雍容大度的城，她所表现的是大唐帝国兼容并蓄地吸收各种异域文明的雅量。

盛世的繁荣不仅留下了诗人赞美的诗篇以及帝王不朽的爱情，还留下那么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以及如同那个混杂的时代一样风格迥逸的工艺品。

1200年前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置身于博物馆金碧辉煌的大唐遗物之间，却仍以一种{lx}群伦的姿态，闪动着来自异族的流光。

    仿佛突然看到大漠上掠过的飓风，夹杂着沙石的号角声粗犷而悠长，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映出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波斯人，新罗人，粟特人，争先恐后的行进于通往旧都长安的路途。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用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纸张和瓷器。黑衣大食商人麋集于长安西市，用他们的货物换取巨额的财富。然而，无论波斯人，新罗人，粟特人抑或吐火罗人，他们不仅带来了货物，也带来的属于异邦的文明。

     这件极具异域风格的玛瑙杯，也许曾在突厥大帐里见证突厥人的豪放与硬朗，抑或曾为萨珊波斯的宫廷旧物享受过至上的尊宠，又或者出于一位不知名的大唐工匠之手，不仅将中外文化凝成牛首羚羊角的异兽玛瑙杯，更在中国的玉雕史册上添创了俏色玉雕的华丽身影。

     无需置疑，它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精湛的玉雕技艺，更体现了外来文化对李唐的影响。

单从材质来看，这种名贵的缠丝玛瑙多产于西域。罕见的号角型的器身，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风格，羚羊更是关外的物种，以羚羊角置于牛头，连接杯口与兽首，形成一个小小的杯柄，飞奔中的异兽形象栩栩如生，材质被充分利用的同时，增强了器物的整体感及稳定感。杯体通透，兽首的口鼻部装有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原本令人遗憾的那一点材料上的缺陷，被工匠打造成了一大亮点，使盛在杯中的液体，似乎也有了流动的生命。白色缠丝从杯口贯穿至兽首，纵向宽边缠丝被设计成杯口，横向细边缠丝被引至兽首，连贯而统一。金镶玉则是中国的传统工艺，暗含吉祥喜庆的寓意。因而它被看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这种角杯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的工艺美术中十分常见。对于它的来历，有人说是外国使臣进贡的贡品，然而史书上记载当时外国的贡品不仅有工艺品，也有质量上乘的玛瑙原石，当时的长安各种文化交流碰撞，即便它是出自中原工匠之手也不无可能。名贵的缠丝玛瑙质地加上精妙的构思，以及器物整体散发的异族情调，使它成为同类器物中最为精美的一件，亦是海内外{dywe}的遗世孤品。

     39年前，它在泥土中被发现，沉睡千年的绝世风华，在瞬间喷薄而出，惊世骇俗，如同新生的红日，刹那间的惊艳，令人对过去的那个开放而交融的时代心生敬畏和崇拜。我们无法想象那个如同世界市场的长安街是何等的繁荣，无法想象那些闪烁着溢彩流光的丝绸珠玉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异邦受到怎样的推崇，李唐王朝的盛况已成为湮灭的历史，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也化作远古的歌声。唯有它们，那些陈列于博物馆橱窗中的工艺品，即使经过千年时光的琢磨与地下幽暗泥土的掩藏，也无法黯淡属于那个时代的熠熠光辉。在玻璃柜中接受后人们目光以及心灵的顶礼膜拜，继续并安静地散发着谜样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