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节，这已经是母亲离开我们的第六个清明节了。
昨天去墓地扫墓。那个地方倚山面水，满山林草，本应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但周围的水泥厂、矿山一片繁忙景象，载重汽车一辆接一辆轰鸣着驶过，灰尘遮蔽了全部的天空。今年的气温明显偏低，虽已清明时节，但山上的林草还没有吐绿，扫墓的人们也都穿着深色的防寒外衣。
在整齐排列的碑林和络绎的人影间隙，我看到了母亲的墓碑。墓碑上以肃穆的字体清晰地刻着母亲的名字。只有在这里，母亲的名字才能这样清晰，母亲的音容才能如我所愿，在脑海里久久地浮现。我也是接近老年的人了，眼泪却会比年轻时更轻易地沁出来。我觉得母亲慈祥的目光就在墓碑周围看着我。我试图感觉母亲的存在，却始终不能感应到任何的异常。
我对自己最早的记忆来自小时候的托儿所，那是在母亲工作单位中的一个托儿所。母亲的工作单位是一家国有大型水泥厂，那个托儿所则位于厂内一座在上个世纪初建造的洋房院落。这座建筑中不仅有着欧式洋房中特有的护壁、地板、落地窗，而且也象中国的大宅院一样有着曲径回廊、跨院和前后院。现在想起来，这个地方应当是这家水泥厂解放前的高管居住或办公的场所。只是到了我出生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政权的执掌者才把它改成了托儿所。这样，我作为这个厂一名普通女职工的孩子，也是入住托儿所的{dy}批孩子，在出生第57天的时候，就被送进了一个极为优雅的环境。
后来是大跃进的年代，母亲大概总是加班到很晚，我和所有的孩子们不得不在一周的时间内都住在托儿所。夜晚，孩子们躺在清漆的小木床上，看着落地的大窗帘，听着远处隆隆的机器声，心里却在盼望妈妈突然出现。白天，在欧式铁栅栏围起的院子中，孩子们由年轻的阿姨带领着，在茂盛蔽日的大核桃树下嬉戏，在装饰着壁灯的大厅里上课，学习这个年龄的孩子特别感兴趣的折纸、简笔画，以及用橡皮泥捏出各种小动物。在快乐的游戏中，我便暂时忘却了母亲每天都要回去的那个土砖垒墙、煤灰渣打顶的低矮和寒冷的家。
但日子并不总是这样过下去。春天的时候，为了防止感冒和脑炎的流行，托儿所的孩子们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都被禁止回家。在这段时间，母亲们每个星期可以探望孩子一次，但探望时却不允许走进托儿所的铁栅栏门。我至今记得那段时间盼望见到妈妈的那种望眼欲穿的心情。母亲大概会在两个星期左右来看我一次，每次当然都会带来她亲手准备的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一次不来。所以，每一次我都抢先跑到栅栏门那里守候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她可能出现的方向。当看到别的孩子的母亲一个接一个出现时，心中就一次又一次充满对孤独的恐惧。当终于看到母亲时，我当然就会跳起来大喊大叫：我娘来了！我娘来了！娘，我在这儿呢！
如果远远地看去，那种情形可能就像探监一样：栅栏门外站满了每个孩子的母亲，栅栏门内站满了每个母亲的孩子。大多数孩子都可以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些喜欢的东西。而我的母亲会隔着栅栏门为我整理衣服，一面不停地叫着我的小名说：看，土猴似的，又长高了吧？
那时两个弟弟都出生了，也都进了托儿所的小班。每次回家时，两个弟弟在母亲推着的童车里一头一个，没有了我的位置，我就在母亲的前后左右边玩边走。很快，我顺理成章地被送到一个只收大孩子的幼儿园里。在这里，我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需要像一个大孩子那样做事情：每天自己去幼儿园，傍晚自己回家。而到了母亲下班的时间，我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接她，帮她提着自制的手袋，推着童车里的两个弟弟，高高兴兴地一起回家。
特别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当我披着一个小褂去接母亲的时候，我看到她一手擎着一把破旧的纸伞，一手艰难地推着坐着两个弟弟的童车。那时家里没有更多的雨伞，没有雨衣，更没有塑料布。我跑到跟前，帮母亲推着童车，母亲用破伞遮蔽着我和弟弟。当母子四人回到家里时，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然而心中的温暖和身上的寒冷一起，永远埋进了我的内心深处。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上小学。奶奶蒸馒头的时候都要按照家里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把面粉用秤准确地称出来，一两都不敢多用。我每次吃完自己的一份，还是感觉肚子里空荡荡的，每天随时随地总是饥饿的感觉。后来不知怎么就让我和母亲去吃食堂了。在水泥厂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让我先吃。我也觉得在食堂里比在家里吃得饱些了。我跟母亲说：还是吃食堂好，这时母亲便笑笑不说话。我这个做儿子的竟是那样迟钝，到我娶妻生子很多年之后，某{yt}我才恍然大悟：那时，母亲总是不到吃完自己的定量就说饱了，我一直在分吃母亲的定量。母亲那时那么消瘦，她怎么可能吃饱呢？
那时是全国普遍的饥荒，我家门前的马路上，每天都有马车拉着棺材去埋葬，很多家庭中的老人饿毙了。起初还有红漆的棺材，后来就多是没有油漆的木质棺材，再后来就都是水泥棺材──木材用完了。那时各家工厂开始发动职工开小片荒种粮自救。而母亲所在的水泥厂还养了奶牛，当然是很少的几头，牛奶只能凭奶票供给水泥厂的高层领导，因为他们级别很高，按当时的国家规定是可以配给牛奶的。
我的爷爷奶奶那时和全家一起吃用玉米“骨头”（玉米粒赖以生长的那个“棒”）磨成的粉，这种东西既不能消化，又没有养分。与它相比，米糠倒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好吃、相当有营养的食品了。问题是，即使是这种东西也没有多少可吃，爷爷奶奶孱弱的身体眼看着要进入生命危险者的行列。母亲对公婆极为孝敬，每天下班后{dy}件事就是到爷爷奶奶的房间里问候一下。一直以来，母亲和父亲一起，只要家里有一点点细粮或一点点油水，就都要专门做给爷爷奶奶吃。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直到有{yt}，母亲塞给我一张奶票和一个瓶子，让我去奶牛场取奶，然后带回家煮给爷爷奶奶喝。后来知道，母亲厂里的高层领导，得知我家的情况之后，就把自己每月“喝不了”的奶票送给了母亲。从此以后，我每过几天就能从母亲手里拿到一张奶票。每次母亲都要再三叮嘱，这牛奶是爷爷奶奶才能喝的，别的人谁都不给喝。但日复一日的饥饿却让我耐不住奶香的诱惑，有时候就会跑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尝上自以为很小的一口。也是在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岂能瞒得过母亲的眼睛。但我却从来没受到母亲的责备，无论如何，我还是能把近于整瓶的牛奶带回家的。这几天一瓶的牛奶，便成了爷爷奶奶的生命源泉，使他们没有悬念地度过了饥荒。
母亲这一生，做过教师，做过职员，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妇女解放，也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还经历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到2002年，母亲被查出罹患晚期肺癌。那时母亲和父亲单独住在家里，母亲病逝前两个月还在挣扎着给父亲做饭。弟弟、弟媳们不断地来帮助母亲。而我和妻子在70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区上班，我给母亲的帮助实在太少。我虽然极力要给父母雇一个做家务的保姆，但因为父亲的阻挠都没有实现。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已经来日不多，我们对他隐瞒了母亲的病情。我在不少事情上实在对不起母亲！
母亲过世以后，父亲的老年痴呆症逐渐显露出来，到后来大小便xx失禁。好在几年前我和妻子终于不必再到原单位上班，得以和父亲搬到一起。服侍父亲吃饭、睡觉、大小便，成了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在工作之余，服侍父亲的事情我当然要走在前面。而妻子则每天都要为父亲洗刷尿湿的被褥和衣裤，隔几天就要洗刷一次大便，并且在这样的生活中，还能经常逗父亲开心。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父亲早已花白的头发竟然黑了上来，去年以来痴呆的头脑竟清醒了许多。我在妻子身上分明又看到了母亲的身影。但要知道，妻子仅仅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刚结婚时，与我父母一起生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母亲如果在天有灵，能否谅解我把那时没有尽到的孝心，转移到父亲的身上？我并不迷信，但我宁愿母亲能远离这墓园周围的喧嚣，从冥冥之中对我现在的行为感到欣慰，而安然徜徉在天国！
2010年4月5日 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