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疫苗案：乱象背后的利益博弈
2010-04-09 21:09:49 阅读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本来作为防病武器的疫苗，何时成为暴利的源头？本来作为公益机构的防疫系统，何以成为市场的主体？本来作为企业的疫苗厂商，何以能够左右政府公共卫生政策？
山西疫苗案：乱象背后的利益博弈
本报记者 柴会群 发自太原、北京
因中国经济时报xx记者王克勤的一篇报道而引起公众强烈xx的“山西疫苗案”，在冰山露出一角之后，已渐渐淡出公众视线。。
3月25日，卫生部以“预防接种知识热点问题答问材料”的形式就此案间接发出声音：我国上市疫苗总体安全，近年报道的多起“接种事件”均没有证据表明与疫苗质量有关。
南方xx记者得到的新近消息是，一份尚未正式公布的由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出具的“基本结论”认为，根据此前抽检结果，疫苗质量合格，接种儿童的病情与“高温暴露”疫苗无关。
事实上，山西疫苗案两年前就有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披露，由于先前报道中并未涉及接种安全问题，因此并未引起太多人xx。山西省纪委对此案也早有调查，但一直无最终结论。
此次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之后，再度引起高层重视，山西省方面迅速组建由分管卫生的副省长任组长的工作组。不过，据举报人陈涛人称，直至目前，尚无工作组成员主动约谈其本人，这意味着此次调查的重点仍指向疫苗接种安全方面。对于陈涛安的另一举报重点即“标签疫苗”问题，或仍可能淡化处理。
在南方xx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山西疫苗案中，因“标签疫苗”暴露出来的官商勾结问题才是整个事件的症节所在。
标签疫苗
作为一种特殊药品，由经销商在疫苗上贴注标签，在常人看来似并无不妥之处。然而，在专门经营疫苗的行内人士眼中，此举却“极为敏感”。
山西疫苗案专家组目前已经证实，疫苗案中确实存在“标签疫苗”。山西省疾控中心有关官员对此也予以承认。
在陈涛安看来，在标签疫苗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06在山西开展的“麻腮风”疫苗接种活动。
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以内部明电的形式发文，要求各地加强麻疹控制工作，其中的一项工作是，提高常规免疫接种率，xx免疫空白人群。
采用免疫接种来控制麻疹，是我国已执行三十余年的计划免疫工作中的一项，三十岁以上的国人几乎均有接种麻疹疫苗的经历，多年来，这种疫苗一直由政府免费给公民接种。而“麻腮风联合疫苗”则是指麻疹、腮腺炎、风诊三种疫苗，它包括麻疹疫苗，但不等同于麻疹疫苗。
{zd0}的不同在于，麻腮风疫苗属收费的二类疫苗。
在卫生部文件下发之后，山西省卫生厅、教育厅联合发文（晋卫疾控[2006]13号），该文针对的是学校，而内容，却是要求做好“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在陈涛安看来，这其实是山西省卫生厅有意“歪曲”卫生部文件，利用国家计划免疫政策来推广二类收费疫苗。
南方xx记者注意到，山西省的这份文件中，尽管提到“严禁强迫命令……实行自愿原则”，然而却同时要求新生入学时，要严格查验验预防接种证，这意味着和历次接种活动一样，带有强制性质。
最重要的是，在山西省此项工作的实施方案中特别提到，为保证预防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发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而山西CDC专用疫苗，正是陈涛安所称的“标签疫苗”。
对于“标签疫苗”，山西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张杰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解释说，贴标签的出发点是对使用者负责，表明“只要贴了这个标签，这个疫苗出了问题就由我来负责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由商人田建国和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主任粟文元共同设计的这个“山西CDC专用”标签，并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也未经药监部门许可，这证明它并没有任何法定效力，接种者假如出了问题，不可能依据这个标签索赔。有法律人士指出，而按照疫苗条例规定，二类疫苗如果出了问题，系由厂家而不是经销商负责。山西省疾控中心没有义务帮企业承担责任。
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标签疫苗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精妙的疫苗营销模式：一个亦官亦商的机构，以二类疫苗为载体，借助行政力量“造势”，以各级疾控机构为链，进行有形或无形的利益输送，整个系统均在封闭中运转，并以保护人民健康的名义进行。
发文推销
和全国其他省市的疾控系统一样，经过多年发展，在免疫接种方面，山西省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比如在麻腮风疫苗接种实施方案中，除了要求各级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预防接种之外，还要求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和动员”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标语、板报等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然而，由省疾控中心统一印制的“预防接种通知单”上，却明确要求接种“普祥立适”牌麻腮风疫苗。这种疫苗的价格是每份84.2元。
通知单还附上几张麻疹、腮腺炎等患儿触目惊心的照片。“家长们不经吓，看到后不管花多少钱也要给孩子们接种。”陈涛安说。
几乎没有家长知道，这次接种其实本该是一次免费的公益活动，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实际上成为疫苗厂商的营销对象，更重要的，山西疫苗案后来的进展表明，所有可能的风险最终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
在开展麻腮风疫苗接种活动之后，山西又相继开展了乙脑、流脑等疫苗接种工作。在陈涛安看来，其模式与麻腮风活动基本一致：省卫厅、教育厅联合发文——各级卫生、疾控、教育、宣传部门集体造势——厂商借机接种二类收费疫苗。
南方xx记者在一份2006年由山西省卫生厅、教育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学校做好乙脑疫苗、流脑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文件（晋卫疾控[2006]21号）上看到这样的字句：……有条件的单位，可以使用更为安全有效的乙脑纯化疫苗和A+C群流脑多糖疫苗。
事实上，上述两种疫苗皆为二类收费疫苗。而乙脑疫苗和流脑疫苗都已纳入山西省的儿童免疫规划，属免费一类疫苗。据一位专业介绍，目前的乙脑疫苗其实都是纯化疫苗，不存在谁xxx有效的问题，而流脑疫苗只是因引发流脑的xx种类不同有A群、C群等之分，同样跟“安全有效”无关。
没有人知道在上述疫苗接种活动中，多少人真正享受到了政府免费的一类疫苗。据2008年3月6日山西电视台“都市110栏目”报道称，太原市尖草坪区卢女士的女儿出生到现在20个月，累计接种疫苗27次，花费达1233元。其中仅仅脊髓灰质炎疫苗享受了免费政策，其余都是有偿接种。”
而在陈涛安看来，这在山西绝非孤例。不过，要想查清接种活动中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的具体比例，似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和一类疫苗一样，二类疫苗也被纳入政府考核的“接种率”统计。更重要的，不少花钱接种的农民，根本不知道他们给孩子接种的是哪种疫苗，更不要说生产厂家。甚至，在有的孩子接种疫苗出现异常情况之后，连是否接种过疫苗也成为疑问。
家长们同样没有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有大部分疫苗盒上，均贴有一个小小的标签——山西疾控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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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背后
山西省标签疫苗的出现，源于5年前山西疾控系统的一次变革。而要充份理解这次变革，则要从《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的出台及背景说起。
2005年6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疫苗条例，疾控系统垄断疫苗经营的体制被一举打破，疫苗市场面临重新洗牌。
疫苗条例是疫苗领域惟一一部全国性法律法规，此前，就全国而言，疫苗的使用管理依据的是1994年的卫生部37号令，即《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按照《办法》规定，预防用生物制品（包括疫苗，本报记者注）实行计划生产、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各级卫生防疫站负责疫苗的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办法同时规定，各级各类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机构和人员，必须使用由卫生防疫机构逐级分发或供应的预防用生物制品。
然而，据业内人士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原本是政府免费的疫苗接种开始收费，并出现“计划外疫苗”（即不列入政府免疫计划的收费疫苗，免疫条例中所命名的一类疫苗前身），而该类疫苗的经营，仍由疾控部门掌控，成为疾控系统的重要收入来源。
具体的做法是，疫苗出厂后，以实际低于出厂价的价格卖给省级防疫站，省级防疫站加价后卖给市场防疫站，再加价后卖给县级防疫站，再经乡镇卫生院防保医生卖给接种者。经过这{yl}程，疫苗价格飞涨数倍甚至十几倍，而疾控部门则层层得利。
由于计划外疫苗的存在和疾控部门的垄断经营，促生了一个隐形的收费疫苗市场。在这一市场中，“疫苗贩子”成为主体，他们游走于体制之外，利用以前的关系从事疫苗经营，由于价格低、进货快，回扣高，他们亦被基层接种单位接纳，但却成为疾控部门的竞争对手。
现已失踪的原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田建国，被陈涛安认为就是这样一个“疫苗贩子”。
疾控系统为了自身利益，则不断进行“改革”。
以H省疾控中心为例，为了更好地经营疫苗和规避相关风险，1991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生物制品部，该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内是省防疫站（疾控中心的前身）的一个部门，对外则是一个公司。这个半官半商的机构成为疾控部门的“小金库”，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已经成年疫苗销售额过亿的大企业，而其负责人却一直身兼两职，即是部门主任，又是公司经理。这种两栖身份，与山西疫苗案中的田建国并无二致。
H省的模式据说很快在全国推广，而山西省则一直到2003年才予以借鉴。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03年1月，时任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梅志强带领下属陈宏生曾到H省“取经”。之后不久，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供应站”，陈宏生任站长。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由于起步太晚，且比较“保守”，山西一直“没搞好”。据南方xx记者了解，山西省疾控中心原生物制品供应站成立三年来，共给山西省疾控中心上缴利润仅500余万元，还不如H省下面一个市级疾控中心挣得多，亦不如后来田建国“承包”配送中心后约定每年上缴给省疾控中心的380万元。
在众多疫苗贩子长期“非法经营”疫苗、并与疾控系统成为对手的同时，由于疾控系统垄断疫苗流通渠道，以全国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为主的疫苗生产企业亦对其颇为不满，也和疫苗贩子一样，成为原有体制的反对者。
真假华卫
2005年3月，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梅志强调离，新主任粟文元上任，此后不久，在全国疾控系统中向来“保守”的山西省疾控中心，迎来一次空前“大胆”的改革。
2005年7月，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被免职。10月，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副站长张俊书被停止工作。12月，财务科长杜碧杰被免职。
在陈涛安看来，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次大规模人事调整，是为以后的运作“扫清障碍”。具体而言，陈宏生被免是为田建国——山西疫苗案中的核心人物——腾出位置，财务科长被免职是为了配合做假账，而作为信息科科长的他被免职，则是为了方便“发布疫情”，从而推销收费疫苗。陈涛安说，信息科掌握全省的疫情信息，科长如果不是“自己人”，在疫情上做文章就容易“穿帮”。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发文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就职能而言，它与原生物制品供应站类似，负责全省所有疫苗的配送和二类疫苗的供应、管理。
{zd0}的不同是，按照山西省疾控中心发布的晋疾控行[2005]21号文件规定，配送中心的工作委托一家据说是“卫生部大企业”的公司负责。
该公司全名为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山西疾控系统，它一度被称作是“卫生部企业”。据陈涛安介绍，总经理田建国下到地市时，我被以“卫生部领导”的规格接待，由当地主要领导陪同，而其业务员则开着卫生厅主管疾控工作副厅长李书凯的三凌吉谱车下乡推销二类收费疫苗。至于省疾控中心主任粟文元，则很快开上了一辆田建国出资购买的挂有北京车牌号的本田车。
事实上，至少在2007年9月之前，华卫时代公司与卫生部尚无任何关系。
真正与卫生部有关系的，是华卫产业开发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该公司属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所办企业，后者则挂靠卫生部名下。
华卫时代则成立于200，注册资本仅50万元，其中田建国占有80%股份，是一家私有企业。华卫时代成立不久，即抽走注册资本，并因此被工商部门处罚。
不过，2007年9月，在太原市检察院立案调查山西疫苗案后，华卫时代突然变更股东，除田建国之外的另两位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华卫产业开发公司，这意味着它终于和卫生部沾上了边。
值得一提的是，田建国本人其实还是华卫产业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同时，该公司经营范围中加上了“疫苗”字样，这意味着这家负责山西省疾控中心二类疫苗经营的所谓“卫生部企业”，此前实际并没有疫苗经营资质。
山西省卫生厅似乎很长时间没能搞懂华卫产业公司与华卫时代公司的关系。一直到2007年12月17日，该厅调查组于就疫苗案于作出的《初核报告》中还称：华卫公司是卫生部业务主管的全国性社团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的下属企业——显然，调查组错将华卫时代当作华卫产业。
华卫时代托管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之后，按陈涛安的说法，山西省三千五百万人民的疫苗接种大事，便交到了这家注册资金50万元的公司手中。
在华卫时代入主省疾控中心之后，标签疫苗随即出现，该标签系由三部分组成，上面为CDPC长城图案”，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标志，中间是HW，即“华卫”的大写打头字母，下面则是“山西CDC专用”字样。
凡由华卫时代公司经手的疫苗，均被贴上该标签，而按随省卫生厅文件同时下发的疫苗接种方案要求，只有贴有该标签的疫苗才被允许使用。
标签疫苗之外，华卫时代还以省疾控中心配送中心的名义，与山西各市疾控中心签定协议，约定双方只能从对方处供应、接收疫苗，“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这样，在山西，被疫苗条例赋予疫苗经营权（即可以直接向接种单位供应二类收费疫苗，本报记者注）的县级疾控部门重新处于弱势，只能和上级疾控部门合作，以在新的二类疫苗市场上分得一杯羹。至于其他的疫苗经营商，则基本被排除在外。在山西省2006年8月份的一次乙脑疫苗接种活动中，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的疫苗28元一支供不应求，而一家民营企业经营的同样疫苗16元一支却卖不掉。
至此，一个极具垄断色彩的疫苗利益链终于成形。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表面上，它则是以公益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几乎每个环节都是利益的产物。
在业内，这一新型模式被认为是在疫苗条例的约束下，省级疾控部门夺回二类疫苗市场的突围之举。不过，山西省疾控中心在晋疾控行[2005]21号文件中，将成立配送中心的理由归为“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疫苗条例”。
据陈涛安介绍，在其举报之前，因为山西的成功经验，这一模式正要向全国推广。据说，在成功入主山西疫苗市场之后，出事之前的田建国还曾与另一省级单位疾控机构签订了初步合作意向书。
监管之惑
在陈涛安眼中，在“山西模式”的所有环节中，仅有的破绽，便是那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签。
事实上，尽管2005年7月即被无故免职，但陈涛安一直到了2007年3月，在掌握“标签疫苗”的证据之后，才开始向有关部门举报。
在这个“精心策划”的游戏中，陈涛安之所以能取得证据，主要来源于标签疫苗一个技术性的失误。
作为一种特殊药品，疫苗的主要特点在于对温度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疫苗流通一向实施“冷链”管理，即从出厂到接种至人身上，皆有冷藏设施保证温度。如运输时要有冷藏车，贮藏时要有冷库，即使到了乡村，也要有冷藏箱或冷藏包。
然而，为了保证经手的疫苗都能贴上标签，必须使其脱离冷库才行。据陈涛安介绍，其中原因有两点，一是省疾控中心冷库，除了疫苗之外，剩余空间很有限，且温度很底，不可能在里面贴标签，此外，低温环境下，标签也粘不到盒子上。
这样，华卫公司便只能将疫苗从冷库中搬出，在疾控中心新盖大楼的过道中粘贴标签。
于是，极为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声明为了保证“安全有效”的标签疫苗，在沾标签的环节本身就让使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饱受考验。
同样吊诡的是，据陈涛安介绍，田建国倒霉得很，刚接手配送中心不久，省疾控中心的冷藏车便坏了，这辆冷藏车是由日本协力集团捐助，修车费用昂贵，按照司机的说法，一直坏着，没有修过，一到夏天就成了“闷罐车”。这辆车一直到陈涛安举报时才修好。
不过，根据山西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李贵接受新华社记者的说法，国家xxx曾两次对脱离冷藏环境的疫苗进行抽检，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一位业内人士称，如果上述内容均属实，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华卫公司所进疫苗的质量超强，已经不需要“冷链”管理。
山西省卫生厅监督处处长冯立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则称，违反储藏规定的疫苗都不能使用。
2007年10月，在陈涛安多次举报和媒体曝光后，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开始立案调查。10月12日，省疾控中心解聘田建国配送中心主任职务。3天后，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关门，华卫时代公司员工全部撤离山西，经理田建国失踪。
不过，工商注册资料表明，华卫时代公司在此后又经历一番变动。2007年12月25日，华卫时代进行了地址的变更，由北京市十里堡北里农民日报社五层520房间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87栋二层222房，后者是卫生部机关管理局的房产。
2010年1月，田建国被解除华卫时代经理职务，2月，华卫时代更名为北京华夏德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卫生厅调查后形成的“初核报告”认为，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粟文元没有重大问题。省疾控中心“第二类疫苗供应合作方式”（即由华卫时代公司托管配送中心，本报记者注）符合疫苗条例。此后，山西省纪委、卫生部监察局对山西疫苗案均有调查，但都无果而终。
2009年12月，在山西省疾中心召开的一个中层干部会议上，粟文元被省卫生厅宣布免职，工作另有安排。分管疾控工作的副厅长李书凯称，此属正常的工作变动。
3月22日，山西省政府就山西疫苗事件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山西官方首次承认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公司的合作存在问题。并将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这或许意味着本可能尘埃落定的山西疫苗案，仍继续保留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