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邻避主义者

奥北别墅区的反建者们不愿意听到“邻避主义”（Not In My BackYard）这个词，就像不愿意听到社区外面的人带着某种偏见说他们是“富人”一样。

“邻避主义”一词巧妙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垃圾处理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时的典型心态：人人都产生垃圾，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人人都不希望在自家后院处理垃圾。在这种心态下，往往会造成“少数人的暴政”，使更弱势群体遭受灾难。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为了自己的环境安全和节省处理成本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xx垃圾运进“自家后院”，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

1980 年代，美国一个有色人种群体研究组织在经过广泛调查后认为，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高风险的公共设施不成比例地锁定了有色人种聚居区。之后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由此形成了关注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环境正义运动。今天，“邻避主义”现象在中国也普遍存在。

“我们不是邻避主义者。”采访中，不论是黄小山，还是“佰扶勤”和“谭嗣同”，他们都很坚信自己一直是在反对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而不是通过反建达到移址的目的。他们也注意到，最近，广东省番禺和北京六里屯地区的居民通过广泛的xx运动，迫使政府同意把建在当地的垃圾焚烧厂搬迁到其他地区去，而外界认为，这些迁址后的地区往往属于更弱势群体，当地社区人数少，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法律能力欠缺。

外界也指出，奥北别墅区之所以成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主力军，也在于这些居民具有一般社区不具有的经济能力、法律能力和知识素质。

在中国，面对越来越多社区的邻避主义行动，“邻避主义”正在具有某些贬义的色彩。政府认为邻避主义妨碍了城市的有效管理，弱势地区认为邻避主义让他们受到更深的伤害，同一座城市的非利益相关者们往往对远离他们的邻避抗争漠不关心，甚至抱怨他们没有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

这多少显得有些让人费脑筋。最初的时候，“奥北志愿者小组”也确实考虑准备另外一份报告。建议北京市政府与内蒙古自治区合作，把北京的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建在内蒙古的荒漠上。而针对阿苏卫项目，他们也曾想过另外的一个替代方案，即在北京北部人烟稀少的山里建设垃圾焚烧厂。

但最终他们取得了一致看法，反建阿苏卫并不是要把这个项目赶到其他地区去，不论焚烧厂落户哪里，对于整个北京城乃至中国来说，都可能难以避免灾难。所以他们没有把迁址等想法放在他们{zh1}公开的研究报告里。

“如果我们是邻避主义者，我们就不会坐下来费心思写报告了，我们继续闹事就成了。”“佰扶勤”说。去年9月4日那天，黄小山打出的标语是“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当天的其他参与者也都没有打出迁址的标语。

“我们认为焚烧厂危害的不仅仅是阿苏卫周边，危害的是整个北京城。”黄小山说，“迁址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赢，单一方赢不算赢，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多赢的结果。”

随着事态的进展，理性者们开始意识到，在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决策过程中，“多数人的暴政”需要小心，“少数人的暴政”也需要小心。这样社会进步才可能避免“零和游戏”的悲剧。

垃圾背后的政府

在学界混战和民意激愤的同时，作为公共决策主角的政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其实从一开始，公共政策学者们就注意到，公众不但对专业人士和企业缺乏信任，对政府也没有信任感，而政府也始终未找到一条被信任的通道。

“在新加坡，公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可以信赖的，所以类似公共项目很少受到市民的反对。”Sally 说，“当然，形成这种良好的信任前提是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以及对于公众的尊重。”

显然，公共决策的信息不够透明，是今天中国社会容易引发强烈不满情绪的一大主因。

从1996 年就开始研究垃圾焚烧处理的郑明辉在与北京市六里屯社区居民接触后，在某些方面也开始同情这些居民。因为当初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从来没人告诉他们这里未来会规划一个垃圾焚烧厂，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了规划。很多人看到广告说“上风上水上海淀”，才把身家拿出来在那里买房子。但入住后才知道附近有一个飘着臭味的垃圾填埋场，再后来才知道还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厂。

“如果焚烧厂建成后，不但房价有可能降低，生活品质也有可能受影响。”郑明辉说，“举个例子，以前我去你家，你告诉我怎么找时会骄傲地说，那块有一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左边一拐就到了。以后你再介绍就得说，看到那个垃圾焚烧厂的xx囱没？烟囱底下左拐500 米就是我家。”

Sally 和其他保利垄上的业主也告诉记者，当初他们也是看到说小汤山地理位置好，空气新鲜才动心的，开发商和当地政府都没有告诉他们附近有一个垃圾填埋场，不但污染空气，还污染了地下水，更不知道几年后还将拔地而起一个垃圾焚烧厂。

“信息公开和透明是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我要知道了就不会在这里

买房子了。”Sally 说。

最早知道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地下水被污染的人是赵章元，而在随后的过程中，赵章元也深刻感受到了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不透明。2001 年时，赵章元担任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该委员会研究用地球物理方法找矿找水，特别是分析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教授地球物理课程。赵章元了解到中国很多的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漏问题，为了加深研究和帮助学生实习，他主动找到北京市政管委，希望参观北京市的垃圾填埋场，并能利用地球物理仪器帮助市政管委检测是否存在渗漏点，以便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

市政管委很痛快就答应了，先组织了包括赵章元在内的20 多位专家参观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随后，赵章元带着专家和仪器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检测，发现东墙外10 米深的地方有个污水渗漏点。

当时市政管委很高兴，就给赵章元他们拨了两万元经费，让他们继续检测北京市南边和东边的垃圾填埋场。检测后发现，这几大垃圾场也都存在渗漏问题，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根据检测结果，赵章元给市政管委提供了经同行专家评审过的科研报告。

但后来的事情让这位专家难以接受，市政管委本来答应好继续跟踪研究，由于某种原因被长期停了下来。不久，有媒体来采访赵章元，他就把自己的检测结果告诉了媒体，媒体把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漏、可能污染地下水的消息报道出来，引起了广泛关注。

赵章元称，市政管委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召集了一些新闻媒体，称赵章元是非法检测，北京市的填埋场建设得非常规范，不可能发生渗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发生渗漏，所以也不会污染地下水。“其实，检测前双方是签过协议的。”赵章元说。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赵章元后来才开始从环保角度关注垃圾处理问题，并亲自调查过阿苏卫周围民众的发病情况。

“公共政策信息如此不透明，让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政府，怎么能不害怕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为复杂的垃圾焚烧厂呢？”多位奥北别墅区的居民都表示，政府在整个过程中显然负有责任。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对此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认为，如果政府按照程序、法律办事，严格决策，充分尊重民意，事后监管到位，“公众就会相信政府，垃圾焚烧厂就是建在阿苏卫，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