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均律东传西
　　在西方，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荷兰数学家、工程师斯特芬是西方{dy}个找到了解决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的人。
　　他的计算结果xx到五位数字，且比朱载堉晚了十几年。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认为，斯特芬的平均律可能受到朱载堉影响。
　　有趣的是，斯特芬的平均律和朱载堉一样，在当时几无赏者。斯特芬将有关十二平均律的论文写完后，就交给他的一位朋友，希望得到有实践经验的音乐家的认可。但这个朋友随便看了一下后就把论文丢在一边，从此不再提这回事，而斯特芬本人对自己的论文也不再关心了。因此，斯特芬的发现基本未对西方音乐艺术产生太大影响。
　　继斯特芬之后，1636年，法国数学家、哲学家默森在他的著作《和谐宇宙》一书中计算出和朱载堉xx一样的数学表达式，他的结果与朱载堉相比晚了55年。
　　默森以后的17世纪，欧洲的音乐家继续进行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直到18世纪前半叶，德国作曲家、西方音乐之父巴赫分别于1722年和1744年创作了《平均律钢琴曲集》，集子充分发挥了十二平均律的作用，并最终证明律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此以后十二平均律在理论和实践上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这时候，离朱载堉创造同样的理论已相距150余年。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戴念祖先生认为，至少在默森发现平均律前，朱载堉的研究成果已传到西方。
　　从朱载堉完成十二平均律的1581年到默森完成同样发现的1636年，正是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兴盛期。
　　1565年，耶稣会会士在中国澳门成立教会，训练传教士，研习中国书，从这个教会很快就发出一股书简的洪流，将中国文化的实质内容告知西方世界。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中文，此后，先后有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
　　他们中不少人受到明朝的赏赐，当1600年利玛窦、庞迪我等人携带贡品谒见神宗皇帝时，神宗皇帝待以上宾之礼，允许他们在京师居住。
　　在士大夫们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时，也不断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时正值朱载堉在1595年和1606年分别将其著作进呈朝廷时期，这样传教士们自然会得到相关信息。另外，金尼阁传教士曾于1613～1617年返回欧洲，在中国期间，他曾进入河南传教3个月，其后又不断往来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而朱载堉居住的郑王封地怀庆府，正在金尼阁旅行传教的路上。
　　明代修编《崇祯历书》，皇家天文机构曾先后聘请多个西方传教士参与编修，而当时参与编修的必须是通晓中西方数学和音乐的。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跨海越洋，走向西方。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则称：“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dy}个使平均律在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于中国。”
　　比利时的马容说：“在管径大小这点上，中国的乐律比我们更进步了。王子载堉虽然没有解释他的原理，只把数字给了我们，我们不难推想而知，而且我们已照样制作了律管，实验所得的结果可以证明这学理的xx。”
　　也许正因此，欧洲人称朱载堉为“神人”。在日本和东南亚，朱载堉则被称为“异人”。

“管台”尚在音韵消
　　在怀庆府城内东北角，有个面积280多亩的湖，叫天鹅湖，据说因为这里以前有很多天鹅栖居而得名。湖的南部有一小岛，史料记载，明正德年间，岛上建有楼台亭榭，四周万柄荷花飘香，故名“荷花茶馆”。朱载堉在重返郑王府的15年间常到这里，但不是迷恋歌舞酒宴，他在这里是构思舞谱、提出《异径管律》论、研究和制造以十二平均律原理为基础的律管，后人把这里称作“管台”。
　　2004年7月的{yt}，早上6时许，我来到这里。其时，湖四周到处是散步的人，一个偌大的空地上，一群市民在跳着现代舞蹈，另有两三个市民，拿了乐器，就在岸边，咿咿呀呀拉将起来。
　　湖未被污染，湖水很清，荷叶田田，荷叶之间，有水鸟兀自嬉戏翩飞。
　　静与动，湖与树，湖里岸边，浑然一个诗的国度。
　　15年，在这样的一个至美的境界里，朱载堉完成着自我，实现着自我。
　　可以想见，朱载堉踏着露珠，迎着朝阳，将自制的律准、律管等乐器，与乐工们同操琴瑟，弹弦鼓乐，细细品摩。
　　音乐理论总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单有理论是不够的。就这样，朱载堉成了一个乐器制造家，并提出了管口校正方法。
　　所谓律准，或简称为准，是一种定音用的弦乐器。中国古代兼用弦律与管律。律管可以定音，但在未经管口校正以前，除黄钟一管外，其他各管都不能与拟定的律制相吻合，而弦准可以准确地按律数定律，虽然弦线张力及其粗细会影响发音，只要以发标准音的某一律管（如黄钟管）确定其音高起点后，其他各律在弦线上就比较容易确定。
　　传说周景王（公元前544～521年）在位时，乐管伶州鸠曾制造一种称为“均钟木”的律准。他告诉周景王这是“度律均钟”。
　　其后，东汉、三国、北魏、五代时期分别造有不同的律准，但无论哪种律准，都是建立在三分损益法基础上的，于朱载堉理论并不适合。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和合理，他只有造一个全新的律准。
　　朱载堉造出来了，在《律学新说》里，他详细叙述了均准的形制特点，还在它的两侧分别标刻新旧二率的律数，方便人们比较。
　　朱载堉造的律准，不仅是定律器，而且是世界上{dy}件建立在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基础上的弦乐器。他所提出的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方法和校正公式，比西方同样的物理理论早300余年。
　　朱载堉时的律管制造在今天成为一团迷雾。
　　1986年到1991年，上海音乐学院历经几年，复制出朱载堉时的律准。而他制作的律管，直到现在，据说还只复制出了36根律管中的一根。
　　一位外国学者不服朱载堉的创造，想提出新法来超越朱载堉，但用了20多年，难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其右，只得放弃。

“文质彬彬”乃君子
　　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有如此广博的视野，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如此卓绝的成就，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文理兼备如此全才。
　　但朱载堉做到了。
　　现代人讲跨学科人才，朱载堉的实践比现在的人们早了400余年。
　　朱载堉是音乐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历学家、乐器制造家、物理学家，但你想象不到，他同时又是个文学家、舞蹈理论家。
　　朱载堉写有《醒世词》，内收曲词73首，就是这样一部薄薄的诗集，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河南、山西一带民间被辗转传抄。
　　清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一位不太出名的儒生贺汝田的话描绘出了朱氏诗词传抄之广。他收集部分抄本加以选编、雕版成书，并作序说：“此书流布人间，俱系抄本……余搜寻数本，考校选择，刻此73条。”
　　朱载堉的诗多是宣扬正直、鞭笞人情险恶的，具有劝谕性质：“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且休夸，十年富贵，再看谁家？跨海难，虽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亲骨肉深藏远躲，厚朋友绝交断义。相见时项扭头低，问着他面变言迟。俺这里未曾开口，他那里百般回避，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听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耽误了自己。”
　　这更像一首自叙诗。
　　说实在的，我心里一直想不明白朱载堉在父亲获罪，自己“席蒿独处十九年”时的情景究竟怎样，而史书几无记载，当我读到朱载堉的诗时，我似乎碰触到了一点历史，顿时，有一股酸涩在我心里荡漾开来。
　　我想起李约瑟的一句评价：“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作为王子，作为那个时代的{zd0}受益者之一，不去尊奉、宣扬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思想，却反将手中的利刃刺向他们，非大男儿，非大志向，难有此气概。
　　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中，舞蹈占有相当的分量，“全书”有十四种书，专门讲述舞蹈的就有四种。
　　他的这些舞蹈书，几乎是现代舞蹈的教科书，在中国舞蹈史和文化史上成为不得不提的一笔，书里不仅有单人舞谱，更有大型舞蹈、字舞谱，像“天下太平”等等。
　　朱载堉的书就是当时系统的舞学大纲。
　　“时至今日，舞蹈艺术的发展远非朱载堉时代所能比拟，但是，作为科学的舞学这门学问，无论我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如今，走进沁阳，你是无法不感受到朱载堉的，因为现代的沁阳人已多了对朱载堉的了解，沁阳市很多方面都渗透着朱载堉对它的影响。
　　许多人都意识到，朱载堉已经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朱载堉艺术学校、朱载堉小游园等等，虽然并未经朱载堉“同意”，招牌都已经挂起来了。更有意味的是，沁阳市立于入市口的市标，也与朱载堉联系到了一起，那个市标名为“律动”。
　　但就在十几年以前，在很多人眼里，还不知朱载堉是谁。
　　而有些搞音乐的专家，亦不知朱载堉是何方人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