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指挥的六二四大屠杀

据在现场担任总指挥的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彭祖龙回忆：6月24日凌晨，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消防车飞速地从车站路等地向设在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扑来，密密麻麻的百万雄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工造总司大楼被围了。我们向外打电话求援，但是已军管的电信局把我们和外面的电话联系xx掐断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内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约五十几人，办公人员约三十几人，其余大都是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一些是外省和本省地、县前来武汉访问、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各的，也未作防御的准备。当时，工造总司司令部隔壁是生产军工产品的武汉市无线电厂，该厂是实行军事管制的，所以该厂驻有几十名军代表。工造总司司令部后面是武汉xx后勤部的营房处，因为周围都是xx，我们思想中就xx没有敌情观念，没想到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当天，百万雄师攻打工造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市第三十中学二楼教室内，做好了充分准备的百万雄师，组织了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机动车辆由汉口汽运二站负责调度，另有3000名机动人员备用。为防止造反派救援，离工造总司大楼200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停封锁，将四周交通全部隔断。由于xx担任武斗指挥，一切都很专业。共设了三道防线，各工厂派出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人员。百万雄师总指挥由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大楼的道路全部被堵。
    清晨6时开始，百万雄师前来叫战，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一、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二、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三、将抓进去施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四、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这些造谣惑众、无稽之谈的广播是为了给百万雄师大开杀戒制造正当的理由和借口。
广播员朱庆芳在广播中针锋相对地揭露百万雄师受陈再道的蒙蔽，被走资派操纵、利用的事实，播放《红军想念xxx》等革命歌曲。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开来几辆消防车，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高压水龙头向大楼不停地喷水，将室外人员压制到室内。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圈，向大楼内抛石头，工造总司大楼内人员将已准备的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从上午8时起，全市各兄弟造反派组织闻讯都向武汉xx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总指挥彭祖龙和武汉xx支左办公室、市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xx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来。{zh1}一次去电话的答复更令人不解，xx支左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派出的xx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zh0}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后来，xx支左办公室电话很难打通，即使打通了，再也无人接听。
    此时，大楼内孤立无援，24日中午，长办联司（●长办联司： 1966年12月26日，以“长办捍卫xxx思想革命阵线”为主，与其他十多个组织，组建了“xxx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顾建棠为一号勤务员）派出谢从勤和王叔善带领两卡车人，前往工造总司支援，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阻挡，无法前进，只好撤回。但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都打来了，有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等地的，他们向我们了解武斗的进展情况，希望我们坚守到底，保证替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让党中央出面解围。可见工造总司被围剿的消息是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单位的公用电话传播出去的。
    当时，武汉电信局被军管，我们打出的电话全部被监听，告急电报也发不出去。七二○事件后才知道，那时武汉气象台的电报通讯是畅通的，武汉气象台的造反派每小时将武斗情况向北京报告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xx反映，所以说陈再道封锁不住六二四血案。
同{yt}，百万雄师还同时摆开了另外三个战场，两个在武昌，围攻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武昌三层楼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在攻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学生跳楼，当场摔伤了几名。惨无人道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抓住一个跳楼下来的工人就用刀刺死，还有几个人被打或刺成重伤，惨不忍睹。攻打水运的理由是二司抓了百万雄师常委、政参部部长蔡俊善和《百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等人。另一个是攻打汉阳轧钢厂，事后宣布过姓名的死亡者有7人，重伤者数十人。
强攻不下，11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将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大门强行撞开，准备杀入。12时，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仍未攻下。这时形势突然发生变化， 工造总司大楼后面武汉市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工厂的大门打开，20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大楼后面攻入。工造铁xx长魏东看到寡不敌众，大势已去，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xxx万岁”，跳楼摔死。15岁的小姑娘广播员朱庆芳被几个百万雄师大汉用铁矛活活杀死。朱庆芳的姐姐（与朱庆芳一同赴难的小姐妹已忘其名，有的回忆录中称为朱庆芳的姐姐朱庆玲，此说不实。朱庆芳的亲姐姐朱庆玲当时未受伤，应是朱庆芳的堂姐）的肠子被铁矛捅出，后来被送到武汉市二医院抢救过来，但已终身致残。七二○事件后，我和胡瑞玲还到医院去探望过她。
    工造总司司令部失陷，工造总司当天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七二○事件后查明，尸体共31具，抬到街口和火葬场时发现，有3人还有一口气，还未死，于是丢下。送进火葬场共28具尸体，有亲人认领的共23具，另有5具尸体查不出姓名，也无人认领，估计是大楼内的外地人。当场死28人（其中女学生1人、少年2人），其他重伤员送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死亡的人数未统计。当时身中18铁矛，肾脏被铁矛戳穿，肠子流了出来，右肩、胸膛、手臂全是伤痕的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工人、工造总司的魏昌炽（●魏昌炽：1940年12月23日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操作工，工造总司普通成员，xx时因参加造反派被当权派关过牛棚，1992年“内退”）至今还健在。百万雄师没有死伤一个人。xx后，凶手全部撤出，愤怒的群众拥进工造总司大楼，不少人都目睹了这遍地尸首的血腥场面，相信目击者还有人活在人世，可以作证。这难道是两派武斗吗？这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杀！
凶手撤出现场半小时后，离武斗开始已经6个小时，武汉xx支左办公室宣传车才赶到，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读中央《六六通令》。当宣传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猛砸xx宣传车，将汽车xx，车上的军人逃走。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将围观的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另外，一部分持长矛者前去解救xx的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到的，当xx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前来解救的实例。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百万雄师武斗负责人得知，攻打工造总司的预备会在汉口的武汉市三十中学内召开了3次，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的127xx军代表穿便服参加会议外，8201独立师也来了两名军官旁听，他们没有发言，估计他们的意见会通过127xx军代表转达。他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进行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武器，能吓跑{zh0}。他们这次用数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谁知工造总司的人既不投降，又不逃跑。 
根据七二○事件后审讯记录，xx者主要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工造总司大楼三楼藏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老红卫兵“破四旧（●“破四旧”：1966年八九月份由保守派红卫兵在全国开展的抄家、游斗牛鬼蛇神、破坏文物的恐怖行动。“四旧”即当时中央报刊提出的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 ）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在这次围攻、血洗中，大部分被破坏、丢失。
6月26日，中央xx办事组和全军xx办公室给武汉xx发来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武汉xx：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xx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根据六二四攻打工造总司凶手的检举揭发和交待，参与杀死朱庆芳的有武汉肉联厂杨喜×、何启×二人（因二人还在世，时隔四十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不记全名）。杀害工造总司头头王明扬的凶手是余少卿（市粮食局，已死），杀害工造总司头头戴鹏的凶手是汤忠云，公安联司将审讯材料送交武汉xx，要求按中央《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2008年10月30日中午，彭祖龙邀请我、原武汉橡胶厂的造反派头头朱冬久和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董际斗：1946年8月生，中共党员，xx前为武汉橡胶厂工人，1967年调武汉市儿童医院当司机，xx中任百万雄师二七区解放公园片片长，xx后任汉口解放公园汽车管理站站长，与彭祖龙是同事）等8人到他家吃饭，董际斗谈起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的事。董际斗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xx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攻打时，我们使用了自己改制的装甲车，车头很坚硬，用来撞击大门和围墙。由于你们的人顽强防守，装甲车没有攻进去，是从隔壁的八医院搭跳板攻进去的。xx的主要是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被杀的也以武汉肉联厂工造总司的人居多，我亲眼看到16具尸体。当时你（指吴焱金）不在现场，否则就不好说了。”这是四十多年后，亲历现场的当事人主动回忆的。在场的几个人均可以作证。董际斗还主动提出和我、彭祖龙三人合影。
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楼时呼喊的口号是“踏平工造，活捉吴焱金！”我因有事侥幸离开，但工造总司有几名勤务组成员伤亡惨重。工造总司三号勤务员王明扬在六二四血案中被百万雄师活活杀死，工造总司四号勤务员潘宏斌在最危险时，怀揣着工造总司的公章跳墙冲出重围，跳墙时将脚崴伤。工造总司的保卫部长阎志斌身中数刀，倒在死人堆里，百万雄师把他同其他人的尸体送去火化，火葬场有个工人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对他进行了施救，阎志斌得以死里逃生。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宣传部长彭祖龙是现场总指挥，当时受了轻伤，后来被百万雄师抓去，不久放了出来。
武汉肉联厂的一个工人叫魏东，他目睹百万雄师见人就杀，为了不受侮辱，他举着工造总司的旗帜高呼口号从三楼跳下，当场摔死。
工造总司勤务组7名成员，两人死亡（包括被抓走打死的戴鹏），3人受伤。
百万雄师xx者刘某某38年后和我们见面，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对工造总司大开杀戒，他振振有词地说：“哪个骂我们，我们就杀哪个。”我们追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工造总司，他们异口同声讲是汤忠云搞的，武汉xx支左指挥部的人当时要我们把造反派从社会上赶回家去。我说：“你们把造反派赶回家就是了，为什么要xx？”他们回答说：有些武斗是造反派挑起的，比如六一七、七一五，都是造反派的人先骂我们，主动攻击我们。我追问六二四你们打工造总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连朱庆芳那样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不放过？刘某某说，我听说朱庆芳在广播里大骂百万雄师，我们的原则是，哪个骂我们，我们就不客气，我们就要打她，再骂我们就要杀死她。
六二四血案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有的回乡去投亲靠友，有的跑到新华工去避难，大家都不敢回家。当天我来到民众乐园广播站，我这个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人声泪俱下，控诉百万雄师的xx罪行，号召全市人民xx武老谭，向武老谭xxxx。新美校有个叫洪喆的老师，他把我带到六渡桥中南旅社对面的初开堂中药店，那里有一个造反派的广播站，我在那里又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中山大道站满了支持造反派的听众，已xx断绝了交通。我再一次控诉百万雄师的xx罪行，号召全市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xx武老谭！在场的群众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正在演说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来了，百万雄师来了！”满街上的群众惊慌失措，立即一哄而散，四处躲藏。洪喆拉着我，连夜向新华工转移。

七二○后军人道歉，罪证被毁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7月30日上午，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3名军代表主动到工造总司司令部赔礼道歉。工造总司的人大都不服气，死了这么多人，就行三个军礼！此时，有个胆子大的人，上前两耳光打到那个为首的“亲人解放军”脸上，这个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两脚并齐，两手垂下，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又被打了两耳光，工造总司头头们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四个多小时后，三辆高级轿车停在工造总司大楼门口，车上下来三位气度不凡的军官，每个军官旁边都站有警卫，门卫通知工造总司办公室：“武汉xx首长要求见工造总司负责人。”我们内部一阵骚动，以为有人打了“亲人解放军”，一定闯了大祸，有人上门问罪来了。不料三位首长满脸笑容地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武汉xx因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来向工造总司和六二四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这时当然没有人再打他们了，当我们和在场群众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控诉xx支持百万雄师、造成惊天血案的事实，三位xx首长满怀同情，静静地倾听多时，我们工造总司头头们礼貌地阻止群众继续控诉下去。三位首长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军官，我们也没有留意去记下他们的姓名。道别时，三位军人向我们行军礼。我们猜想，可能是挨打的军代表回去向上级汇报后，武汉xx认为派武汉市无线电厂军代表去道歉级别太低，引起工造总司头头愤怒，所以另派高级军官到工造总司来道歉，来者应是军、师长级别。当时xx首长和下级军官衣着相同，难以分辨，但从他们乘坐高级轿车而来可显示出他们的身份。
军人政权将xx者交待的全部证据材料收走，但一直置之不理。理由是这些被杀的人并不是哪一个人一刀杀死的，抓谁都不合适。武汉xx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刘丰：1915年出生，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升任武汉xx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xx未遂。1973年被开除党籍）以及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方铭：1921年生，15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副政委张昭剑（●张昭剑：1923年生，xx期间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师即8199xx政委，七二○事件后任空降兵15军即7250xx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１９６８年９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任陆军第１７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2008年3月去世）以运动后期处理为由，让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七二○事件后，我们工造总司将千辛万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登出，另一些罪证资料正在收集。不幸的是，当我们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xx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准我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xx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xx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已经印出一期报纸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资料的报纸无法印出。后来造反派多次挨整又被多次抄家，照片资料已难以找回。
七二○事件后，造反派胜利了，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将六二四死难者追认为革命烈士，武汉警备区的首长置之不理，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给家属发抚恤费，警司也不同意解决。我1968年元月20日以后担任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些死者家属来找过我，当时是军代表掌权，我们只是摆设，我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无力办到。对这些被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杀害的工人、学生，既不能正名，家属又不能安抚，我至今都感觉到欠死难者及家属的债！

王克文向我谈省、市、xx干部

我到新华工避难以后，没几天，王克文叫他的秘书来找我。王克文也躲在华工，他没有亮相到百万雄师那边，也没有参加“革干联”（●“革干联”：全称为“武汉市革命干部联络站”，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组织，1967年5月成立），但他是倾向“革干联”观点的。他请我吃了一餐便饭，谈了几个问题。我问他怎么也跑到新华工来了，他说因为他不是亮相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所以在市委受到排斥。他对造反派从内心是支持和同情的。他对新派的好感要多一些，所以住在新华工。
王克文告诉我：“对xx你们还是要慎重，现在武汉市表面上是百万雄师跟你们斗，百万雄师后面还有大量的地方干部和xx干部在做后盾，你们不要跟xx发生正面冲突，否则还会吃亏的。你们有问题可以向中央反映。”
我问王克文省、市地方干部的情况，王克文说，张体学、姜一都还是比较好的干部，他们对湖北的情况很了解，对湖北人民有感情。我问他武汉市的干部情况，王克文说，那我就不好说了。他问我能否派人找到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余英，他说：“余英也没有亮相，不知他现在躲在哪里？”我说：“余英xx初在我们厂当过工作队的总团长，我对他印象不好，把他赶走了，现在要我去接他来，我不愿意去。”

绕道上海去北京告状

7月初，我和田学群、王志良（●王志良：1927年生，南下干部，中共党员，xx前为省燃料总公司科长，xx中为省直红司二号勤务员，xx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2007年去世）为防止赴京途中遭到百万雄师拦截，坐吉普车先到黄石市，从黄石市再搭乘轮船到上海，准备绕道上海去北京告状。
到上海后，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因为不认识人，没人接待我们。我们找到上海交大的造反派学生，介绍了武汉武斗的形势，上海人对武汉xx的情况也不是很关心。我们就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北京，我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向中央反映武汉日趋严重的武汉xx支持百万雄师围剿造反派的情况。我到北京后，重点写六二四血洗武汉工造总司的材料。我们把材料送到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国务院接待站，先后去了两次，接待人员没有任何表态和答复。我们住在海淀区的白石桥接待站约半个月时间。我们还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聂元梓：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共，xx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xx中任北京大学校xx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1983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召集了一个大会，我们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xx的情况。

坐煤车回武汉遭遇七二○事件

七二○那天，我和田学群、周德刚3人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武汉。在火车上，我的胃痛得很厉害，火车上人太多，根本无法走动，武汉医学院三司革联（●三司革联：“红三司”中部分学生不满头头的机会主义路线，1967年4月18日从保守派三司中分化出来，站在造反派一边，主要领导人有谢华之、薛湘明、徐筱芳等）姓甘的女生翻出车窗，找来治胃痛的药，又从车窗里爬进来。我对她非常感激。火车快到广水车站时，列车广播响了：“吴焱金同志请注意，吴焱金同志请注意，武汉发生了重大事件，请你返回北京、返回北京！”田学群说：“我们赶快下车，下车再说。”车上挤满了人，也无法去问广播员，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给列车传递的消息。
我们下车时那位三司革联姓甘的女生也跟着我们下了车，这时是7月21日上午10时。我们几个人身上都没钱了，再回北京又要买车票。田学群说，我们跟车站上的人商量一下，能否搭一辆便车回武汉，我们先到江岸车站下车，了解一下情况，再商量怎么办。于是，我们找到广水车站管客运的人，车站上的人说，现在没有客车经过，等一下有一辆运煤的货车经过，要停广水，你们如果不怕脏，我就把你们带到煤车上去，可以到达江岸车站。此刻我们归心似箭，我说，管它什么车，只要能回武汉就行。不一会，果然来了一辆运煤的货车，广水车站的人跟火车司机打了招呼，火车司机就叫我们4个人坐在煤粉堆上。车一开动，风把煤粉吹到我们4人的脸上、身上全是煤粉，都成了“非洲人”。姓甘的女生说，她有位亲戚住在丹水池，我们可以到丹水池下车。汉口丹水池地处武汉北郊，离市区很远。我们就在丹水池下了车，到了姓甘的女生姨妈家里。我们洗了澡，换上借来的衣服，将自己的衣服洗净晒干，小甘的姨妈为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我们问武汉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小甘的姨妈说，只看到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估计是出了什么大事。我们看到街上贴的标语：“xx小爬虫王力（●王力：1922年8月生，中央xx小组成员，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8月底被关押，囚禁14年，但从未被正式起诉，1996年10月去世），揪出谢富治（●谢富治：1909年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去世，）！”“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百万雄师大好纯，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从这些标语也可以判断，武汉的确发生了重大的事件。饭后，我们换上自己的衣服，小甘的姨妈留我们住下，我们坚持要走，田学群提议我们分开走，目标小些。小甘没跟我们走，她将武汉医学院的校徽送给我作纪念。
我来到胡瑞玲家，我们当时还没有谈恋爱，但彼此印象很好，六二四她受了伤，在家养伤。我在她家住了{yt}，知道百万雄师在东湖闹事，在全市游行，我们谁也不敢出门。我怕影响她家，7月22日下午我乘车到中南路武汉xx大院门口，看到解放军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院里面乱哄哄的。我不敢久待，赶快步行十几公里，来到华中工学院。我一到华工，倒在一张课桌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听到新华工的学生说：“中央表态了，武老谭垮台了，百万雄师完蛋了，造反派解放了！”我们赶快坐着新华工的广播车上街。只见街上写满了大标语：“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百万雄师完蛋了！”“xx陈xx子！”武汉xx都乘坐汽车上街游行，军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口号喊得震天响：“xx陈再道！xx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拥护中央表态！”此时，百万雄师并未立即垮台，直到7月24日、25日两天，还每天调动数十辆汽车、消防车、装甲车，武力攻打离新华工较近的武汉体育学院和武汉测绘学院，搞得人心惶惶。但这已是他们{zh1}的疯狂。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xx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见附录四）发表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四五十辆卡车，打着工造总司战旗，从武昌关山的新华工返回汉口友益街工造总司司令部办公地。我们沿途高呼口号，受到武汉三镇市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返回工造总司司令部的{dy}件事，就是组织人员调查一个多月前六二四死难人员和受伤者的情况。我带着工造总司勤务组的几个头头来到每一个死难者家里，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沉痛哀悼，我们还到医院和伤病员家里，一一看望、慰问六二四受伤人员。很遗憾的是，尽管我一直为此奔走呼吁，但我始终没有能力解决死伤者家属们提出的惩办xx凶手、还死难者一个清白、按规定给予抚恤和治伤医疗费用这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我一生对此事始终感到愧疚和不安。这也说明我们在xx当中，哪怕是七二○事件后，从来就是没有掌过实权。

中央表态点名群众组织引起的争议

中央媒体7月23日正式对七二○事件和武汉xx运动表态，表态中提到“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对这一提法，当时新派的人普遍有意见，意见较大的是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和省、市机关红司（●市机关红司：1967年8月由市委人勤总部、市人委人委联司、市总工会红尖兵联合组成，魏绳武为一号勤务员、郑峰为二号勤务员）。因为揪武老谭、抗暴都是这些组织顶着风险干的，新派组织对中央点名三钢、三新没有意见，但对三司革联被点名意见很大，因为未被点名的几家新派组织都是坚定的老造反派，其中任何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资历、影响、人数都是三司革联所无法比拟的。当时大家议论，中央是否只肯定工人总部一派，其他的群众组织就不用点名了，有工人总部作代表就行了，不需再点工造总司及众多工人造反组织革司、联司的名。还有一种议论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中有几名北航红旗的成员，北航红旗是在二八声明中签字的仅有的3个外地大专院校之一，一直是支持钢派的。新派组织与来汉的北航红旗及中央xx没有什么联系，仅仅只是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人有联系，而南下革命造反派大队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的，在一?二六夺权的讨论会上，北京矿院的张立三公开指责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因为这些历史的原因，中央代表团中真正了解武汉xx运动历史的人就是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而他们从来不跟新派打交道，估计中央{zh1}点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名，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据说196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武汉xx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职务，任命曾思玉、刘丰分别担任武汉xx司令员和政委以后，三新的头头有人向曾、刘首长反映过此事。

提出在“联指”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的建议

1967年8月《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简称《八八纪要》，见附录）回汉传达以后，我立即给钢工总负责人朱鸿霞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在抗暴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遵照《八八纪要》精神，我们要“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1967年5月武汉造反派在抗暴并肩战斗中成立的“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应成为大联合的基础。工人总部当时被取缔，朱鸿霞、胡厚民等钢工总领导人被关押，“大联指”当时不可能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工总翻案后可由钢工总处在主导地位，使“大联指”更加完善。朱鸿霞对此如有意，请来工造总司商谈。过了几天，朱鸿霞和杨逢春（武锅工人）来到汉口友谊街16号，我和龙梅生等人接待了朱鸿霞、杨逢春。朱鸿霞首先说：“七二○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钢工总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是中央点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以钢工总的旗号联合所有造反派比较有利，‘大联指’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朱鸿霞此议遭到龙梅生、潘宏斌、王锦铭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钢工总应当尊重历史，我们提着脑袋为工总翻案，牺牲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我们，这办不到。我个人倒是有不同的看法。经过一番协商，我现场起草了一个协议，即以钢工总为首，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造反派的全面联合。朱鸿霞、杨逢春表示拿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据说朱鸿霞、杨逢春把协议草案拿回去，胡厚民一看就否定了，并且说：“工造总司加入钢工总是可以的，但吴焱金必须排除在外。”此话真假无从查考，但当时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传闻。当时，我对朱鸿霞看法较好，觉得他是有口无心，挺随和的一个人，觉得胡厚民深不可测，挺难打交道的。尽管如此，我当时觉得我个人的退出，如果有利于造反派的大联合，我可以马上退出，我当即写了一份声明寄给湖北日报社，表达以上想法。《湖北日报》的造反派看到声明大吃一惊，派三个人到汉口福建街胡瑞玲家找到我，批评我做事太欠考虑：你不是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对你领导的组织和群众负责，“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这种以我为核心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经过与《湖北日报》同志的长谈，大家认为还是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是我们应有的主张。于是《湖北日报》扣下了我写的声明，于1967年8月24日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建议》指出：“对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因停止公开攻击，不要无限上纲，以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让我们齐心合力，求大同存小异，捏成一个拳头，杀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狠狠打击四个‘一小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此文载1967年8月24日《湖北日报》）。”但我的这个建议一直未被接受，武汉三镇满街的大标语：“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钢、新之争愈演愈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昙花未现的“新武汉”

据《武汉大典》{dy}卷〔●《武汉大典》{dy}卷：（1949—1976）：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汉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上刊登的多幅xx照片，早在七二○事件以前就有人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但与后来的“新武汉”没有关系。
成立“新武汉”的设想是工造总司政参部长龙梅生在1967年七二○事件以后提出的。龙梅生分析：从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来看，新派的组织应该是有相当实力的。可是组织很多，山头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号，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各自为政，很容易被人家一口一口吃掉。现在钢派借中央点名之机，钢风刮得很厉害。大街上贴满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标语，意图已昭告天下，用心非常明确。因此，我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各自的原组织名称不变，集合在“新武汉”的大旗下，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1967年8月，工造总司出面召集部分新派工人组织开会提出这个设想，记得当时比较积极支持的有市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孙厚智、黄金善，没有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只是有的热情不是十分高涨。筹备“新武汉”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南京路的武汉图书馆。后来，分别在新湖大和武汉图书馆开了几次会，大家原则上同意成立“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经过推选，吴焱金为新武汉总指挥，顾建棠、曹承义、傅廉（●傅廉：1930年生，xx前为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科长、中共党员，xx中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xx后被判刑4年）、孙厚智等为副总指挥。龙梅生当时还印了毛体字的“新武汉”袖章，申请成立的报告送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原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也许是由于钢派的强烈反对，警司终于没有批准，于是“新武汉”尚未出生就胎死腹中，是一朵未现的昙花。8月26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京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时，对武汉成立“新武汉”的行动进行了批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见附录）传到武汉，“新武汉”立即偃旗息鼓。
这件事主要反映当时大家对“钢化江城”和“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xx，也是对中央表态许多新派组织未被点名的一种情绪表达。其结果是“新武汉”流产，“钢化江城”也难遂其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