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大水缸，自然也就想起巴巴地驼了一口水缸送来的杨师傅。据说这是一位从小孩子就开始做工的老工人了，地地道道上海郊区小镇的农家子弟。虽然随工厂迁到兰州已经好多年，一口地道的乡音不改，满口上海地方方言。刚到车间听他安排任务，还得有人专门帮助翻译。当时他是这个专门生产仪表螺丝的车间领导，另外还有一位属于党代表的实权人物。因为车间编制很小，所生产的仪表螺丝只是xx本厂仪表用，工人不多，只有十来个人，老工人和年轻人各占一半，党员也仅仅那位党代表一人。在党指挥一切的时代，自然就是领导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车间一把手，尽管不在场面上指手画脚，但是那位杨师傅确事事向他请示。因此，年轻工人便背后叫他‘党代表’。
    车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八点钟上班进车间{dy}件事儿是打开水、吃早餐（那时候早餐很简单的，一块馒头而已）、抽烟、聊天。九点钟开车干活，每工作半个小时左右就开始休息，如厕的、喝水的、聊天的、抽烟的，各行其便。只要老师傅中有一个人停车休息，全车间好像一个节奏，立即全部停车。只有那位杨师傅很实在，干活儿从来不偷懒的，就是在其他人都慢条斯理地边聊天边喝水抽烟的时候，他也总是忙这忙那的不闲着。实在忍不住喊几嗓子‘干活吧’，人们也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直到头儿多次催促，谈兴正浓的老师傅们才极不情愿地开始干活，老师傅们不动，年轻工人没有一个先开车的。 

    人们通常有一种错觉：干活儿的时候觉得时间过的特慢，聊天的时候永远感到时间飞快。因此集体休息时间每每比干活儿时间要长。所有人都在兴高采烈地穷聊，只有我一个人特不识时务。首先，吾本来就拙于言辞，对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更是压根儿不感兴趣；其次，老师傅们说的都是上海话，非‘阿拉’也听不懂。只是傻傻地呆坐着特没意思，上班时间不干活更是觉得对不起国家给的那些工资，所以当他们谈天说地的时候，往往独自一人闷着头干自己的活儿。谈笑风生的车间里，只有一台车床噌楞楞响，对其他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其敏感的噪音，这是我以后才意识到的。几位老师傅包括那位党代表，不时斜着眼睛冷冷地瞟过来，可惜那时候的吾真的是太书呆子，竟然毫无觉察，自管自地闷头干自己的。直到有一次，一位老师傅可能是实在忍不住了，不咸不淡地说“小付，停车！你那么积极干啥？悠着点儿嘛，”口气满含不满和嘲讽，全车间所有人刷地一下把眼睛全盯向了我，锥子一样。平时和我极其要好的一位小姐妹悄悄踢了我一脚，这才让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微微意识到自己可能触犯了忌讳。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尽管手脚痒痒很想开车，但是怵于车床噪音太大会干扰大家的谈兴，不敢太放肆了。不过，只要杨师傅一喊‘干活了’，{dy}个打开车床的永远是我。对于这样一个不懂规矩的脱离群众分子，看来那位党代表很看不顺眼。因为从来到这个小天地，那位实权派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说过一句话，而且不止一次发现他经常用一种审视、敌意的眼光从眼睑底下看着这个异己分子，每当我抬头的时候，他便把目光移开了。
    螺丝车间的活儿技术含量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提，一台小小的袖珍车床，只要你会看游标卡尺，把车床的车刀按螺丝尺寸要求定好位，将相应规格的紫铜棒夹在车床支架上就OK了，下面的工序就是闭着眼睛只管脚下踏开关、手上把握好速度，把一个个车好的螺丝切割下来。熟悉了以后踏着车床噪音的节奏，俯仰开合、进退切割，单调却不显得无聊。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每到下班检点{yt}的战绩，亮晶晶光闪闪，心里别有一番快乐。

    每当月初，杨师傅就给每人下达任务定额，张三车什么规格的螺丝若干、李四车什么螺丝若干，一般每个人的任务都相差无几。因为我是新手，应该算是‘学徒期’吧，所以杨师傅说不规定具体指标，力所能及干多少算多少。可能因为自己手脚太快，干活从来不知道打折扣的，所以每月的产量总是比别人包括老师傅要多。于是，车间无条件取消本人的‘学徒’资格，开始和其他老工人一样分配任务指标。在分配定额时，几乎所有人都要激烈争论讨价还价一番。只有我这个书呆子耻与斤斤计较，从来不打折扣的，分多少干多少。反正每个月的任务都能超额完成，有时候还能帮对我挺好的一位小工友赶赶任务。这下倒好，在下个月分派任务时，定额就比上月要增加了一截儿。好在熟练了以后，把统筹兼顾用在工序上，找到了提高速率的窍门，到时候照样超额完成。于是再次分派任务时，又望上翻了很多，月月如此。定额完成的越多，任务下达的也越来越重。直到有一次，下达给我的定额几乎比上一个月的翻了一番，竟然是车间最老的老师傅的数倍。尽管我早已经意识到这做法很不正常，明显带有故意整人的意味，但是天生要强的性格让我根本想不到应该据理力争一番的。倒是那位杨师傅自己觉得过意不去，宣布任务后，盯着我问小付有问题勿啦？我说问题倒没有，只是要保证数量，恐怕质量就保证不了了。党代表立马驳斥，保证不了质量那叫完成任务？那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也算是进入社会大课堂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课。后来我从年轻工人那里得知，这都是那位党代表的主意：‘看看她有多能！’我自己都不知道，初来乍到，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党大人。好在不久以后，厂里就把我从车间调出去，专门搞外购仪表盒检验和标准表校验去了。对于像我这样不谙世事，不识时务的傻冒来说，这是一件很典型的教训。也让我初步认识到做人的艰难，做人难、做好人更难。来到新单位时间一长，人都熟悉了，于是有一位老工人很坦诚地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终身难忘，尽管它并没有能改变我的天性和做人准则：小付呀，太认真了讨人嫌！

“太认真了讨人嫌！！！”

可惜！等我真正领教了其中真谛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