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散文随笔不能说不比较发展。
　　在北方文坛上执笔较活跃的，除了知堂以外，又有两谢。两谢都是历史学家，文化圈里有“大谢小谢”之称。大谢身高，清华出身，研究南明史，河南人谢国桢先生。小谢身矮，北大出身，研究太平天国，四川人谢兴尧先生。两位有个共同的爱好，治史之外都喜欢写小品文。多年来积下的随笔小品恐怕不在他们的史学专著之下，可惜史学界目为小道，文艺界亦少人重视。其实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行动，说明文史不能分家的道理，他们的抱负理应得到肯定。
　　五十年代初，谢国桢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常给天津《新生晚报》写几百字一篇的文史小札。稍后调来北京，我才同他建立了忘年之交。谢兴尧先生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五十年代初他离开高等学府，参加新闻单位，负责图书馆的工作，我们得有机会结为同事。他常给副刊写二三百字的补白文章，笔名用“知非”。反右派运动之后，他写过一篇释“牛鬼蛇神”的小品，看似平常，内行人懂得非真正的文史学家莫办。
　　“xx”兴起，他已退休在家，结果也变成“牛鬼蛇神”，被人拖到单位来。说“拖”，并非夸张，因为他生来瘦弱，又胆小怕事，到了会场早已吓得两腿发软，不能迈步，只好由两名壮汉拖他上台。罪名之一是，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曾经与简又文合办过小品文刊物《逸经》。这是三十年代颇有影响的文史刊物，创刊于 1936 年3 月，谢兴尧任主编。当年轰动一时的是该刊全文披露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一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1945 年4 月，他又在沦陷区的北京主编了文史刊物《逸文》（见图75），到同年6 月出版了第二期而止，原因是日本投降在即，刊物办不下去了。撰稿者有周作人、傅芸子、傅惜华、徐凌霄、徐一士、谢国桢，以及女作家雷妍等。“xx”前后，他家居北城安定门，地名倒好听，看来他并未享受到真正的安定，后来连续弦的夫人也离他而去了。近十几年，他一直在独居。
　　有一年因生煤炉不小心，中了煤气。事后我去看他，快到夏季了，火炉仍摆在那里，煤灰也没清扫，桌案上的积土足有半寸厚，说是等待外省工作的儿子来时清理。我问他的藏书呢，他说一半当废纸卖了，小贩连书的函套都不收，只好当生炉子的引火柴用，现在晒台上还堆了不少。我到晒台上一看，果然角落里堆有不少蓝布面的书套。不过我又看到晒台栏杆上洒有不少面包屑，问他，说是给八方飞来的鸟雀食用的。我称他这不失赤子之心，是对生活的热爱，可算一雅。还有一雅，他抽烟用的是长管的旱烟袋，看去实在不伦不类，他却认真地指出我的粗心，原来这是用稀见的竹根制做的，乃是贵州彝族兄弟的特种工艺。烟叶则来自云南。如果还有三雅的话，那便是桌上几下养置的长满绿苔的山石，天津的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还为他题了“斋石斋”的匾额。这说明，他除了喂鸟之外，还喂无声而有形的石头。那年他七十三岁，临别时他还跟我幽了一下默：“七十三，八十四，不知这个坎儿过得去否？”
　　如今他早已安然过了坎儿，并移居有暖气煤气的新楼宿舍，煤球炉子早扔掉了。在新居他送我近年由他整理序跋的两部清人笔记，一是《水穸春呓》，一是《荣庆日记》，所据的是自藏的珍本和抄本。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后者是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如今他又重拾随笔小品之笔，回忆北大的往事，写了过去不敢想、也不敢写的胡适，以及京华风俗。文采不减当年，颇有一点知堂的余风，有点冲淡，似乎也有点絮叨，是老年人的文笔吧。
　　白天，他读书、写作，晚上独守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自得其乐。我戏作半联赠他：“九寸电视八瓦灯。”他脱口而出凑成：“老而不死是为贼。”我说不吉祥也不对仗，他说：“无妨。我今年八十四了，又是一坎儿，未知过得去否？”
　　我说不成问题，理由之一是去年夏天，我还见他站在街头的冷饮摊上大食其冰琪凌，那兴致简直像身旁的一群无邪的孩子。

姜德明《余时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