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到{wn}国家，这种转变是从19世纪的{zh1}几十年开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所创建的福利国家，是迈向{wn}国家的{dy}小步。俾斯麦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急速兴起的社会主义潮流，回应阶级斗争的威胁。在俾斯麦之前，政府一直被视为一种政治机关（而且是{wy}的）。俾斯麦让政府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机构。他所提出的福利计划，如医疗保险、工作意外保险、养老金等，跟今天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在当时环境下，它的整个精神已经相当前卫了，这个精神就是通过政府这种集体力量来运作要比私人力量更有效果。 在德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当中，所有的受雇劳动者及其眷属都必须投保，不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多半是民营的。正如英国所规划的失业给付制度，使得国家充当了保险公司的角色，但又避免其成为唯利是图的营利机构。在1935年至1936年，由福利国家传到美国的社会安全法案制度，也有同样的精神。从任何一点来看，“新政”的社会法案，如价格补贴、休耕补助等，也有同样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与纳粹接管了社会机构。可是在民主国家，政府仍然谨守“保证者”的角色，顶多只提供补助。从任何一点来看，民主政府仍然谨守这种角色，不直接“经办”社会工作，或者不勉强公民采取他们应该采取的社会行为。 二次大战后，这种情形很快就改观，政府角色从“补助者”改变为“经办者”或“经营者”。传统福利国家{zh1}的法案（相信也是最成功的法案）——美国退伍军人法案，在二次大战后制定，它资助美国每个返乡退伍军人继续上大学，以取得更高的xx。执行此法案的美国政府要求大学给予配合。想继续升学的退伍军人，于是可以选择学校、科系，但大学不必非得接受他们的入学申请不可。 在二次大战刚结束那段时期，就非极权国家来讲，英国国家保健服务中心{dy}个超越了政府作为“保证者”或“补助者”的角色。不过，这种改变在程度上还是有限，就理想的医疗保健体系来讲，政府在英国国家保健中心当中应该是扮演保险公司的角色。它把投保人的医疗费用付给医生。不过，医生并不会变成政府雇员，另一方面，病人在选择医生上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但是，在现实中，英国国家保健服务中心之下的医院与医疗业务，是由政府经营。结果医院的工作人员成为政府雇员，而政府也实际在管理医院。这是政府社会角色改变的{dy}步，也就是说，政府的社会角色从“监督者”、“施惠者”、“保证者”、“给付者”改变为“经办者”、“经营者”。 所有的社会工作{zh0}由政府经办，这个原则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被接受了。事实上，私人的社会工作反倒受人质疑，如“正派的自由主义者”就认为，私人的公益活动好像是施舍一样，是一种不平等。在美国，政府成为社会事务的实际经办者，尤其是在种族问题上，美国政府用政府力量与法令，企图改变人民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抛开极权国家不算，世界上只有在美国这个地方才有这种事发生：政府要求社会改变其价值观，要求个人改变其社会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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