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癔,心意病也。——《字汇》

漆黑的深夜，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墓地里，万斯?范德斯（Vance Vanders）与当地的巫医吵了一架。巫医掏出一瓶难闻的液体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他说：“你就要死了，没人救得了你。”

回到家以后范德斯躺到床上，身体状况竟急转直下。几周过后，他已骨瘦如柴，被送进了地方医院，眼看大限将至。医院的医生即查不出病灶，也没有办法减缓他的衰弱。直到这时他的妻子才告诉一名叫德雷顿?达赫迪（Drayton Doherty）的医生，之前有巫师对他施过魔法。

达赫迪医生思索良久，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把范德斯的家人叫到病房。他告诉他们，头天晚上自己设计把那个巫医引到了墓地，并把他按到树上，使劲掐住他的脖子，逼他讲出了诅咒的原理。巫医用蜥蜴卵蹭进了范德斯的肚子，并在他的肚子里面孵化，其中一条活了下来，正在啃噬着范德斯的身体。

达赫迪叫来一个护士，她带来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剂强力催吐剂。他很郑重的检查了设备并将催吐剂注射进范德斯的胳膊里。几分钟后，范德斯开始不可收拾地吐了起来。这时，达赫迪趁屋子里的人不注意放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一只藏在袋子里的绿色蜥蜴。“万斯，看看你都吐出了什么东西！”他叫道，“巫师的诅咒解除了”。

范德斯惊奇地看了一眼蜥蜴，心下恍然，一头栽倒回床上发起梦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食欲旺盛，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一周后顺利出院。

四名医学专家可以证实这个发生在80年前的案例。范德斯{zh1}得以存活也许是该案例最不同寻常的地方。要知道，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不少人们被诅咒后死去的案例。

（以上文字摘自英国神经学家Helen Pilcher撰写的科普文章《当心巫医——反安慰剂的前世今生》）

至今人类对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知之甚少，但大量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心理对生理影响之大往往超乎想象。

日常生活中不难体会到心理暗示对生理活动的直接作用，比如面对一桌丰盛的美食，而旁边的人在议论令人作呕的事情，这会令人食欲全无，有些敏感的人则会直接呕吐出来。

这种普通的心理暗示在某些殊情况下或者在某些特定人群中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上面故事中由心理暗示产生严重疾病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一年青女护士，去某市郊区参加防治脊磺灰质炎工作。出发前精神很紧张，害怕被传染，可巧去后第二天，该护士即出现xx、咳嗽、发热等感冒症状，自己确信为脊髓灰质炎的前驱症状，心情十分恐惧，三天后果真出现了左下肢xx不能运动。

这是袁玉民医生在《癔症性瘫痪》一书中记录的一个案例，这种由心理原因引发的瘫痪或者失明、失语、失聪，几乎每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都遇到过，这类被称为“癔症”的疾病表现往往千奇百怪，有的人会出现运动障碍或者感知障碍，有的人会出现幻觉、妄想，有的人会发生内脏机能紊乱甚至出现内脏的器质性病变，有医生说“癔症的症状几乎包括整个医学的内容”。

心理暗示引发的“癔症”并非只会表现在个别人身上，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由于人们相互的心理影响，“癔症”会像传染病一样在人群中传播，这被称为“流行性癔症”。

世界上{zd0}规模的流行性癔症发生在1990年，南斯拉夫科索沃省的几个阿尔巴尼亚族儿童出现了头晕、呼吸加速、脸色苍白等类似流感的症状，还人昏迷不醒。由于科索沃地区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使得阿尔巴尼亚人传言这是塞尔维亚人将有毒的化学品放在学校里，致使学xx病。

后来又有人相继发病，这使学校不得不要求学生离开教室，但孩子们一走到户外，立即就有几个学生虚脱，其他学生目睹这一现象后立刻陷入恐慌，随即就有两百多名学xx病住入医院。消息传开后，科索沃地区的多个学校、工厂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中毒”事件，先后3000多人住进医院。

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立即派遣调查组前往调查。但检验结果表明，在病人的血样和尿样中未发现任何有毒物质，{zh1}断定为一起流行性癔症爆发。

很多癔症病人的经历十分离奇，他们怪异的生理变化常令人匪夷所思，很容易成为坊间流传的奇谈怪事。

2009年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个癔症性假怀孕案例，上海一中年妇女一直盼望生一个男孩，由此可以缓和婆媳间的矛盾。2005年她出现呕吐等怀孕的征象，月经也未按时而至。乡医给她把脉后告诉她是喜脉，已经怀上孩子了，她非常相信乡医的结论，相信这次一定能生个男孩。

自此以后她的肚子{yt}天大了起来，还会出现明显的胎动，她觉得腹中的孩子还可以通过胎动和她交流。但是四年过去，孩子仍然没有出生的迹象，直到电视台记者来采访她，将她带到医院做B超检查，才证实这是假怀孕，她膨大的腹内不过是脂肪而已。

2．

“精神”这样一种无形无影的力量能够主宰人体的生理活动，对充斥着还原论思想的现代医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种不愿意接受的观念，因为现代医学试图将人脑的活动还原为神经细胞的生物或化学运动时，思想、情绪、潜意识这些朦胧的概念就在显微镜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即便在事实面前，现代医学无法否认心理暗示对生理机能的巨大影响，研究者们也有意无意的将精神对生理的影响排除到研究视野之外，往往把它视为对医学研究的负面干扰而极力回避。

1955年，美国毕阙（Henry K. Beecher）博士观察到一个现象，给病人服用一些毫无xx背痛功效的安慰xx，但告诉病人这是新研发的止痛新药。结果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服用后疼痛得到缓解。而且这种疼痛感的消失并非源自病人的主观感受，而确实可以用客观的方法检测得到。

发现这个效应促使美国政府立法，规定新药必须通过临床的安慰剂对照测试，也就是所谓“双盲试验” ：医生及病人都不知道正在使用的xx是新研发的药还是安慰剂。临床试验不仅要证明xx对患者有效，而且要证明xx的xx效果优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群组。

“安慰剂效应”常常令xx厂家十分xx，因为他们研发一个xx往往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从动物试验开始到临床试验都由医学专家层层严格把关，但是有不少xx最终却因为不能战胜安慰剂而无法上市——这些高科技研发的新药竟然与普通糖丸在临床疗效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还不仅仅是xx存在安慰剂效应，甚至外科手术也存在这个问题。在丹麦有十五位美尼尔氏症的患者接受手术，而另外十五位患同样疾病的患者接受了安慰性的假手术，对两组患者三年後的追踪研究发现，这两组人中各有十个人已xx康复，手术组与假手术组竟然没有显示出任何差异。

这种xx或手术引起的心理暗示，有时甚至能xx很多医生们束手无策的绝症。美国医学博士菲利士 . 卫斯特医生 (Dr. Philip West) 曾经报告过这样一个奇特的病例 :

莱特先生患上了一种恶性淋巴肉瘤淋巴瘤，并且很快发展到了晚期，他的颈部、腋下、鼠蹊以及腹腔内长满了象橘子大小的肿瘤，所有的医生都认为没有希望了，{wy}能做的只给他开一些止痛药减轻他的痛苦。

但莱特却坚信很快会有一种新药开发出来，这个信念是他顽强地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当一种叫 Krebiozen 的新药要在他的医院测试时，他强烈认定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新药，恳求医生让他参与试验——尽管他不符合参与实验的规定。病人需要至少三个月以上的预後观察，而医生们认为莱特已经活不了那么久。

莱特接受{dy}期xx后，卧床不起的他就可以四处走动了，肿瘤神奇的缩小了 50% 以上。仅仅十天他就出院了，出院後他感觉一切正常，而且可以驾驶私人飞机、飞上了一万两千公尺的高空。

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如此惊人的疗效竟然xx是莱特先生自己心理作用的结果：其他病人的实验还在继续，统计结果显示这批新药xx无效。

当莱特先生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消失了两个月的肿瘤又立即长了回来，他再一次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医生只好告诉他：“那次xx并不是不好，而是时间太久了有点变质，明天医院将获得一批纯度更高、质量更好的Krebioze”。第二天医生为他注射的“Krebioze”其实就是生理盐水。

这次莱特恢复得更快，肿瘤很快就消失了，出院后自我感觉良好，照常每天开他的私人飞机。但不久杂志上公开了美国医药学会评估 Krebiozen xx癌症xx无效的结果，莱特先生得知后疾病又一次复发，住院两天后就去世了。

3.先巫知百病之胜，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灵枢?贼风》

对于中医来说非常容易接受心理决定健康这个观念，因为这正是贯穿《黄帝内经》整个医学体系中最基本的理念，只不过在后世医学发展中这样的观念被逐渐淡化了。

《黄帝内经》对精神因素的重视很可能与远古时期的“巫术”有关。说起“巫术”，现代人往往会将其视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今日提起“巫师”人们常会联想起农村的巫婆神汉。

事实上在远古时期“巫师”是一种极为尊贵的职业，是掌握着知识与智慧的人。传说中的寿星彭祖就是一名大巫；战国时的诗人屈原也是楚国的世袭巫师，他的诗作中就有大量巫术仪式的记载；到了汉代，政府还专门设有“巫官”；甚至到了近代，在解放以前的西藏，大巫师仍然是地位可以与达赖班禅比肩的重要人物。

“巫术”作为远古时期一门极为重要的学问，它与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巫术的心理暗示作用显然在远古医疗行为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素问?移精变气论》就说远古时期人们的思想比较恬淡单纯，“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当时人们的疾病只需要“祝由”方法就可以xx，所谓“祝由”就是通过念咒、祈祷xx疾病的方式。

《黄帝内经》并不认为“祝由”真的是通过鬼神发挥的作用。相反，对于那些迷信鬼神的人，《黄帝内经》的态度不屑一顾。《素问?五脏别论》中说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无法与迷信鬼神的人谈论高明的医术。

《黄帝内经》认为古代的巫师能通过“祝由”xx疾病，是因为巫师们了解对很多疾病的发病机理，可以通过“祝由”的方法让病人的精神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气血的运行，最终达到xx疾病的目的。这实际就是用心理暗示解释了巫术治病的原理。

心理暗示在《黄帝内经》的诊疗观念中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素问?疏五过论》要

求医生在接诊病人时一定要表现出威严庄重，认为如果医生不能威严就不能触动病人的精神，这样就难以xx病人的疾病。再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讨论了一种现象，好的医生往往难以xx身边兄弟、亲戚的疾病，篇中的解释是医工无法制服周围亲人体内的邪气，言下之意就是病人与医生过于熟悉，也就缺乏了神秘、威严的感觉。

《黄帝内经》在谈论针刺方法时，多次强调心理暗示对针刺疗效有重要影响，例如《素问?针解》中要求医生实施针刺xx时，应该专心注视着病人，这样才能使病人精神安定，也才能使针刺发挥作用。《灵枢?行针》记载的一种现象更加说明了医生的诱导、暗示在针刺xx中的重要作用，篇中按照人对针刺xx的敏感程度分为了五类，其中有一类人的特点是针还没有扎入身体，病人就产生明显的生理反应了，篇中认为这类人精神容易被触动，“气”滑利而容易流通——针还没有接触身体就已经达到xx效果，显然针刺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心理诱导作用。

4.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素问?宝命全形论》

或许因为远古时期巫术对医学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这使古代医学非常关注精神意识与人体的相互关系，《黄帝内经》中就有非常多心理与生理关系的论述。

细细品味这些来自于远古的生命观，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思考生命的启示——发达的现代医学技术越来越多的侵入到我们生活中时，先进技术背后的哲学观念也就扎根在大多数人思想之中。但是技术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哲学观念却并不会因为它产生的年代远近而出现智慧与愚昧的区别。

当我们跳出还原论主宰下的现代医学思想，试着去领悟另一种来自远古时期的生命哲学，就有可能对医学形成xx不同的理解，也有可能在它的xx下发展出新的医学技术。

《黄帝内经》将人体划分为“形”与“神”两个层面，“神”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意识、情绪、潜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内容，《黄帝内经》用颇具神秘色彩的神、魂、魄、意、志等词语来概括。“形”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器官、组织这些有形结构。

《灵枢?天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得神者生，失神者死”，可见“神”是区别于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的标志，是划分生与死的界限。

篇中认为一个婴儿形体逐渐发育成熟，气血流通、脏腑充盈，只有它获得了“神”与“魂魄”，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同时一个人逐渐衰老的过程，也就是“神”逐渐衰虚、魂散魄离的过程，当“神气皆去，形骸独居”的时候，人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黄帝内经》描述的“神”与“形”相互影响的关系耐人寻味，书中认为血气的流通、水谷的运化，这些属于“形”的生理活动可以使“神”得到滋养，但“神”并不是“形”的附属品，而是在主宰着“形”的行为。

“血”与“气”是构成“形”的两种基本物质，气血正常运行是实现各种生理功能的根本保证。《黄帝内经》认为“血”与“气” 都是在“神气”的掌控下运行的，“经络”被视为“气血”运行的通道，而书中又常将其描绘为“神气”出入的场所。当气血运行紊乱或者经脉不通时，《黄帝内经》就认为“神气”对气血失去了控制，将其描述为“神去其室”，而通过针刺使气血的运行得到改善，局部组织功能恢复时，就被描述为“神归其室”。

另一方面，当“神”发生变动时，“气血”的运行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素问?举痛论》详细描绘了这种关系：愤怒使气血上行，恐惧使气血下行，欢喜使气血舒缓，悲哀使气血消损，惊慌使气血混乱，思虑使气血聚结。

可见“神”虽然从“形”的活动中产生，但“神”却仿佛有其独立的行为，反过来主宰着“形”的活动。

正因为“神”在生命活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黄帝内经》总是用“形与神俱” “形体不敝，精神不散”这样的方式描述一个人的身体非常健康，也就是说只要“神”能与“形”和谐相处，那就不会有疾病发生。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疾病产生的原因就被认为是“神”与“形”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而治病的根本目的就是调解“形”与“神”之间的矛盾。由于 “形”是在“神”的主宰下活动，所以《黄帝内经》认为治病的关键在于调节“神”，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只要“神”能保持正常，疾病就容易痊愈，相反如果神气散亡，那么疾病就难以xx。

对此《素问?汤液醪醴论》一段文字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大意是：

黄帝问：有的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xx，形体却变得越来越瘦弱，血液几乎已经枯干，为何会见不到xx的功效呢？歧伯答道：那是因为他的“神”已经不能支配他的身体了。黄帝问道：什么是“神”不能支配身体了呢？歧伯答道：针石之术，是“道”的体现呀！如果针石不能使精神增益，意志恢复，那么病就不能被治好。如今病人的精神已经严重损害，就不可能再恢复气血的运行了。精神毁损的原因是病人嗜欲无穷，而内心又忧患不止，这才导致精血虚亏、神气离居而使疾病无法xx。

可见《黄帝内经》将“神”视为决定疾病能否xx的最关键因素。

从“形”与“神”的关系来审视现代医学，会发现它理解疾病的角度与古代医学截然相反，《黄帝内经》将“神”视为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而现代医学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形”的研究，已经把“形”分解到了{jz}。西医大夫诊断疾病是总是依靠现代化的检测仪器去寻找器官、组织或者血糖、xx等指标的有形变化，但却极少关注病人的情绪、心理、精神状态对疾病的影响。

如果我们去考察中国先秦哲学，古代非还原论思想与西方还原论思想之间的根本差异可能正是造成中西方医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4.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

如果我们对“神”这个概念作一些现代解读，就会发现它的特征与前一卷介绍“协同学”中的“序参量”颇为相似：

“序参量”在自组织系统的物质运动中产生，但又无法通过系统的解剖分解找到“序参量”。同样人的各种精神现象是在细胞、组织的活动中产生，但是将人体解剖之后，我们根本找不到思想、意识、潜意识，或者用《黄帝内经》的表述方式，我们无法找到“精神魂魄”。

“序参量”与系统具有相依相存的关系，自组织结构出现时“序参量”随之出现，自组织结构消失时“序参量”随之消失。同样《黄帝内经》中认为“神” 是区分生命与非生命的标志，当胎儿发育成熟，“神气舍心，魂魄毕具”，就成为了独立的生命体，而人的死亡过程就是一个“神气皆去，形骸独居”的过程。

另一方面，虽然“序参量”产生于系统的物质运动，但是“序参量”的行为并不由系统微观结构决定，而是有自己独立的特征，相反微观结构的变化受到 “序参量”这只宏观的无形之手支配。同样，“神”是在各种细胞组织的运动中产生，但是它却有自己独立的行为，并且所有的生理活动都受到“神”的役使与支配。

通过上面的对比，不难发现《黄帝内经》中“神”确实与“序参量”有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当然，对于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xx符合“协同学”定义的、可以用数理方法描述的“序参量”， 强行将“神”指认为“序参量”的想法未免牵强、失当。

但是，古代医学或者古代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出现某些相似的观念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因为先秦哲学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正与现代系统理论有很多共通之处。

“道”与“器”是先秦时期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周易?系辞》中有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任何事物（“形”）都是由 “道”与“器”两方面构成，“器”是指感官可以认知到的器物；而“道”则无形无象，老子将其形容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法用感官感知也无法用仪器观察。

虽然“器”与“道”是构成物体的两大要素，但先秦哲学认为“道”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器”，“道”决定着事物性质、主宰事物变化，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行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器”不过是“道”的载体，在“道”的主宰下运动与变化。

《黄帝内经》将人体划分为“神”与“形”两个层面，显然就受到了“道”与“器”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影响，《黄帝内经》就直接将“神”视为“道”在人体的表现，认为 “阴阳”是“道”在天地之间变化的表现，同时又是“神”在人体变化的表现形式（《素问?天元大纪论》“阴阳不测谓之神”）。

先秦时期这种“重道轻器”的哲学观念使得古代哲学家避开了类似于“还原论”式的认知方式，不认为通过对“器”的拆解分析可以了解事物的规律。先秦哲学家对“道”的认知往往采用一种类比的方式，认为“道”在不同领域、不同事物之中都有相似的表现形式，所以可以通过对大量事物的观察类比，“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获得对“道” 一般规律的认识。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先秦哲学家创立了一套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理论来描述“道”的变化，认为这是适用于天地间任何事物的普遍规律，如《素问?天元大纪论》所说：“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因此这个体系也就被广泛用于古代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音律、医学等各个学科。

有学者认为正是中国古代“重道轻器”的哲学传统使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严重“哲学化”，无法通过对观察与实验的实证研究认知世界，这使很多学科都沦为了重思辨轻实证的“玄学”。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的科学方法体系则xx集中于“器”的层面研究——对感官或仪器获得的经验进行整理、归纳、分析。

不可否认，“道”具有难以观察、难以描述、难以实证研究的特点，这对古代科技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道”与“器”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那么沿着西方科学的思路将“器”拆解、还原达到{jz}时，仍然难以把握宏观、整体的运行规律。

而现代科学将以往“还原”的结果进行整合，试图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认知事物，由此发展起的“系统论”无疑就回归到了“道”的认知层面，从而出现某些与古代哲学非常相似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站在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或者古代医学，必然可以加深对很多哲学观念、医学概念的理解，而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在这种哲学观念指导下发展起的医学体系，必定能给现代系统科学以及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