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49-1966年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从1950年到1955年，文化部文物局和地方文物部门组织了对一些重要古建筑损毁状况的勘察，为今后基本修缮和大型保护工程作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在1950年7月，由文物局组织考古和古建筑两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雁北文物勘察团前往雁北地区勘察，并出版了《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80]。报告集里，关于辽代建筑的文章有刘致平的《古建组勘查综述》、《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查纪要》和莫宗江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他们考察并判断为辽代建筑的有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善化寺普贤阁、善化寺大雄宝殿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由于他们的考察目的在于文物保护，所以基本沿袭了前人的学术研究结论，而将重点放在确立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根据当时财力和人力条件分轻重缓急地提出修缮步骤和建议等工作上。在修缮步骤上，他们基本沿用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方法和建议，是谨慎而科学的。
限于当时的人财物力，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须寻找重点中的重点进行，确定一个大型修缮工程前要反复勘察。1952年罗哲文为准备修缮工程而再次前往雁北，写出《雁北古建筑的勘查》[81]，对适合和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建筑提出建议和具体实施方法，对其它建筑在1951、1952年所做的基本修缮进行检查，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修缮工程中不但对文物建筑进行了基本的保护，更宝贵的发现是1953年对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善化寺普贤阁的维修中均发现了梁上的金代题字[82]，解决了此前对建筑年代的争议。年代问题的解决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该建筑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为如何鉴定古建筑年代提供了新的认识。
解放前中国人没能测绘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在解放后终于得到了考察测绘。继1950年简单的现状调查[83]和1952年的勘察[84]之后，1961年杜仙洲等经详细测绘发表了《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85]。这篇调查报告继承了梁思成等学社调查报告的传统，完整采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总结的工作方法和论文体例。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作出已知辽金建筑实例材栔、斗栱等尺寸的总结比较。
解放前刘敦桢没能详细测绘的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也于1957年得到详细测绘，由祁英涛执笔发表了调查报告《河北省新城县开善寺大殿》[86]。由于新城开善寺大殿没有找到明确的年代记载或题记，故作者运用学社总结的方法，将重点放在判定建筑年代上。
各地文物部门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普遍开展，最重要的发现是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87]。又一处珍贵的辽代木构建筑被找到，这也是迄今最晚发现的辽代木构建筑。
考古工作者钻探、试掘、清理和主动发掘的收获相对更大。仅内蒙古一省在1957-1960年就在内蒙古中、南部调查或发掘了包括辽上京、辽中京在内的11个辽代城址[88]。大同近郊及山西东北部、辽宁、河北、内蒙古均发现辽代墓葬，以辽代中晚期为多[89]。考古工作者在撰写发掘简报时大多注意到建筑上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对建筑学有辅助作用的部分；但他们中不少没有从建筑史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记录不够详尽，角度不够全面，不利于建筑史的判断与总结。对于如何在考古发掘中做好对古代建筑研究有用部分的记录，一直未见有研究者系统地分析总结一套方法论，这种对考古材料和方法论均缺乏总结和回顾的情况必然影响了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和发展。
1957年刘致平出版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90]一书行文简洁而较多综合性的思考。该书对建筑先按照类型分类，在每种类型内再以年代为轴叙述，这种体例与此前的建筑史不同，然而具有别样的优点：在每种类型内可以大跨度联系和对比各年代的同类建筑，依年代演变的线索显得更清晰更连贯。同时，作者对类型的划分严谨而精准，对模糊之处做了考证。此外，作者比以往的研究者更注重从社会经济、技术、宗教等方面探究建筑演变的缘由，由此产生了更深入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涉及经济技术宗教等诸方面时是紧扣着建筑形式与结构的演变考虑的，其推证方向是从实例到实例总结，再结合社会背景分析的，而不是直接从背景漫无目的地拉扯到演变规律上。这点是值得当今某些研究者反思检讨和深刻学习的。
遗憾的是，也许囿于篇幅，作者的一些观点没有展开，只作了结论性的叙述，因而有些观点论证不够清晰。另外，限于当时条件，已知材料仍不够充分，对已知材料的了解仍不够全面，有些观点只能是推测性质的；当然，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线索。
1966年陈明达经过详细实地测绘和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发表了《应县木塔》[91]这部专论。在实测所得xx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从数据中总结规律，以材为祖，寻找决定全塔设计手法的模数，并由此推测当时塔的设计方法与原则，得出了新的结论，比如，当时可能以周长作为全塔高度的设计比例。这种研究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它将古建筑研究工作从现象调查与形制总结的表面，深入到设计手法理论的层次。由此，陈明达总结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后来不少研究者也深受其启示，开始探讨中国古建筑的设计方法[92]。
从1959年到1966年，刘敦桢主编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93]。
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首次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明确分期。由于唐代及其以前的建筑实例稀少，而辽代建筑是从唐过渡到宋、金的关键，所以辽代建筑实例是衔接唐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建筑历史的重要部分。可见，此前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中古时期建筑研究的主体，还使整个古代建筑史分期成为可能——由辽代建筑实例承上启下，结合其它时期的资料，才使研究者们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整个构架和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实例分析上，该书分析总结了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观音阁、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庆州白塔和河北涿县云居寺、智度寺砖塔的情况。这些材料都是建立在以往研究材料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该书对木构建筑、辽塔的分类、特点等分析总结比以往深入，概括增多；对辽代建筑与唐代、五代的相承关系多有总结，并分析了辽的某些做法对金、元的影响；对辽代建筑受地域的影响也有分析。文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作者提出独乐寺和佛宫寺都采用了以建筑体量的视觉范围定总体布局的设计方法。这些新观点都表现出中国研究者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更深入认识。可惜的是，由于编史的篇幅限制，有的新见解只能是论断性的叙述，没能加以解释。另外，已毁的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以及新发现的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都没有介绍。
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建筑史》将宋、辽、金划为一期，在大的时间段下，依然沿用了梁思成的方法，按建筑类型叙述，但类型更为全面丰富。然而，在城市、住宅（包括家具）、园林、经幢、陵墓这几个重要建筑类型上，仍然未专门介绍辽、金的情况，只是偶尔提及，远不如对宋代建筑类分析得那样全面。可见，当时尚无时间精力对新的考古发现和一些辅助材料（如墓葬、石窟、壁画、绘画等）进行关注和分析，对佛教建筑（木构和塔）以外的辽代建筑仍未开始深入研究。不过，该书将建材、技术、艺术（塑像、彩画等）单列为一节进行综述，重视辽代木构建筑的分析，是胜于以往研究的。
（五）1975年至今
十年动乱后的头几年可视为过渡时期，相关文章多为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介绍性文字[94]，基本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发掘中{zd0}的收获是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公社辽代砖墓里发现的棺床小帐，这是继薄伽教藏壁藏之后又一例辽代小木作遗物，对研究辽代建筑原貌和《营造法式》小木作部分的研究都很有价值。曹汛发表的《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95]采用测绘、查阅文献、研究碑文题记、比照实例和《营造法式》、分析附属艺术、分析功能等多个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沿用了营造学社对大木作研究和薄伽教藏壁藏研究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作者注意到当时工匠施工技术的一些做法并加以分析探讨，是以往研究较少重视和论及的，为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古建研究者发现了新的研究思路：分析抗震性能。罗哲文的《谈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96]和孟繁兴的《略谈应县木塔的抗震性能》[97]就对这两座辽代高层建筑在历代大地震中保持不倒的力学原理作出分析。这不仅仅对古建筑研究有所进益，更是对当时如何改进新建筑的抗震性能提供了参考。两位作者均从现代建筑力学原理分析古建筑的结构作用，这种思路其实在梁思成最早的研究中已有初步体现，在此后得到了更多的应用。他们也没有忘记辩证地分析问题，对古建筑不利于抗震的部分也作了分析。
1981年陈明达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和发展》[98]。这是从中国人开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以后{dy}篇专注于建筑史学科本身发展的文章。陈明达首先指出：为明白古建史需要继续研究什么，必须先回顾这一学科的创始、评价迄今的成果。可见，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对从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解放前营造学社的工作、解放后已有的学术进展都作了概括。他认为：
1.
2.
3.
4.
5.
文章还对已有的三本建筑史（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简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作出总结。陈明达认为：已有三本建筑史都重现象少实质，重艺术少技术，更无总结建筑学理论，可见当时每写后一本都未先讨论前一本之优缺点，无计划性；后两本只注重基础材料数量之增加，忽略实质内容提高，以致{dy}本中已涉及的建筑设计理论、结构等问题未得到实质性深入，反而因简化文字而泯灭。其实，每本中都能找出应深入研究的课题，并且还有许多空白点都未得到关注和研究。作者提出，古建研究者应把已有的建筑史看作一定阶段工作的检阅，看看其基本资料有否不足，单项研究是否抓住要点关键、有何不足。书中富启发性的论述常是供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分轻重缓急拟定下一阶段继续研究的目标和研究计划，待完成这个新计划后就可以写新一本建筑史，以此总结工作，发现新的问题。
1983年，《营造法式》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出版[99]。梁思成从1940年前后就开始对《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中途停顿了一段时期后，于1961年到1963年间完成了“卷上”，即石作、大木作部分[100]。由于历史缘由，直到1978至1980年间，梁思成的文稿才被整理出来。这不仅是梁思成的研究结晶，也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中国人的实例调查研究的结晶。辽代建筑作为实例中的重要部分，成为注释《营造法式》的关键之一——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研究不断发展，帮助研究者不断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营造法式》，然后才有能力对《营造法式》加以详尽注释；同时，《营造法式注释》对研究者进一步理解和分析辽代建筑实例又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者正是从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中拓宽了对辽代建筑的分析方法，进而加深了对辽代建筑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徐伯安、郭黛姮承继了对《营造法式注释》整理和编校工作，终于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中将《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合卷出版，构造了《营造法式》研究最重要的基石。
《营造法式注释》（卷上）整理出版后，对《营造法式》和《营造法式注释》的研究持续开展，成为此后的学术热点[101]。
1980年开始潘谷西陆续发表《〈营造法式〉初探》之一、二、三、四[102]，其中作者从已经掌握的大量唐、辽、宋实例和对《营造法式注释》的研究，提出《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关系更加密切，和冀、晋一带疏远的观点。由此可见实例研究的重要性——从实例入手才能真正搞清辽代建筑的时代性和地区性，《营造法式》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套用的模子。联想到有的文物部门在整修古建筑时不认真考察原状，或不重视原状所体现的地方性，而搬弄《营造法式》条目的错误做法，我们尤应强调地区性的分析。
1981年陈明达发表了《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103]，延续了他注重实例数据的研究方法。书中他将《营造法式》原文的各部分内容集中起来，归纳各种规定的共同点，除了从文字上详细推敲分析外，还将唐、五代、辽、宋、金、元各代重要实例的各部分数据详细列表，在实例之间、实例与《营造法式》之间相互比较，由此推算出一些世纪存在而《营造法式》没有明确记载的设计规定和手法。由此，既加深了对《营造法式》的理解，亦推进了对实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均有重要突破，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198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驭寰主编出版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由于该书偏重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古建筑实例，所以部分解决了陈明达指出的三本建筑史 “重艺术轻技术”的问题。其中在辽代木结构建筑部分，该书不仅从用材、截面比例、斗栱、梁架结构、受力情况等方面分析主要单体建筑，还总结了同时代的一些技术手法、手法来源和影响，并且附有许多实测图。被该书列为辽代木构建筑的包括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河北涞源县阁院寺文殊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和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殿[110]。
1990年陈明达出版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111]一书，再次从技术角度分析和总结建筑实例。该书更加注意各时代之间的技术发展与联系，还保持了列表对比实例数据的一贯特点。其中，作者首次将已知唐、五代、辽、宋、金重要木构的梁架结构分类为“海会殿形式”、“佛光寺形式”和“奉国寺形式”，这种分类方式和思路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参考或引用[112]。作者认为辽宋建筑表现出了材料力学和数学的成就，体现了宋代科技发展的水平，将古建筑技术上升到科学的层次。
上世纪80年以来，考古方面的新材料依然丰富，包括砖塔、城址、重要墓葬等。一些新的建筑遗址、祭祀遗址的发现虽然不属地上建筑遗存，但有助于丰富辽代建筑的类型，扩大研究者的理解。在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113]、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塔[114]、北京天宁寺塔[115]、辽宁朝阳北塔[116]、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即庆州白塔）[117]、山西灵丘觉山寺砖塔[118]的修缮工程或保护工作中，文物工作者通过考古钻探、考古发掘、近景摄影测量技术等方法，对这些建筑及其附属遗址进行年代分析和形制判断，为进一步理解各个实例的发展演变，及其反映的时代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比如，依靠考古发掘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的修建年代的认识就从最初仅推测白塔与独乐寺规划有关[119]，最终发展到辨识了白塔始建、多次修葺等整个沿革过程[120]。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能运用他们在宗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分析塔和墓葬的建筑功能等情况，而这正是不少建筑研究者所缺乏的；所以考古报告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辽代建筑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和思路。
1999年傅熹年发表的《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首次专题讨论了官式建筑和地方传统的关系。此讨论思路更加明确了建筑地区性特点的重要性，是以往研究思路的发展。其中对辽代建筑遗存中官式建筑与地方传统的区分，对继续分析辽代建筑遗存有重要影响。
2001年傅熹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循陈明达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提出的线索，将陈明达的方法从单体建筑向建筑群落、城市布局推广开去，对现存实例的xx实测图进行分析，发现了城市规划、建筑群落和单体建筑设计采用扩大模数的设计手法。这对更深入认识辽代建筑提供了方法和观点的指导。在对辽代实例的分析中，他还发现了不少以往单纯靠形制分析无法发现的特点，核实或改变了对以往某些实例的沿革、发展演变的判断。比如，他推算出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所用的基本尺为29.8cm，略大于观音阁辽尺，由此判断山门的建造年代可能比阁稍晚。
四、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
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实地调查时已注意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在学社的调查报告中，他们不仅记录下当时的建筑状况，还注意区分每个单体建筑的价值，以利于之后的保护工作。
辽代建筑年代久远，颓坏情况相对于稍晚的建筑物更为严重。以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为例，解放前学社调查时善化寺曾充女校，当时成操兵之地，柱架北倾；非急与修治，恐颓毁期不远。1951年雁北文物勘察团调查时，大雄宝殿颓毁尤甚，最严重的是由于殿后有大水塘，殿基浸软，梁架向后倾斜。至1953年罗哲文再次前往考察，水塘已干涸并准备填平，但台基坍塌，梁架北倾，角柱劈裂等损毁严重。
如前所述，在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几个基本思想，对后来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很有影响：
一是根据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材料特点，在文物建筑保护时应先考虑防水、防火、避雷的问题。这一条在解放初期的文物保护普查和基本保护维修中已经得到保障。
二是不宜轻易考虑建筑复原，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之最良方法。对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或主持工程者却未能与梁思成一般远见，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一些古建筑维修反成破坏的后果。
三是修缮保护的主持者需“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这一条更加不容易达到，应该是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个理想和目标了。
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切实保护古物建筑的指示》，指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海会殿等古建筑被拆除破坏是和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相违背的[121]。这一建国后{sg}文物建筑保护的政策，即与辽代建筑的保护密切相关。此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也逐步发展。受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文物部门在保护文物建筑的时候基本沿用了学社的建议和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限于当时的国情，文物建筑保护只能分出轻重缓急，对重要保护单位进行普查，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然后为每个单体建筑订出近期一般保养和长期修缮目标。大型修缮工程要挑选重点中的重点作为保护对象，在制订修缮方案前要通过多次勘察[122]，比较谨慎。5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修缮了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等，及时保存了这批极为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存[123]。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文物部门又再次对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做了修缮保护的工作，其中除辽代木结构建筑外也包括一批辽塔。对于一些工程上的重大问题，如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的保护，国家文物局还多次组织专家会议讨论[124]。不过，也有个别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不尽人意，如随意以复原名义改动了建筑原状，或拆毁了其它时代的相关建筑等。
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意义与成就
中国最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机构是“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机构的主要研究人员是梁思成和刘敦桢。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梁思成的{dy}篇古建筑学术论文，也是中国人{dy}篇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古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而这些{dy}的研究对象——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就是辽代建筑。正是从调查辽代建筑开始，中国建筑史进入了科学研究阶段。
中国人开展古建筑研究之初，所发现早期古建遗存中年代、规模、等级、数量均极重要的古代建筑就是辽代建筑，因此，对辽代建筑的调查研究成为早期中国建筑史调查研究的主体。在对辽代建筑的调查过程中，中国营造学社，以调查辽代建筑的经典著作《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代表，开创、积累、明确了一整套研究古建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其中，对实例进行实地调查、测绘，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自中国营造学社提出和应用这个研究方法以来，实践不断证明了这个方法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同时，历史文献能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内容与线索，并对实地考察成果加以核查、解释和补充，亦不可或缺。
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不断增多和更新，研究思路不断拓宽，由此对辽代建筑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入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对辽代建筑实例进行的研究，为早期解读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文献《营造法式》作出极为关键的贡献；后期，对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又大大推动了对《营造法式》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此外，一些学者运用考古学、科技史、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结合实例对辽代建筑的若干方面作出分析，为加深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国人对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视也是从辽代建筑的保护开始的。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为保护辽代建筑而提出的基本要点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思想之一。解放后，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不仅为保存辽代建筑起了重要作用，还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使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现有的辽代建筑遗存，无论规模、等级、数量和保存质量，均构成中古时期古建筑遗存的最重要部分。辽代建筑上承唐代、五代建筑，与宋代建筑关系紧密，而下启金代、元代建筑；从辽代建筑到金代建筑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古代建筑承唐启宋这一重大过渡与转变的反映。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和总结，使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基本分期成为可能，从而构建起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框架。
致谢
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是本课题的指导教师，他在繁忙的工作和研究之余十分关注本课题的进展情况，从宏观到微观，从方法论到具体体例，均给予了重要指导，使以往未接触正式学术研究的我得以入门并最终完成本文。考古文博学院的李志荣博士从选题、研究计划、中期报告一直到结题的全过程中都密切关注我的工作，提供大量材料，引导思路，并耐心而细致地披阅修改本文，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启示。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金英老师，北京大学教务部王海欣老师对本课题申请校长基金资助给予了热情的关心支持和许多具体帮助。这些都是我铭记在心而至为感激的。
作者简介：
陈莘，女，1982年4月出生于广东广州。2000年由于综合素质优秀，从广东省广州市执信中学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学习。在校期间积极上进，成绩xxxx，课余积极参加院系工作和社团活动，全面发展，2001－2002学年获校三好学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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