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一位邻居经常这样开玩笑。5年前，他因心脏病住院，被植入5个心脏支架，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2万多元，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然而，这辆昂贵的“轿车”并未给他带来好运，最近他不幸猝死。

　　我国一位xx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但他没去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xx，现在已经87岁，仍可轻松爬上二楼。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xx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如今，滥用支架之风愈演愈烈。专家指出，给无适应症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接受冠脉造影检查的美国人中，有1/5是“非必须”的。冠脉造影是心脏病患者安放支架前的一项必要检查，统计显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事实上，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专家指出，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xx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

　　支架滥用，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医学新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例如，为了发现病灶，医生往往习惯建议病人做CT检查。但是，专家指出，接受一次全身CT扫描，相当于在位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2.5公里处接受的辐射量。在每年新增癌症病例中，由滥用X射线和CT检查引发的占相当比例。

　　那么，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

　　一是技术崇拜。当今，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而忽视了最基本、最适宜的传统技术，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例如，一些医院把介入手术当成技术{lx1}的标志，看一个科室“牛不牛”，主要看介入手术数量多不多。

　　二是利益驱动。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在金钱的诱惑下，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不断制造“医疗需求”，从中获取不当利益。例如，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美国的售价，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回扣空间，致使部分医生把多放支架当成生财之道。

　　可见，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必将使国家的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最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只有用最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减少无效的支出，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否则，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