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泪如雨，

悼念父亲忆蜗居。

一生为民坚如石，

甘当蜗奴献身躯。

    温家宝蜗居旧宅的新闻报道深深打动我,它让我想起父亲的蜗居，让我更加思念甘当“蜗奴”的老爹。父亲的蜗居，代表那个时代革命的信仰和做人的追求。回忆过去，房子在我心中那是一座真正的大山。自有了新的“三座大山”，房子成为我最为关注的话题。房子不仅仅展现父亲一生为党为公、艰苦奋斗、舍己为民的精神，也让我更加关注新时代蜗居、房奴的现实生活，以及新旧对比、反思豪宅下人却变态了的贪官。

    怀念父亲不能不能提到房子。特别是当前，老百姓买房贵、住房难，影响着构建和谐社会。住房、上学、看病“三难”正如媒体报道那样，成为当前社会新的“三座大山”。房子啊，房子！每当我想起你时，我都会流下辛酸的泪水。它让我想起了过去，它让我看到了父亲。蜗居、搬迁、再蜗居，每走一步我看到是父亲所走过的路。父亲始终蜗居在平民百姓之中，甘当“蜗奴”。正是这条路，让我永生怀念！房子对我来说，那就是父亲的象征，一座高高挺拔的山峰。

一、蜗居

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家搬到北京，父亲当时任北京市电业工会副主席、北京电业管理局党委委员（“xx”期间，李鹏任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父亲升为北京市电业工会主席。在唐山我们住的是工人新村，到了北京住的是大杂院（我们搬走之后怀念它，称为“老院”）。称为大杂院是因为连体平房环绕成长方型，院内共有十九户人家、基本都是工人。供电局家属院西区共有九个大杂院和少量单排平房。家属院内每两个大杂院使用一个公厕。当时家属院内供水口很少，几乎几个大杂院使用一个水龙头。常常因洗衣、做饭用水紧张，水龙头前站了很多人。为了吃水，很多家庭备了水缸。以后水龙头接到院里，居民用水方便多了。父亲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

    大杂院的家很简陋，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厨房，两间房居住面积仅有十几平方。外屋睡的是土炕，里屋的桌子和床是父亲从单位借来。平时生活，做饭在房檐下，冬天挪到屋子里；上厕所跑到院外的公共厕所；吃水也要到院外的供水处——水龙头取水。我家八口人、我和大哥、二哥、弟弟挤住外屋；我小妹妹刚刚出生不久、大妹妹不到六岁，与父亲母亲蜗居里屋。大杂院里都是电业工人，孩子多的住二间房，大部分人家住的是一间半房屋。我家的邻居赵大爷是山东人，有六个孩子，住两间房。

大杂院我家蜗居老宅现状。拍于2006年10月

从远处看我家的房子。

邻居赵大爷、赵大妈。从背后场景不难看出，生活依旧那么贫穷。

家属院北大门。

1、里屋改造

    冬天取暖，除了把煤火炉移到屋里（即可做饭又可取暖），家里还烧火炕。为了暖和，火炕烧的都是煤块。为解决里屋冬天取暖问题，父亲费尽了脑汁。里屋建筑比较特殊，没有前窗只有后窗。屋子狭长，与邻居赵大爷家里屋连体。父母的睡床靠近后窗，由于屋子较窄取暖的炉子无法靠近窗口摆放，烟气排放成为难题。煤火炉如放在里屋门口，由于里屋与邻居赵大爷家里屋相连没有通道；朝后走后窗，烟气管道要架在墙上走好几米。父亲只好凿穿里屋北墙，开设烟道，烟道出口架在我家大门的左墙壁（里屋东墙是赵大爷家大门的右墙壁）。

    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幸福的、难忘的。即使生活在大杂院里，住房那么简陋，每天依然感到很快乐。院子里长着几棵小树，每日里院里的孩子围着小树跑来跑去。院里的女孩经常玩游戏，踢毽子、跳皮筋、扔沙包、跳房子、丢手绢；男孩们则是耍棍棒、弹球、拍三角、拍洋片、碰瓦片，有时几个院的孩子凑在一起玩起捉迷藏。记得那时邻居赵大爷的大儿子宝成喜欢唱戏、跳舞，他常常把女孩们集中起来学跳舞、练杂技。宝成比我大三岁，那时他仅十二岁，比那些训练的女孩只不过大四、五岁。他教院里的女孩练弯腰、劈叉、倒立、压腿、踢腿等基本功。基本功训练好了之后，再教舞蹈、杂技、武术、唱戏。弯腰训练开始时，他用双手护住女孩的头，女孩慢慢向后弯腰、双手伸向地面。没多久女孩们不用护头，即可双手着地了。渐渐地女孩们弯腰双手可以搂到脚了。别的院里的孩子好羡慕我们院的活动，常常跑来观看，有的也加入训练。

   我大妹妹那时六岁，也参加了舞蹈、杂技基本功训练。时光已走过五十年，那时的训练让妹妹收益非浅。时至今日，妹妹的身体依然柔韧有余。我患肩周炎手无法摸到后背，妹妹表演给我看：右手向后弯曲、摸过肩，左手反转向后够到右手，左右手连成环。

2、炕上床

    一九六三年春我大哥成了亲，不久有了宝宝。成了家的大哥依旧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住房更为拥挤紧张。

    想到儿女、想到后代，父亲把里屋腾出来让给大哥小俩口。父亲和母亲住在外屋与我们挤在一起。七人挤在仅仅10平方米的房子，可想而知蜗居是何等滋味？房子不够住，父亲从单位借来两张单人床，把床架在外屋的炕上建起“炕上床”。“炕上床”，不能不说这是父亲的创举，用它来解决住房难。为保障儿女安全地睡在床下的炕上，父亲将“炕上床”床腿加高。现在回想起来，“炕上床”就如同学生宿舍、员工宿舍里的双人床，加大了房屋居住空间。那一年虽然二哥当兵走了，我住校在海淀，但是学校放假我还是经常回家。二哥走之前在“炕上床”睡了五个月，那时大妹妹已经十三岁，弟弟十岁。每次我从学校回来看到家里又挤又乱，默默地爬上“炕上床”。我深深地感到父母生活的艰辛，住房对父亲来说有多么大的压力。

3、搬家再蜗居

    随着时光的推移，儿女的年龄在增长，父亲的蜗居越来越艰难，压力不断地在膨胀。为了儿女的生活，无奈之下父亲以大哥名义向单位申请住房（让大哥向北京供电局申请）。考虑父亲住房现状，组织给予“照顾”，将两间小房子调为两间大房子。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父亲将房子申请人写在大哥名下。

     两间大房子其实是材料仓库中的两间库房，材料仓库迁移将库房改为职工居住平房。为了安居，父亲带领全家搬迁住进了库房。生活的空间变大了，可是新家居住的条件与环境却更差了。新家原是供电局东郊外一座材料仓库，这个仓库是个很大的院子，占地几十亩。材料仓库东面建有围墙，西边、南边、北边都是平房。北边的平房是仓库办公室，屋内屋外水泥铺地。西边、南边的平房是库房。家刚搬过来时，仓库大院没有几户人家，院内长满杂草、空荡荡的，地上还放着几根没有拉走的水泥电线杆。

    我家住在南边的平房，原是两大间库房。住进去后，父亲将两大间库房增加了隔墙、变为四间住房，并在之间的隔墙开了通道将四间住房连为一体。我家搬来的时候，南边的平房尚未有住户，北边的平房只住有三户人家。我家所住的平房坐南朝北，南窗紧邻（约5米距离）北京化纤研究所的宿舍大楼。大楼遮挡住太阳，一年四季我家见不到阳光，屋里整日阴沉沉的。新家没有地板，只是夯实的泥土。住进新家后不久，父亲自己动手铺地板。父亲把土挖开捣平，将瓷砖铺在地面，随后在砖缝抹上水泥。新家地势很低，下雨天，雨水总是从院里流向房屋。为了挡住泥水，为了进出方便，父亲又自己动手铺路了。当年父亲用砖铺路的那一幕，让我记忆深刻，一生难忘——父亲罚我“铺路”。

搬家后蜗居宅。父亲下方“五七”干校后，母亲和儿女们仍居住在这里。当时由于大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将大哥全家户口移出。现大哥、二哥在这里居住。二哥1969年当兵复员。

搬家后，新家院里的场景。我侄子站在树前拍照。

新家院里开垦种菜，母亲怀抱邻居家小孩儿（回族后代）。

4、铺路   

    搬家期间，正值我升高中考试。离别学校回到家里，父亲正在屋前用砖铺路。父亲看我回来便问：“回来了，考的怎么样？”没有考好，我无脸回答，蹲下来铺路。父亲看出我的内心，站起来回到屋子里。那天很晚我才走进家门。第二天，父亲对我说：“好好铺路吧！”那年暑假我一直在家铺路。

    没有考好我愧对父亲的期望，那年暑假我默默地在家中“铺路”。直到现在，房前的地面还是当年铺的路，只不过有所扩大，且铺盖了水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年父亲的“处罚”，那是让我为自己的未来而铺路。

5、家中建地热

    搬家，父亲更辛苦了。冬天，外面大雪纷飞，家里虽然生着煤火依然十分寒冷。那个年代，北京的冬天寒冷如冰，室外的温度常常在零下20多度。有一年冬天（记不清是五七年、还是五八年，总之是在小学五年级以前），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积雪如山，路面雪厚，几乎没过膝盖。温度达到零下26度。那年我还小，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冻得尿了裤子。

    为了改变居住环境，父亲又自己动手建设家园。父亲把地面挖开，在屋子的地下用砖铺设“热气管道”；沿屋子的南墙建排气通道。室外的房檐下建地下煤火炉，同时将墙壁凿穿开设热气进室入口。煤火炉点燃，热气穿过墙壁流向屋内的地下管道。“热气管道”在室内地下有好几条线路，{zh1}集中通向南墙的排气管道。父亲真辛苦，父亲真聪明，那个时代已尝试了现代所追捧的节能供暖“地热”！新时代的“地热”是热水循环，动力来自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等（有的直接采取地下深层水）。父亲创造的“地热”，动力来自于煤块、煤球。为照顾母亲，父亲又为母亲建起热火炕。热火炕又是一个创新。传统火炕都是在土炕中建有烧火煤炉。而父亲创建的热火炕，一面开口内壁为空。为了解决烧火供暖，烧好的煤炉放在小推车上，推到热火炕里。这个土炕与南墙链接，为防止煤气中毒，父亲建了通风管道。父亲的辛苦让这个家风风火火，洒满温暖、充满朝气。

6、风里来雨里去

    劳累辛苦莫过于甘当“蜗奴”的父亲。家是搬了，可是父亲上班的地点没有变。父亲每日依旧脚踏自行车上下班。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电业管理局在宣武区白广路（广安门内，现在的华北电管局），新家在朝阳区红庙（临近东四环），单位与家的距离将近18公里。父亲每日上下班，自东向西、由西向东骑车横穿整个北京市区。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车轮在旋转。每逢星期六从海淀放学回家，看到父亲总是要等很晚很晚。见到父亲，父亲常常手扶后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走进家门。父亲回来，母亲端来脸盆、毛巾。父亲慢慢地弯下腰，洗洗手、擦去脸上的汗水。家里晚饭早已吃完，母亲重新热饭给父亲。上下班往返30多公里，父亲这辆自行车整整骑了五年，直到一九六九年下放到“五七干校”（河南省罗山县）。回想起那一段父亲的辛苦，我总是饱含泪花，头在不停地摇摆。那时，父亲已年过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