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人发明的瓷器，如中国人般含蓄；西方人钟情的玻璃，如西方人样直接。当清宫造办处的匠人们，用制作瓷器的心情，去制作玻璃时，人们惊诧地发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玻璃：似春光般清澈，如秋水般幽然，在些微的清冷中，透出无法替代的中国韵味。

文/林姝 隽明 图/张荣 故宫博物院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 编辑/胡敏

“棐（fěi）几无尘罽（jì）毯平，玻璃盘子伴高清。

一般皎洁羞云母，四射光芒突水精。

巧质非缘周玉府，嘉名讵（jù）数汉金茎。

几回拂拭澄如镜，静对冰心一片明。”

这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所做的一首咏《玻璃盘》的诗，全诗细腻地描绘了200多年前，皇宫内苑中的一个场景。那是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见多识广的宝亲王弘历，在洁净的几案上铺开毡毯，小心翼翼地摆放好一个晶莹剔透、光芒四射的玻璃盘子，然后开始从容地欣赏把玩。看至酣处，弘历不禁诗兴大发。透过诗篇，18世纪初期年轻的皇子对玻璃制品的新奇、珍爱、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弘历赞美玻璃澄澈如水、玉润晶莹，正是抓住了玻璃的特性。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可添加不同的呈色剂，呈现出各种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璀璨迷人的光芒，是其他材料都难以比拟的。唐代元稹有诗曰，“有色如寒冰，无物隔纤尘”，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从古至今，玻璃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晴雯与宝玉吵架，冷笑着说：“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在《红楼梦》中，数次出现了“玻璃”的字样，这一点其实深可玩味。

玻璃，在我国古代曾有“药玉”、“琉璃”等多种称谓，这一名称上的转换，其实并不简单，它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玻璃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过程。

玻璃最早的本义是什么？

中国玻璃的制作历史，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可上溯到西周早期。而具有使用价值的玻璃容器，则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墓葬中，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就出土过玻璃盘1件、玻璃耳杯2件；西汉以后，陆续出土了各式各样的玻璃器皿。在出土的玻璃器皿中，有许多是进口玻璃，囊括了当时世界上几个玻璃生产中心的制品，很有些与世界同步流行的意味，让今人惊叹不已。

非常有意思的是，“玻璃”和“琉璃”两个词，从一开始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汉代成功地打通贯穿西域，和前往南海的南北两条路径之后，各种异域物产通过陆路和海路陆续来到中国，种种新奇的物品中，赫然便有“玻璃”和“琉璃”的名字。如《魏书•西域传》云：“波斯国，多大真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

有学者指出，“玻璃”和“琉璃”两词均出于外来译音。不过，关于什么是玻璃，什么是琉璃，二者的区别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其中有一件莲瓣纹提梁银罐，罐盖上有墨书记录：“琉璃杯碗各一、颇黎等十六……”罐中所贮之物，恰好有1只玻璃杯、1只玻璃碗，以及16块xx宝石。今人这才得以确定，在唐代及以前的时期，琉璃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工制造的玻璃；而玻璃，在当时却主要是指xx宝石。

曾以“珠、玉”的名义存在

不过，“琉璃”也还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对于玻璃最早的定名，在其前，玻璃有着更为古老的称呼，是“随侯珠”、“五色玉”。

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明确提到：“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可以看出，战国时的随国就已经善于烧制玻璃珠。战国以前，中国的玻璃生产技术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但在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步入了成熟，这一过程，应该与外来玻璃制品的刺激和提示有关。各地战国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经过化学成分分析显示，一部分是西方传入的外来制品，有些却可能是本土的仿制品，即表明了这一实际的历史状况。

在战国时期获得成熟的玻璃技术，并不xx于生产“随侯珠”。在战国墓中，出土有玻璃制的璧、印章、剑饰等等，而在两汉时期墓中，更出土有玻璃杯、玻璃牌饰等物。对此，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禹贡》曰‘琳琅玕者’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显然，在汉代，人工烧冶出来的玻璃制品，因其质地莹泽如玉，同时色彩鲜艳多变，所以获得了“五色玉”的称号。

“五色玉”与“随侯珠”一样，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出现，如《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记录石虎的宫城建设时，写道：“又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佩，风至，铿锵和鸣”，就是具体运用“五色玉”的一个实例。

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随着“琉璃”这一名称的出现和普及，“五色玉”一词却很快消失了；“随侯珠”虽然没有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但也失去了作为“以药作珠”的玻璃珠的本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外来玻璃制品与外来玻璃制造技术所形成的新一轮冲击波。

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中国在进步，世界也在进步，有着悠久的玻璃制造传统的波斯地区，在玻璃这一领域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色彩多种多样、光泽鲜艳莹润、特别是有高度透明性能的进口玻璃，给古代中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晋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就夸赞此等“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万里远来的玻璃盛器，是“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更先进、更丰富的外来产品及技术，就这样迅速征服了中国人的生活。与之相伴的，则是人们意识中对于“随侯珠”、“五色玉”所代表的旧有的本土玻璃传统的逐渐失忆。

王公贵族的私享器

在世界玻璃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在大批量地生产之前，玻璃是最为昂贵的材料之一，是豪门富室的xx品，它的价值仅次于xx宝石，甚至于比黄金更为贵重，普通百姓是无缘受用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早期的玻璃器皿也是王公贵族的专利。

在魏晋士大夫中，王济(武子)是一个非常闪光的性格人物。史料中记录他的事迹若干，件件都很有个性，给人深刻印象。他的特点之一是特别有钱，也特别xx。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结果这位臣子家中生活作风之奢靡，让晋武帝有点受刺激，一顿饭没吃完就走人了。刺激之一是，“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这被收录在《世说新语》的“奢汰篇”里，作为挥霍无度的一例突出表现。此事也见于《晋书》“王济传”，说是“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

无独有偶，《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也记述了一段有关玻璃盘的故事。大历十三年（778），唐代宗召江西判官李泌入宫，谈及路嗣恭平定岭南时，向皇帝呈献玻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等到查抄宰相元载家时，却发现路嗣恭送给元载的玻璃盘，超过了一尺。唐代宗心里非常别扭，怪罪路嗣恭竟敢将{zh0}{zd0}的盘子送给元载，很想为此事处治路嗣恭，特召李泌商量。李泌劝解唐代宗不要为此事生气，说路嗣恭为人小心，惧畏权势，过去当县令时虽然很有能力，但皇上却没有时间与精力知晓，也就不可能重用他，所以当元载提拔他时，他就会为元载尽力，皇上现在了解了情况，对他重用，他自然会对皇上尽忠。怎么可以因为一个玻璃盘子，而对他治罪呢？唐代宗听取了李泌的意见，最终任命路嗣恭为兵部尚书。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的状况都看得出，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有一两件琉璃器并不难，难的是场面上清一色的全部使用琉璃器。异国玻璃产品经过遥远漫长的贸易路线到达中国，价格会变得十分昂贵。所以，王济家一下摆出那么多琉璃器，就难怪晋武帝会觉得不舒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说一个人请客“并用琉璃器”，大概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说谁家“家里都是日本电器”一样，是非常显示财力的一件事。

唐宋以来的琉璃制品，始终存在着本土琉璃与外来琉璃的两大分野。外来琉璃的重要进口国，从昔日的东罗马、波斯，逐步变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大食”帝国。本土琉璃虽然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某种普及，并且有一定的技术创新，但是，在质量上却始终无法与实力强大的西亚地区相抗衡。

程大昌《演繁录》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所铸琉璃，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甚清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蕃琉璃也。”本土生产的琉璃器，始终没有能够在质量上过关，坚牢程度不够，尤其是耐热性太差，因此无法与国外琉璃竞争。进口琉璃器，也就长期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所宝爱的一种xx品。

从琉璃到玻璃的转折

中外玻璃交流史上的又一大变化，始于明朝中叶。这一变化，是与世界历史的格局变革相联系的。欧洲人海上霸权的建立，及其对东方航线的开辟，使得中国有了新的贸易对象。从16世纪起，欧洲的产品，包括其所生产的玻璃器，就开始进入中国，并成为富贵人家的xx品。明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卷六“红毛番”，就明确记载了欧洲人挺进东方的急先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活动：“红毛番，自称和(荷)兰国……”文后罗列了荷兰人的主要贸易种类，其中就有“玻璃”、天鹅绒等。

荷兰人带来的“玻璃”，与中国人以前所见到的“蕃琉璃”，有着很大的不同。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最终覆亡，促使西亚地区的一部分工匠，逃到了意大利的xxx，他们把古老的玻璃制造传统也一同携去，玻璃业首先在xxx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后，又被xxx匠人推广到欧洲各地。明代人所看到的，正是经欧洲人发展、革新了的玻璃制品，这些质量优良的玻璃新品种，立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兴趣。很明显的是，新颖的欧洲玻璃，被冠以了“玻璃”这一称呼，而“琉璃”，则主要局限于指称传统工艺制作的土产玻璃制品。这一现象在入清以后越来越明显。

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宝玉“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将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说明在清代的上层贵族社会中，“玻璃”的称呼已经非常流行，雍正五年“玉作”一节中，也详细记载了圆明园万字房对瀑布仙楼内一面玻璃窗户的安装过程，正可与《红楼梦》的描写互相对照。这些用来安装在窗户上的玻璃，就是欧洲发明的“水晶玻璃”(crystal)。水晶玻璃的特点是无色透明，毫无杂质，透光性能极好，反光性能也{jj0}，并且沉重坚实，不易破碎，这些优点，都是土产琉璃所远远不能比的。

更重要的是，欧洲可以生产出平整、光滑的大片平板水晶玻璃，这就更为国产琉璃技术所无法望其项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板透明玻璃的发明，才使得在窗户上安装窗玻璃成为可能。雍正九年，“ 五月廿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奏事太监王常贵交……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系广东粤海监督督察御史祖秉圭进”，可见，皇家、大贵族家中所用的成片平板透明玻璃，要在广东等地从洋商那里进货。这样娇脆的东西，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也真是不容易。

越珍贵的东西越会成为时尚，这一种情形也毫无例外地发生在了欧洲透明玻璃片上。雍正本人就很有兴致地一再吩咐，如何在家具上、居室中安装玻璃镜。另外，把外来物品与本土生活习俗相结合的一项新时髦，是用这些大玻璃片做成玻璃屏风。玻璃灯，在圆明园和贾府中，也一样都是很华贵的陈设。康熙三十四年设立由欧洲传教士负责的玻璃作坊，直接引进欧洲玻璃生产技术为宫廷服务。至迟在乾隆时代，中国也生产出了相当有水平的水晶玻璃。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向西方世界开放，欧洲的玻璃制品及相关的现代技术，都被引入并得到普及，我们今天日常所用的各种玻璃器物，都是出于欧洲近代玻璃生产体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琉璃”一词又被国人逐渐遗忘，“玻璃”成为我们对于这样一类人工制品的日常、通行称呼。“随侯珠”、“五色玉”与“琉璃”、“玻璃”的更迭、替代，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玻璃史上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像晴雨表一样，反映了世界文明景观中的变化、人类文明与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