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民，xx反病毒专家、国家高级工程师、中国残联理事、山东省烟台市政协委员、山东省肢残人协会副理事长，荣获过“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有着20多项技术成果和专利，在信息安全领域更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专家。钟情于残疾人事业，先后向国家残联个人无偿捐资百万元。 　　王江民，北京江民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会员。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首批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
　　1985年，他获得“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称号；
　　1991年，他被命名为“全国自强模范”。1989年，王江民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不出几年，他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反病毒专家。
　　1996年的{yt}，王江民打了一辆黄色的“面的”来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2003年，王江民靠着他的杀毒软件，挤身“中国IT富豪榜50强”，成为新世纪“知识英雄” 　　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总裁，xx的反病毒专家王江民先生，2010年4月4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京西信翔鱼池钓鱼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享年59岁。 　　 1989年以前，主要从事光机电设计和工控软件设计。主要科研成果有YJS3激光水准仪、YHe－Ne激光综合xx仪、CO2二氧化碳激光手术机、YJQ机车汽缸激光救心检测仪、YQ激光轴系准直仪等二十多项。
　　1989年，开始从事微机反病毒研究，开发出KV系列反病毒软件，占反病毒市场80％，正版用户接近100万。 　　 不可思议谓之。KV300作者王江民初中毕业，却拥有包括{gjj}科研成果在内的各种创造发明20多项；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占据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没学过市场营销，却使K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接近10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xx，xx已为资本运营所代替，但王江民的xx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继续。
　　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代表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王江民的意义更在于，每一个想在中关村追求成功和xx的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点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来凭着王江民的外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不幸的童年

　　在王江民记事的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候，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王江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压断了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一碰，就一头栽到水里去了；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王江民，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虽然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从此也学会了抬头游泳；腿不方便，可王江民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花，但结果他还是学会骑自行车；王江民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王江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孤独的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了一年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这期间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王江民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

首批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

　　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三年之后，王江民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王江民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zd0}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王江民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xx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1988年，王江民接触计算机开始于工控。王江民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王江民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王江民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dy}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dy}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王江民25元，三个月后，王江民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 三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反病毒公告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
　　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王江民{dy}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后来，王江民觉得这些各自独立的杀病毒程序用起来很麻烦，就把6个杀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为KV6，后来发展到KV8、KV12、KV18、KV20。
　　王江民{dy}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这么低，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们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研究反病毒软件，{zh1}总要卖，如果卖，难免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
　　1992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王江民认为，“防病毒卡能让病毒吃一个闭门羹，但病毒进不去这台机器，通过软盘会带到别的机器上，装防毒卡的机器毕竟是少数，所以，防病毒卡越防市场越火。”
　　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dy}次遇到，也是在中国{dy}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zh1}王江民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王江民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xxxx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它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它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jd1}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聚散离合

　　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仅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寻求转让对象。{dy}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王江民开的2万元转让费，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明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同意软件上署名UC－TB（天博）－KV，只同意署名UC－KV，宋明华问王江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比较尊重{dy}个和我接触的人，我说我希望把李经理的公司也带上去。宋明华就不跟我谈了。”“现在来说，多亏希望公司当时没有接受，如果接受了，我就没有今天了。” 从希望出来，李鸿业对王江民说：“既然江民给李鸿业留了5套KV100，第二次王江民留了10套，一个星期以后，李鸿业给回到烟台的王江民打电话：“再寄20套过来。”卖KV100尝到了甜头，李鸿业对王江民讲：“干脆转让给我吧。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先给你一万行吗？”王江民把加密程序给了李鸿业，李鸿业从此卖KV100，只要付给王江民3％的提成就可以了。
　　王江民转让KV100的时候说得很清楚，20万是{dj2}许可，5万是地区许可，2万是普通许可，普通许可就是想转让多少家就转让多少家。看到天博卖KV100很赚钱，得力公司也跟着代销了KV100。天汇也想代销，因为是和当时销量很大的天汇汉字系统捆绑，王江民要价三万。天汇认为，别人都是两万，为什么天汇代销就要三万，一气之下不代销了。这之后，王江民又在广州和西安分别各转让一家。“加上我在烟台，KV100在全国东西南北全面铺开了市场。”
　　王江民{dy}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国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的价值。
　　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硬盘启动不了，几个亿的合同在机器里面打印不出来，该公司急得四处找人杀毒，找国外反病毒软件清病毒，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法子，该公司召集外围技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开了一个会议，承诺谁帮助解决了这次问题，以后的硬件就从谁那儿买。这样作为该公司硬件供应商之一的华星公司打长途电话找到了王江民。
　　王江民从烟台来到北京某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该公司花3万美元请来的美国专家查解病毒。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zh1}听到外面的美国专家一个劲儿地说：“NO！NO！Format！Format！”轮到王江民试试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王江民对机器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10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xx干净。该公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华星开始接受转让，销售KV100。
　　KV100转让的家数多了，市场体系自然会乱。因为大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协议规定大家不准互相抢客户，都去创建新客户。但我给连邦供货70元一套，从我这拿到版权的公司以50元一套的价格向连邦批发。”这样一来，KV100的批发价格就从80、70、60、50一路跌了下来。而且，这时，“为了不付3％的提成，市场上出现了假包装。”
　　“技术需要进步，市场需要整顿，但用KV100整顿不了市场。因为加密程序全给了他们。”王江民通过用KV100技术升级到KV200的方法整顿了市场，因为当初谈转让的时候，协议就清楚地写明了只限于某个版本，所以，王江民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是王江民的高明之处。
　　为了避免KV200的市场混乱，王江民决定只转让华星一家，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优惠价格从华星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每个激光防伪10元，各代理的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
　　但到后来，王江民发现了假防伪。“我是在做技术咨询中发现的假防伪，等我发现假防伪的时候，假防伪已经做了3个多月了。”尽管，王江民面对合作方的背信弃义内心很难过，“他们靠KV200赚大钱了，连个小小的提成费都不想给我！”但是为了KV这块牌子不倒，为了顾全大局，王江民找到当事人，单独对他说：“只要你承认你做的事，以后不再做了，我们还能合作下去”。这次谈判之后，王江民每个月收到的防伪提成，从2万元长到了5万元。
　　尽管如此，王江民心里清楚，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杜绝假防伪的问题，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王江民又一次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等硬盘分区表修复技术成熟后，王江民把KV200升级到了KV300。被KV100、KV200市场混乱搅得头昏脑胀的王江民，决定干脆一些，KV300一次性出售版权120万元，前80万一次付清，后40万卖了再付。“我不想像以前那样一点一点提成了，免得合作方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