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於考核的分数取决於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xxx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出於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於恋爱、结婚、生育的{zj0}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xxx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xxx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中国人口过剩是xxx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xxx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xxx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四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xxx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xxx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zd1}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工"{yt}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yt}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yt}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由於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当1984-85年xxx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xx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征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子女的教育费。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进入1990年代，xx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隔壁邻居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挣的。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受制於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著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著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著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於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当然，他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经济事业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wy}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xxx要打烂铁饭碗、"摸著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著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於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中国改革以来的{zd0}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国有经济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zd0}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wy}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於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zd0}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1969年陈洁搬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yt}厂里会不要她。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服装摊，可因生意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样。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著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育。xxx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著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zh1}，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旺的经历则{zh0}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阿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知青。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一年多水产摊，{zh1}开了个修鞋摊。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　

五　结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於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於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xxx的革命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可中国落后与贫穷的人口基数太大，因此在只争朝夕的速度内使社会平均的结果就只能是下降式的知识份子劳动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劳动人民知识化。当xxx在xx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xxx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zz1}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如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wy}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於：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xxx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进入1990年代，xx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xxx统治下没有受罪，在xxx时代乘风直上。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lx}、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xx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xxx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搬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xxx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年，他们没有大专xx，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於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著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xxx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三代革命{lx}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

2010年4月5日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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