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围城》写方鸿渐初访苏文纨，在苏家见到“沈子培所写屏条”：“花气薰人欲破禅”。形容说：“‘人’字的捺脚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所说的“沈子培”，便是近代大书家沈曾植。钱先生带有戏谑的形容，当然不过是玩笑，不代表其对沈的严肃评价，所以不能认真。钱先生的“非圣”之语，在其他学术著作里，也不一而足，何况是在写小说？哪些是玩笑，哪些是认真话，是应该仔细分辨的。

    沈曾植当然不仅为大书家，同时，他还是光宣诗坛的大诗人，而尤其重要的，则是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他还是一位学术大师。他读书的博淹，是王国维也极为称道的。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有一段论说，甚为流传，云：“世之言学者，……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把他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相提并论。（樊增祥《乙菴先生七十寿序》云：“其为学也，精于卢抱经，博于钱晓徵，密于孙季逑，深于洪稚存，书翰之妙，超于包安吴，纵横之气，醇于魏默深，以言乎学问，吾不如也。”可与王说参。）但是，我必须老实承认，虽然于其诗，我也许可勉强置喙，但是于其书法及学术，我是“连附和的资格都没有”。沈曾植的研究者，也是目前最有资格说话的学人，则是许全胜博士。他所撰写的《沈曾植年谱长编》，无可怀疑，不仅是目前搜罗沈氏资料最宏富的著作，而且，也该是历来的年谱类著述中{zj0}作之一，因而，我也可以断言其必为一部传世之作。

    沈曾植极其博雅的学问，在当时即受到学人的景仰，不仅前所引王国维极度礼赞，即与其同时的如同样以博雅自负的文廷式、康有为，或后来更加博雅的钱锺书，都对其读书之博表示心服的。不仅于此，当时外国学人来中国，亦多有造访沈氏、相与谈学者，如哲学家俄人Keyserling伯爵，即是其一（见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所以，在沈氏的身后，闻风而起的后生学者，如钱仲联、王蘧常等，即已着手研究其人。王蘧常的《沈寐叟年谱》，于沈氏的生平考证，有较多的贡献。不过，王谱“宥于闻见，简略特甚，不能尽显其平生”（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自序》），所以，许君遂起而重作，其所搜得的沈氏材料，较{zw}谱，以篇幅论，早已十倍而有馀！葛洪《抱朴子》云：“后作胜于前事。”学术研究，“亦如积薪，后来居上”，良非虚语。

    为说明许谱所搜材料之富，我可随举一二例，以为其证。如所周知，沈曾植乃光宣间大诗人，其早年有所谓“三元说”，即所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其说乃与陈衍合创，见载于《石遗室诗话》。后又有自创的“三关说”，乃是借禅说诗，以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但著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又云：“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併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徧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性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勿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其说见于《与金蓉镜书》中。但此《书》的文本，一般人所见，不过是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所节引，又钱仲联辑《沈曾植未刊遗文》（载《学术集林》，据金氏《滮湖遗老集》卷首），或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所据为未刊本《海日楼文集》卷上，题作《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沈书的手稿，似未有亲见者。而许谱第469-70页所引，即据其于上海博物馆所得沈手迹，重新校录，并补出论古韵一节，可称此《书》的最善之本。此《书》为近代诗学的重要文献，虽由钱仲联徵引在前，然至许谱之出，人间始获睹其真面。

    当然，搜辑材料宏富，尚不足以尽许书之长，因为，据钱锺书先生妙语：学问分两种：一种头脑做的；一种屁股做的，譬如编引得。自然，穷览烟海，需要结实的屁股，但是，考证撰述，却非缜密的头脑不可。“天圆地方”（范文澜语），这两样长处，许君是全都具备的。同时，许君的旧学很深，不仅为同侪所罕有，亦老辈之勍敌。如不欲逐页细读，节省目力，可以翻看此书自序，但看许君的两首七律，便足窥其旧学之一斑。而尤能体现其学识的，则是此书的“发凡”。传统的学人，看一本著述的好坏，最便捷的办法，是看其“发凡”。所以，清人章学诚才会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家书》二）只是，“发凡”之重要，非陋儒所能知，亦人所易忽者。凡“发凡”不通之人，其著述之不通，也是不言而喻的。许谱之“发凡”，能识其大，与时人之所著相较，故不啻天壤。而其编排之谨严，考证之精审，更不待论。

    我自己于许君书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所载近人的轶事，以及附带录入的诗文评。我昔于清代学人稍有兴趣，又平日所治为集部之学，故遂有此偏好，并非谓其xx可观，其实许谱如建章宫殿，千门万户，读之者，尽可以自取所需。其中沈氏与康有为的交往，我尤为有兴趣。康氏博雅，前已言及，但他较之沈氏，是不免瞠乎其后的，所以，他在初见沈氏时，就据说是这样的：“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气焰张甚，迨见先生论学，虽机锋百出，而无一足与先生抗。先生曰：‘嘻！子再读二十年书，与吾谈可耳。’康乃不敢作跋扈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沈子培先生年谱序》）这固是后学所记，或许不免夸张，未可全信。按据《年谱》所载，沈、康之定交，在光绪十四年（1888），时沈三十九岁，康三十一岁。次年七月，康有与沈一长书，论学，开头云：“昨得书，并审仆气质之偏，而启之以中和。”是沈于康确有所批评。后即云：“吾子之学，体则博大兼举，论则研析入微，往往以一二语下判词，便中窾窍，却非识抱奇特，好学深思，不能及此。……诚一时寡俦也。但文理密察多而发强刚毅少，论说多而负荷少。积之既习，便成老氏之学，不为人先，因物自然，随而不倡，见事太智，藏身甚巧，在己亦忘之矣。得无禀气近是耶？”所谓箭锋相拄，也是反唇相讥，不客气的了。尽管如此，于沈氏的博学，仍表示心服。而前所引的唐序，印证以此书，似尚非大过。后来，沈论及康，颇有贬斥语，见于著述书札。如其《护德瓶斋客语》云：“道希言及糠[即指康]曰：‘此伧耳，何能为？’予曰：‘世界益低，人才益瘁，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道希徵其故，曰：‘此禅家所谓草贼也，草贼终须大败，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仆老矣，且去国以后，理乱罕闻，政恐意气褊激，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年谱》第201页引）又文廷式《芸阁丛谈》：“六月二十四日，得沈子培刑部书，云：‘糠孽[借耶律文正诋邱长春语，隐康字]大名，遂满宇宙；南城谈士，卷舌无声。假留我辈数人，何至令渠跳梁至此？自仆观之，今之骂糠者，皆张糠之焰者也。……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变法之机，为此君卤莽灭裂，中生变阻。’”（《年谱》第205页引，参见第211页引《与黄绍箕书》。）竟将变法之败，归于康一人。不过，变法失败后，康逃往国外，及归，仍与沈有往还。1914年冬，康有请沈吃饭一札，云：“后日七时，请美、德领宴集，望公惠然。彼俗不同，望公稍整冠美服，[胶青刷鬓，乃中土笑少年者，西人则皆然，每夕食必剃须理发。昔张文襄以不剃须及食烟遍地，大为所攻笑。]不患人指也。”数语颇令人失笑。沈一向号“皇甫书淫”，不修边幅，所谓“敝帽欹徐整，深衣绝屡缝。外形从躐蹋，自哂托龙钟”（陈曾寿《乙老六十九岁生日祝词》），康故有此数语。

    我另一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关沈氏的诗学，尤其沈对前代诗人的评价。据《年谱》所载，沈早年，与袁昶往还最密，论诗亦最所合。谱中所引录较多的，是为《袁昶日记》，足窥沈氏的诗学思想。袁氏日记，我以前为研究袁诗，曾翻阅一过，但未及注意沈说，而许谱已尽数录出。即沈氏的论学之语，亦时见于《日记》中。这都是极可宝贵的材料。如《袁昶日记》云：“至子培、子封斋中。培老言：黄涪翁文积理深，读之使人性气厚。酝酿独到处，文品在长公之右。翁覃溪评黄诗如岭南大榕树，叶落粪其根，子茁还抽干，渗漉融结，灵液浸灌，生气往来不息，其行文亦然。第微嫌六经义理与禅理杂糅，此赵滏水所以欲界画分编为内外稿也。”（《年谱》第155页引）此评黄庭坚诗，识解极高，而沈诗，又是从学黄入手的，故所说尤亲切。今人辑《黄庭坚资料汇编》，于沈说，祇采及《海日楼题跋》一节，是寻常跋语，并非诗评。同前又云：“方望溪评东涧之文：其秽在骨。子培云：东涧之造词，信流美华赡矣，然句中无真气贯注。《东林点将录》品以浪子之目，其心迹终不可信。”（《年谱》第147页引）此评钱谦益诗，亦中其肯綮，与陈衍之评钱，可以把臂，而今人辑《清诗纪事》，于沈说，祇采及跋《投笔集》一节，无关痛痒，并可谓鸡肋之文。自然，谱中之所录，远不止此。沈自撰的日记，亦嘉言绪论，所在多有，如《恪守庐日录》云：“覃溪诗句，律逼似萚翁，神趣不如耳。钱从杜出，变化于学杜诸家；翁学钱，而不能溯钱变格之原，则唐临晋帖而已。”（《年谱》第132页引）此比较钱载、翁方纲，而尊钱抑翁，略近《谈艺录》之说，卓识可知。其又有论学语，如：“学力深，能专精数书，乃得扎老营以为安宅。以后耕猎所得，积渐灌输，老营内根愈深、柢愈固，然后群籍之菁英，乃能为吾所有。否则如流寇野略，虽日破一城，亦不为吾有，故必用功深者，收名乃远。”（《年谱》第123-4页引）真有味之言。昔曾国藩论学，主读书、看书，宜分别为之，云：“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家书》）此主“专精”之说，近于曾说“守土”，亦黄侃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之意，人多知沈氏博览，而不知其有此语，亦所谓耳学难凭也。

    {zh1}，当说一下作者许君。我{dy}次见到许君，已是六年前的事情了，那是在上海的一个旧书店里。那一次见面几乎掐架。其时，我偶至书店闲逛，见架上一部《刘赜小学著作二种》，正要取览，许君却走过来，大言：此书，非君所能读的。（其实，这话也没错，我于小学，一向也未用功。）我因妻子在旁，勉强忍住不悦，只说了一句：“他也不过是黄季刚的弟子。”悻悻而去。印象中，此人故是狂者。后来才知，许君实是性情中人，并且也很虚心，而偶露锋芒，正所不免。据刘劭《人物志》所云，人气质可分两种：一为“玄虑”，一为“明白”。前者是为“沈潜”，后者是为“高明”。而“沈潜柔克”，“高明刚克”，也是古人的明训。我以为许君“明白”之士，却非“不耐沈潜”，所用功夫，反近“沈潜柔克”，所以在不数年中，便撰成如此一部大著，而且远过前贤，臻于力学传世的境地，是极可令人佩服的。近七十年来，自沈氏一代师儒凋零，传统之学迄未再振，而闻风而起、拾其坠绪，我想世必有其人。夜读许君书竟，辄识数语，亦一时感慨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