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女人，至少要去真爱她；对这世界，至少要去面对它。”（P26）
　　
　　题目是个噱头，尽管他们的确是小说前后三个部分各自的重点。书后附录的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关于爱与性，接着是爱的背叛和爱之死的故事”，我深以为然。或者也可概括说，这是一个爱与罪恶、逃避与救赎的故事。
　　
　　一个15岁读书少年，与一个大他10多岁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因为一次偶然邂逅，身心投入地陷入一场隐秘的爱。
　　在懵懂初开的伯格眼里，汉娜有着独特的风情。她的一系列写照是如此美好：在厨房里拉上长筒袜；站在澡盆前，伸出双手，手里拿着浴巾；骑自行车奔驰，裙边儿在车子带起的风中飘拂；穿着一袭蓝白相间的条纹连衣裙在伯格父亲的书房里流连；穿着下摆垂到脚踝处的紫红色真丝睡衣对着镜子转圈起舞……
　　在他们交往的最初，“朗读，淋浴，做爱和并排小睡，成了我们幽会的常规节目。”（P42）但是，某{yt}，汉娜却毫无缘由地不告而别。等到再一次的相遇，已经是在法庭上了。鬼使神差地，汉娜在1943年秋天加入党卫队做了集中营的女性看守。她被指控并获罪的事实，主要涉及集中营里进行的挑人（去送死），以及在遭遇轰炸之夜，“xx可以将大门打开，可是，她们没有那么做，就这样，锁在教堂里的妇女全部都给烧死了”（P104）
　　
　　关于汉娜的审判可以引出一系列法理上的思考。类似的思考和实践的确推动了当代法理学的变革。大学里上法理课的时候，池海平老师就讲过纽伦堡审判及其意义。也就是伯格在讨论班里辩论过的问题：“追溯性的惩罚是否应该废止？是否根据犯罪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刑法有关条文，来判断集中营看守和帮凶就已经足够了？或者……他们犯罪的当时，该条文到底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又是怎么应用的？又为什么没有应用到他们身上？再延伸开来说，到底什么是法？法就是写进书本的吗？还是在社会上实施并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写不写进书本，法乃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中加以实施并得到遵守的么？”（P88）书中主人公自行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并不依靠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我们坚信，{zh1}必须进行审判。……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者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P89）
　　除了法律上的追问，透过主人公的心理，还有对自身的反思：“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小说在剧情的突然转换中设置了悬念，也埋下了伏笔。从汉娜因伯格无意中说的“像个白痴一样做功课”而引发的暴怒，骑车出游遇到要签字的事都由伯格去做，到拒绝被培养成电车司机，离开西门子公司，再到后来她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又要求发言，绕过笔迹鉴定而直接承认“报告是我写的”，处处设下伏笔——汉娜的人生症结在于她原本是个“没有读写能力而又想加以掩饰”（Ｐ１４９）的文盲，并且为了不断地掩饰而不断地自甘接受命运的荒诞无情。
　　在这里，伯格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她是不是堕落虚荣、身陷邪恶而不能自拔，以至于为了不暴露真相就愿意去承认犯罪呢？”（P127）伯格的解释是：“她是要隐藏那些她不能做的”，为了一个谎言，而去编织和承担无数个谎言。就像《项链》，悲剧就这样以令人匪夷所思而又自合逻辑地产生。
　　伯格在窥知汉娜的内心隐秘之后，自己又陷入自己是否要讲出真相以作搭救的困惑。作为哲学家的父亲（很明显，这是小说的刻意设计）给出了他的回答：“一个人已知如何做能对别人有好处，但此人却闭目塞听，不闻不问。此时，为人者就必须极力促使他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正视现实。{zh1}决定当然应当由其本人来做，但其他人必须向他说明利害，而且直接与其本人谈，而非与其背后的某人讲。”（P136—137）但其实，父亲的回答还是因为自身内含矛盾而无解。伯格在一开始也还是被麻木不仁制服。
　　
　　汉娜的离开、被判入狱影响了伯格后来的恋爱、婚姻、事业。他对苏菲的暗恋随着汉娜的离去也没了踪影。而他在同学面前的不够坦白（关于汉娜的存在只字不提），在读者看来情有可原，在他内心而言却是自责和可耻——“否认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背叛”。（P72）在女儿5岁的时候，他与妻子格特露德离了婚。（这里有一段伯格对于女儿的内疚之言，颇可记取：“我们没有给她的，与其讲是她的某种愿望，还不如说是她的天生权利。在我们离婚时，我们实际上骗取了她的这份权利。我们两个人共同做了这件事，可是罪责却没有因此减半。”P165）在伯格选择职业的时候，法学史研究给伯格提供的与其说是一份工作或职业，莫如说是“一湾避风港”。伯格自己也承认，“逃避已经成了我{yj}性的选择，{dy}次逃避又带出了第二次逃避”。（Ｐ１７２）
　　为了内心{zh1}的安宁和那一点虚荣，汉娜选择了认罪服刑，在死前还不忘把仅有的钱留给集中营的幸存者。伯格的方式则是给狱中的汉娜寄去录音带和问候信。这是他们自以为的救赎之路。但是，她没有勇气走出监狱。他也没有勇气主动去探监。
　　
　　曹文轩在本书序中，评价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作品，有着与中国当下小说的流气、痞气迥异的庄重气质。我的阅读感受是，这部小说有着传统小说的书卷气和悲悯情怀，又不乏流行小说的悬念感和题材性（作者以xx小说知名）。曹认为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丰富与多义。我想，小说对人性、对存在的深度把握，既与德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哲学性格有关，也与作者的法学背景（柏林大学法律教授）有关。
　　
　　翻译尚可，虽然夹杂着诸如“梦里不知身是梦”、“此情可以追忆，只是当时惘然”、“曾经汉娜难为水”“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有点不伦不类、中西不分的雷人之语。但总体而言文质可称朴素雅致。有一些语言翻译得精妙，如“他们同自己的父母，同整整一代罪犯，包括见事旁观者、与遇事逃避者、对事容忍者和凡事接受者划清了界线。”（P163）“售票员们有的滑稽，总插科打诨；有的严肃，老面孔紧绷；有的粗鲁，绝不可理喻。”（P168）
　　
　　200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