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数量庞大，但从形态上看，绝大部分是卷子本，除此之外，还有摺本、旋风装、蝴蝶装、册子本、梵荚本等形式。另外还可以见到木简、绢本、木排等形式的文献。

从制造技术的角度看，绝大部分敦煌文献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拓本和印本。

新的书籍形式

做成卷子形式的书籍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然而，只要对其略加改进，就可以产生更便于使用的形式。但尽管如此，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一点进行这种改进的尝试。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例证，一直到8世纪末，三种新的形式出现了。

这三种形式，{dy}是折本，其次是册子本，再其次是少量的印度风格的贝叶形写本。

折本和贝叶：把一个卷子每四行或五行交错折叠就产生了折本。寺院的经文就是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产生之后，在需要只看一卷中某一处时，就能够很方便地翻到这个地方，用过之后也没有再卷回去的麻烦，直接合上就行了。所谓跳读《大般若经》就是这种形式的书本的效用之一。这部经有600卷，通读一遍都很困难，但似乎每一册用左右手执其两端，中间在空中翻动一遍，就表明已把一卷读完了。自10世纪印刷佛典开始，到17世纪末，万历版的一切经印行以前的700年间，佛典都是作成折本形的。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形式是佛典特有的。

敦煌写本中，折本形写本即使在佛典中也非常之少。可以说，全部敦煌写本中，折本充其量有十几件，假使这个数字不够准确的话，至多不会超过50件。在吐鲁番也发现过若干件，但书体的时代都相当晚，可以认为是抄自印刷本的。如此普遍的折本为什么在敦煌写本中不多见呢？这确实是令人费解的事实。更奇怪的是，这种为数极少的折本形写本几乎都不是通常的折本，其每页正中或正中稍靠上面一点都开有一个小孔。梵文、吐蕃文的写本被称为贝叶。贝叶的每一页都写得稀稀落落，各页的中间也开有这样的小孔，孔中穿绳，以保证前后顺序不致发生颠倒。在印度，贝叶原是指写在某种树叶上的东西，但在敦煌及吐蕃，则用纸作成与印度的贝叶同样形式的“贝叶”。真正的贝叶，一页页都是分开的，但敦煌的折本则形成了这种贝叶相连的形式。真正的贝叶形汉文佛经写本在敦煌、吐鲁番也发现了几件。其中现存在柏林的《大般涅槃经》的一叶断片笔迹为7世纪前后，以我看来，这是最早的汉文贝叶形佛经写本。然而也可以认为，只有{zgj}的佛典，才可部分使用贝叶形写经。今天虽然在边境的敦煌、吐鲁番发现了这种写经的遗物，然而长安一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作贝叶形写本呢？这还是很大的疑问。尽管如此，这一事实还是证明了敦煌的折子本不是从卷子发展而来，而是从贝叶演变而成的。

册子本书籍的另一个新形式是册子，即帐簿形的书。将30厘米×45厘米的纸载成四份之后，再加对折，就制成了长15厘米、宽11厘米的小册子。也有把长40厘米、宽25厘米的麻纸裁成两半后，再对折而制成长25厘米、宽10厘米的细长条状的册子。由于中国的纸很薄，所以往往是两张粘合在一起使用，而且不用线缀连，只是以浆糊沿中间的折痕，粘连3～5毫米宽。糊的痕迹若以放大镜观看，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其中的麦麸，表明使用的是小麦面粉做的浆糊。这种形式的写本仅在敦煌就有几百件，年代全属9～10世纪。册子优于其他写本形式之处在于，它不像卷子那样正规，型制较小、便于携带。正因为如此，所写内容也多适合于个人使用，最多的是《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观音经》（《法华经》的普门品），以及混有民间迷信内容的伪经类。总之，都是一些普通的经典。另外，也有汇集拜庙歌一类内容的书，这种拜庙歌又被称为赞文、佛曲等。这类书可能是居士或出家者学习时使用的。其他还有文书及书信的书式集、用语集等也很引人注意。总的看来，可以说册子本的内容显示着某种方向。它们具有与图书馆保管的卷子不同的功用。这种形式的写本见于敦煌写本中的，是年代都在9世纪以后的。但在中国内地，肯定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