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冬眠

袁世凯冬眠了，在1909年乍暖还寒的春天。

这成了震撼世界的大新闻，其风头远盖过了此前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离奇的集中去世。

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八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干脆宣布，鉴于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

《xxxx》（New York Times）报道说，袁世凯因“风湿”而被解职的消息，“雷倒”（thunderstruck）了国际外交界，中国将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The Times）指出，清廷有关解职的公告冷淡无情，没有对袁世凯的政绩作出任何评价；《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认为，袁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将因此而停滞；《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认为，这是满洲人的夺权阴谋，估计将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满情绪；《洛山矶时报》（Los Angels Times）则用粗体字转载美联社报道《天朝动荡：列强发出北京局势警报》。

欧美报刊注意到，日本是{wy}一个提前得到该消息的国家，事后也只有日本表态说，此事将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而袁世凯正是大清朝廷中最坚定、且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抗日派。

如同所有自动或被迫选择冬眠的物种一样，袁世凯此次的政治冬眠，既是势禁形格，为了躲避凶险，也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

充斥中国近代史的诸多谎言之一，宣称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袁在戊戌年出卖了光绪、背叛了改革。袁的这一“滔天罪行”，源于康梁流亡海外后的宣传。康有为此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其所捏造的“衣带诏”之类的神话，成为他在海外敛财、渔色的道具；所谓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不谐，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康圣人为了自抬身份而将帝后母子分别“神化”与“妖魔化”的伎俩，美国有学者就将康直呼为“野狐禅”（Wild Fox）。

如果袁世凯果因戊戌年间的事，而与光绪、载沣兄弟结下深仇；如果光绪果如野史所说的天天在瀛台画乌龟作箭靶，当做袁世凯替身射箭解恨，那精明强悍如慈禧太后者，岂能不知这矛头其实还是针对她老人家吗？岂还会再认为载沣能做到“你办事、我放心”，而让溥仪入承大统？毕竟，在近支亲贵中，能与慈禧太后娘家沾上血缘关系、并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并非载沣一支，更非溥仪一人。

袁世凯所面临的凶险，与任何一个权臣一样，实际上来自于高处不胜寒的权力和地位。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大清国老一辈领导人相继凋零后，在“能力”与“地位”、“思路”与“出路”基本不成正比的大清官场，袁世凯这一“有作为就会有地位”的另类，固然能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也必然会成为同僚的一面靶子，而且，旗帜扬得越高，招来的攻击也会越凶猛。

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袁世凯是最早的倡议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此前为期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洋务运动”），既得利益者凭借权力资本，在国有民营（“官督商办”）等各种“折腾”中，成为实际上的{zd0}受益者。那一时期的反对者，大多是出于真诚的意识形态顾虑，想保卫大清国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在新一轮改革中，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袁世凯虽有功于社稷，却开罪于当朝，如今靠山已倒、幼主即位，正是对老袁修理、整顿的好时机。而年轻的载沣要巩固自己及儿子的地位，就不得不寻求既得利益者们更广泛的支持。何况，老袁这么大的一棵萝卜，占了这么大的一个坑，即使他不因改革而得罪人，把他挪开后，也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安置好几棵新萝卜，团结一大批新老干部。

其实，袁世凯自己又何尝不该选择激流勇退呢？

从商鞅开始，功成而身败，几乎是历史上改革者的宿命。改革虽然不像“革命”那样要靠枪杆子为手段，但毕竟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智慧、思路之外，更需要实力、魄力。因此，改革者真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个人便难免“跋扈”（或“有魄力”），有点戆劲，不怕得罪人。

改革者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他就是乱政的罪魁，祸国殃民，反对者自然大快人心，而昔日的支持者也会翻脸，嫌你把事情办坏了；而一旦改革成功，伴随着改革必然产生的副作用，他同样会可能被“请君入瓮”：既然你为改革可以牺牲一切，朕现在就借你的脑袋用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

改革者要避免这种囚徒困境，{wy}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用以自卫：先是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夹紧尾巴、多装孙子。问题是，在这个大费周章地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容易被同化：改革或被放弃、或被异化成了权争的幌子。

袁世凯在大清的浑浊河水里摸了好多年的石头，如履薄冰，甘苦自知。如今来了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纨绔，正好洗脚上岸，让他们来摸摸石头、趟趟旋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袁世凯和载沣你情我愿，洋人们的担心真是自作多情。

堂堂上谕所公布的理由为“足疾”，这样缺乏技术含量的借口，常常被后世嘲讽。其实，这或许正是载沣的政治智慧所在，他要向袁世凯以及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老袁下台，我亦无奈！

【欢迎转载，请注明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雪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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