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创作论来说，“力比多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驱动力。鲁迅的苦闷，粗略地说是源自社会苦闷与个人苦闷。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但丁在《神曲》中唱：伟大的女性，将xx着我上升……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xx，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xx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yt}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wy}也是{zh1}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zh1}，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附：这时期，鲁迅写作《呐喊》、《野草》，有满腔的忧愤与苦闷，希望与绝望。此间，他写及的女性形象多为很有生物爆发力的，并且语感紧绷，姿态压抑肃然。)

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xx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xx。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xx。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xx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子xx；而没有这个xx，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

　　(附：这时期，他写《故事新编》，多含沙射影，有诸多难言苦楚，诸多激愤与复仇。《故事新编》，是他对生活、人生、时局的隐射。)

三、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dy}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dy}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dy}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dy}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xx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xx肉身飞翔。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广州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xx’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xx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广州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是因为许广平的福祗降临于鲁迅——“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

　　(附：这时期，鲁迅写《朝花夕拾》，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流露出莞尔的天真、盎然的春意，语感放松温暖，有鲁迅文字生涯中珍稀的“爱的芬芳”，是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生，广东广州人，祖籍福建。现代女作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1927年10月3日与鲁迅同行到上海，不久与大她17岁的鲁迅结婚，时年29岁，是鲁迅的第二任妻子。1948年10月进入解放区。1949年作为民进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dy}届全体会议，被选为{dy}届全国政协常委。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dy}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8月、1958年12月先后当选为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欣慰的纪念》等。）

四、鲁迅与萧红

　　鲁迅晚年重病卧床时，既不能看报，也不能看书，只能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他放在枕畔不断看着的。这是一张木刻画，画上有一个穿大长裙子的女人，飞舞着翩翩的长发，迎风萧萧而奔跑，在她的脚边，盛开着一丛红玫瑰。

　　萧红问许广平：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广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聪明人，心里也许都有所思，但不便于说出来。

　　近年来，有许多重读鲁迅的人，对此作出了“斯芬达克斯猜想”，认为鲁迅病中眷恋的这幅木刻画，与萧红有关：那画中人，长裙，长发，不像是短发干练的许广平，倒是萧红，有两把海婴喜欢抓着玩的长辫子；那女子迎风奔跑有“萧萧”状，脚边花色则为“红”；而玫瑰，自然寓意“爱情”。换言之，鲁迅喜欢萧红！

　　持这样说法的人，其中有余杰，他断定在鲁迅与萧红的内心深处，有亲密的爱意与心灵的碰撞，凭他敏感的阅读“直觉”；演过话剧《鲁迅》的演员濮存昕也说，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凭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情感经验。

        这个“喜欢”的信息，大致是来自于萧红在1939年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这是一篇能深入鲁迅心灵的忆文，其中有几个细节颇耐人寻味：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他对萧红的衣着每每看在眼里，还对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评论：“红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颜色浑浊了，不大漂亮！”

　　一次，萧红要赴一个宴会，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为着取笑，许广平把一根桃红色发带系于萧红头发上，两人欲引来鲁迅的赞美，不想，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妆她……’许先生有点窘了。”

　　1934年，萧红与萧军来上海后，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陆新村，成为鲁迅的邻居。待二萧爱断情伤之后，萧红陷入无限的伤感与无助，因此天天来鲁迅家，一耽搁就是一整天。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校对一本著作，萧红走进他的卧室，鲁迅从圆椅上转过来，向着萧红，微微站起，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诧异了：“不是上午刚来过？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来呀……”

        在青年作家中，鲁迅的确是极喜爱萧红的，他曾称赞过萧红的文学才华：“比谁都更有前途。”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有鲁迅为她作的序，“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个人气质来说，萧红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强，细腻而孤独，与鲁迅“阴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贴近。两个孤独善感而有才华的灵魂产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让我叫你‘悄女士’，难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婶婶’，‘悄妹妹’……”鲁迅写信称呼萧红时，心态有难得的俏皮与调侃，年轻与天真。

　　——鲁迅诚然是喜欢萧红的。

        但“喜欢”云者，只能说是人类的一种怜惜情感：喜爱、欢喜，欣赏、欣悦……若涉及男女情爱层面的“喜欢”，则需慎言了。感情是{jd1}个人的隐秘体验，没有证据之凿凿，外人的任何臆断都未免显得是捕风捉影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谈到类似问题时有一个巧妙风趣的譬喻：“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xx，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xx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因此，还是回到鲁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画吧。

　　冯羽先生在鲁迅的日记里查到线索，得知该画是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波斯诗人哈菲支(现译为哈菲兹)诗集首页做的装帧。哈菲兹是十四世纪波斯的抒情诗人，其诗歌的气质与另一位鲁迅喜欢的诗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征。在他的时代，如一只夜莺，哈菲兹咏叹青春与爱情，歌唱自由与民主。而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哈菲兹抒情诗集首页配的这幅插图，正应和了哈菲兹的诗歌精神：一位拿着诗集的行吟诗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长发飘飘的女人xx而意气风发，浑身散发青春的芳泽；她脚下的玫瑰，丛生而怒放，绽放出生命与爱情的热度。

　　这幅木刻画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青春与爱情。人物刻画那么富有张力，生命气息那么饱满美好。

        凝视此画，忽地豁然而领悟：鲁迅在重病弥留之际，之所以久久瞩目这幅木刻画，毋宁说，是一个自量生命将朽的人，对青春与爱情的深深留恋呀！如同病榻上的琼西对{zh1}一片常青藤叶的眷恋。

　　鲁迅曾经是那样一个血液翻腾的铿锵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其生命之张扬，胸腔之激愤，奡奡如剑客。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终有{yt}他也会病来如山倒，成为一个生命线节节溃败、气息奄奄的病人。人在此时，定会回想自己往日岁月里的种种，那些欣慰终生的，抱憾终生的，耿耿于怀终生的(看鲁迅的那句遗言——一个都不宽恕！)……

　　而青春与爱情，作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两件东西，又似流水与光阴逝去便挽留不住的。凝视画片那一刻，鲁迅必定在用灵魂作无数次无声的呐喊：“啊啊——青春！啊啊——爱情！”

　　至于画中那个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联想到她是萧红——因为萧红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毕竟，画中女子只是青春与爱情的一个虚拟载体，实不必牵强地把她与现实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

　　然后，如有灵犀一点通，一日，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几句诗跳入我眼来，刹那间破译了“鲁迅喜欢萧红”的密码：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附：晚年鲁迅，热衷于收集并编辑外国木刻画。皮科夫的画作是他欣赏的。他曾对史沫特莱赞赏过皮科夫的另一幅木刻画《巴巴诺娃画像》：“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画中的巴巴诺娃，青春盛放，生命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