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静地处寒温带，进入12月后，水瘦山寒，大地萧索，朔风阵阵，直透肌骨。这里纬度较高，时值冬至，夜长昼短，每天只能见到五六个小时太阳，其余七八个小时的劳动要在满天星斗下进行。寒冷因黑夜的延长而加剧，连大地都难以忍受，被撕开道道三四寸宽的裂缝，张开无言的大口向冥冥之神控诉门静之冬的残酷。

　　战俘劳工们只穿一身单衣，绝大部分人都有xx，行走不便者比比皆是，肠炎、胃疼、疥疮患者无数。加上热量的低摄入高输出，感到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所有的中国战俘劳工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中国战俘劳工多次要求发棉衣，日本人每次只回答两个字：没有！

　　百般无奈，战俘劳工们又要求将在石家庄发的灰线毯裁成衣服套在里边，暂救燃眉之急。日本人也只回答了两个字：不准！

　　多次请求，多次“不准”。日本人每回答一次“不准”，都意味着中国人为此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情急之中，在扔掉棉衣的战俘劳工中，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早晨起床穿衣时，将毯子叠起来裹在腹部，这样四肢虽然照样冷，但比不裹时要好得多。

　　几天之后，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发明”：为了保护四肢，有人找了些绳子，每天穿衣前将毯子展开，人坐在当中，然后用毯子的四角分别将四肢裹住，再用绳子绑紧，外面穿上单衣。这样，既缓解了四肢受冻之苦，又可避免被日本监工发现遭受惩罚。发明者套用军人生活术语“打裹腿”，将之称为“打裹身”。

　　“打裹身”虽不失为御寒的权宜之计，但白天要大便却{jd1}不可能。因此那些拉肚子的战俘劳工就无法这样搞；不拉肚子这样搞的，也必须每天起床后先到厕所大便一次，回来后再这样折腾。由于“打裹身”费时，加上去厕所，所以每天至少要早起床二三十分钟才行。

　　用休息换温暖，亦非长久之计，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这天刚到工地，张德馨就听到“瞪眼虎”福冈喊他的名字。走过去，福冈用半日本半中国话对他说：“今天停电，也停风，工地上用不了这么多人。你带上20名队员去搬运物品，要防止烟火，注意安全。”转身又叫来加藤，说具体任务由他组织安排。

　　张德馨找到黄强，让他帮着挑了20个人，带上直奔仓库。

　　仓库位于战俘劳工宿舍东面一华里左右。到那里才知道，任务是搬运线毯，地点为距宿舍西边二华里远的一个新仓库。

　　大家走进库门，均觉眼前一亮：嗬，这么多线毯呀！登时在暖的温馨扑面而来的同时，愤恨的烈火也在胸中升腾而起，心中暗骂，有线毯放在仓库里，却要我们挨冻，菅原这狗娘养的！

　　骂归骂，活是要干的，每人用草绳捆住七八条线毯，扛上直奔新仓库。

　　加藤脚跛不便走路，加上和张德馨较熟，搬过一趟，回来的路上对他说：“乔桑，下次我不去了，你也不用亲自背，组织、指挥一下就行。千万注意防火，别出事！我相信你能干好。”

　　张德馨回答“可以”。

　　前走不远，他脑子一转，忽然生出一个念头：这么多线毯，何不趁此机会向加藤要一条呢？于是便道：“卅倒桑（加藤先生），天这么冷，我们都没有棉衣，是否能送给我一条毯子挡挡风呢？”

　　“不行，不行！”加藤用手按着前额（意指日本xx），惶恐拒绝：“他的明白，我的死了。”

　　看加藤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他只好打消念头，默默走路。加藤觉得过意不去，拉一下他的袖口，摇摇头重重叹了一口气，意思像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他知道，加藤是个好人，总对战俘劳工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加藤又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由于他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大概所能给这些中国人的帮助最多也就是表示同情，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而此时，中国战俘劳工当然需要同情，但最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防寒用品，这些他……

　　走至距管理处不远，加藤叫住了张德馨。张德馨停下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话到嘴边，欲言又止，一番沉思之后，下了好大决心才把要说的话吐了出来：

　　“乔桑，很抱歉，你提的要求，我不能答应，请你原谅。不过，我看你确实很冷，怎么说呢？如果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尽管后面的话很不好说，张德馨还是明白了他的暗示，这事经他同意不可能，但如果往衣服内藏一个拿走还是可以的。

　　张德馨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冲他深深鞠了一躬，保证说：“卅倒桑，你放心，我{jd1}不会连累你！”

　　加藤进了管理处，张德馨暗想，没棉衣的并非只有我自己，如果一条能拿，十条八条也能拿，干嘛不多拿几条，帮其他没棉衣的难友解解燃眉之急？于是追上其他难友，将加藤的暗示和自己的考虑讲给大家，并说加藤以后几趟不陪我们了，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题是现在搞多少？

　　难友们都非常激动。杨正纲发表意见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扯了龙袍是死，杀了太子也是死！既然搞，干吗放着毯子不拿找挨冻？再说都是旧毯子，又和我们用的一模一样，只要往回带时发现不了，回去就好说了。”

　　“有道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不过一定要做得机密，万万不可泄漏！”

　　送完{dy}趟回来，以到工房喝水为名，大家把身上裹着的毯子都解了下来，于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有人一次带一个，也有人一次带两个，到后半天，总共搞了近百条毯子。尽管始终提心吊胆，所幸一直很顺利。

　　上午姜国良和黄强都在工地，没办法和他们通气。下午第二趟路上，见到姜国良，张德馨悄悄和他说了这些情况。

　　“搞了多少？”

　　“大概有百十来条吧。”

　　张德馨尽量装得轻描淡写地说着。

　　姜国良因毫无思想准备，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哎呀，这么多呀！”稍停一下又说，“好！太好了！这件事，咱们晚上再仔细商量。不过，下边你千万要小心，以防万一！”

　　张德馨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责任重大，此时已下定决心，觉得为了挨冻的难友，交待了这一百多斤也值！所以听了姜国良的话，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为把搞来的毯子尽快消化掉，当天晚上召开了班长以上的“干部”会。

　　姜国良先简单介绍了一下毯子是怎样搞来的，搞了多少，又用赞扬的口气介绍了张德馨在搞毯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代表全中队对他们20个人不怕个人牺牲、团结互助的精神表示感谢。随后便让大家研究一下毯子的分放办法。

　　大家一致提议，应把毯子发给那些最需要的难友。

　　根据各班班长对本班情况的介绍，那些年老、有病、无棉衣者，需一条的一条，需两条的两条，{zh1}还剩下七八条。

  　毯子如何使用，大家认为，应该做成衣服，这样穿着方便，可以节省一些难友们“打裹身”占用的时间。至于怎样裁缝，从哪儿搞线，决定由各班自己解决。

　　一些难友分到毯子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动情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你们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这些真挚的感谢，张德馨觉得首先应该把它送给加藤先生。假如没有他的暗示，假如他始终在场，这件“功德无量的事情”{jd1}不可能成为现实。不管他纯属无意或是有意提供了这次机会，接受这样的感谢都当之无愧。遗憾的是，难友们的感谢却不能当面向他表达。

　　下一步就是裁缝问题，首先是针线。

　　日本一切日用品都实行配给制，针线亦在配给之列，很不容易搞到。所幸来后两个多月，许多战俘劳工已和日本工人交上了朋友，这个难题由日本工人帮助解决了。一个叫小野的日本技工，慷慨解囊，一下子拿来了两轴缝纫机线。所有这些，都必须瞒着日本xx和石场管理处。

　　有了针线，一群粗手大脚的爷儿们又开始为不会裁缝技术发愁。这时三班李秋阳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说：“这点儿小事，我承包了！”

　　李秋阳，山西人，30余岁，面容白净，性格内向，根本不像一个北方汉子，身上却藏有一套裁缝绝技。他先作示范，然后手把手传帮带，很快带出了几个骨干。大约10余天后，人们将搞来的线毯全部做成了衣服，“打裹身”的做法从此绝迹。

　　到后来，等管理处正式发给每人一条线毯、八条线，让人们自己做成衣服时，李秋阳便公开当起了师傅，教难友们裁缝。

　　线毯衣缓解了寒冷的折磨，人们几度动摇的生存信心暂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归和稳定。开始，张德馨还担心搞毯子的事情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肚子里整天“咚、咚”敲小鼓，直到日本人正式给每人发了一条毯子做衣服时，顾虑才慢慢打消。

　　说来也算侥幸，这个秘密始终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他才得以躲过了一场不可预测后果的灾难。

　　还在他正惟恐搞毯子之事败露而心神不定时，鲁向东向他通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建功、周崇文、宋长明三个人回来了，现在管理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