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安门的历史背景

在笔者看来，新中国的一切重大事件，都须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脉络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天开门也是如此。

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后，xxx威信明显下降，xxx的声望上升。批林整风全面展开，周总理一度主要批的是极左，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所谓左的问题。后来xxx要批林彪的扱右和学马、列。极右的说法很牵强，即使林彪害主席成立，也不具备普遍性，害主席的是极少数，批不出更多的内容。学马、列可以，但把马、列当成主角、挂帅就不对了，马、列里有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吗？没有！马、列不涵盖xxx思想，xxx思想却涵盖马、列，学xxx思想应该继续成为重点。学马、列的客观效果是贬低了xxx思想，批林彪的所谓唯心论，要借助于xxx唯物主义，批来批去，批的实际上是批xxx思想。从此可见林彪事件后xxx有多被动，一方面要批林，另一方面要保护xx成果，二者是有很大矛盾的。一九七二年发生的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右倾回潮是很正常的，像xxx这样水平的人都很难不批左，何况他人？这是放弃xxx思想统帅地位的直接后果，后来周总理受到xxx的批评，中央又开始反右倾回潮。实际上，林彪事件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散架了，周、林、陈三员大将一个被批，一个死亡，一个被xx；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xx力量从此一直衰落下去，没有再恢复元气。特别重要的是，实际上倒林失了控，许多军内左派被清算，许多右派（如xxx）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xxx参加陈毅追悼会，肯定了陈。二月，尼克松访华，中美战略关系确立。四月，着手给老干部解放。十月，批扱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xxx和江青发生分歧，周要批左、江要批右。

一九七三年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感觉深入不下去，右派韧牲很强。

一九七三年，为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并把运动引向批右，xxx警告批评了xxx，xxx还让xxx重新出山，有抑xxx的意图，也可能有用其抑江青的意味。下半年，中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抓住了林彪的一些尊孔言论。批林批孔批的是中庸保守思想，希望党的干部、群众不要骑墙，更不要右倾，要站在左派一边；批林批孔的另一条重点是批孔子守旧复古思想，警告党内高级干部，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搞复辟。据我当时的感觉，xxx的政治意图很难实现，党内反对派控制了大部分地区，阴奉阳违，把批林批孔引入了非政治的学术轨道。

一九七三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八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党内左右斗争实际打了个平手，高层进了左派王洪文、张春桥，高中低层也进了不少老干部。

一九七三年大事还有：元旦社论，反对批扱左，要批林右的实质。七月批xxx外交错误、要批林批孔，八月通过对林彪的审查报告。还有江青发现的“马振抚公社中学”学生xx事件，“白卷英雄事件”、“小学生日记事件”“蜗牛事件”“《三上桃峰》事件”等。

一九七四年，江青发现高干子弟走后门问题，提出了批评。叶剑英向xxx告状，xxx批评了江青，认为她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夹带批走后门，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xxx是政治家，他知道走后门涉及到许多高级干部，批走后门不策略。但江青却从此陷入不断挨批受攻的境地。在我看来，反走后门，是很得群众支持的，江青倒抓住了将批林批孔深入的突破口，可惜得不到支持。

一九七四年召开了四届人大，这么重要的会xxx没有参加 ，耐人寻味。事实上江青组阁愿望落空，xxx组的阁，虽然从表面上过得去，但xxx任{dy}副总理和许多右派重新出山，形势对左派很不利，很快，由xxx挂帅的右派就以整顿为名发动攻击，以江青为代表的左派受到打压，xxx也爱未能助，只能静观其变，寻找战机。

一九七四年其他大事。一月，江青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二月xxx批“三箭齐发”。 三月，江青在xx“放火烧荒”。七月，毛在政治局批江青不要搞“帽子工厂”“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十月政治局发生“风庆轮事件”邓拒绝江的批评。十月王洪文飞长沙见毛，汇报北京政治斗争，毛并沒有支持江。十一月江致信给毛，提出组阁意见，受到xxx批评。十二月，xxx飞长沙见xxx，xxx受重用。xxx同xxx谈了深层理论问题。

一九七五年，左派分裂，在地方上以出现了一些苗头，有不少投降派。谈及政局，许多人认为党政军领导及知识分子多数反对xx，xx派必败。也有认为只要xxx再活五年，天下会大定，左派还有胜机，结果xxx只再活了一年。

一九七五年，xxx发动了两次进攻，一个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另一个是评《水浒传》，批投降派，都没达到应有的目的。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理论意义大于政治意义。xxx通过理论问题的谈话，把xx理论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扩大到经济基础，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评水浒运动同学理论运动相反，政治意义超过理论意义。xxx想通过历史上的投降派宋江来警示全党，可惜根本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在xxx看来，在xxx的全面进攻面前，许多左派不但不反击，而且向复辟力量投降，积投参与围攻左派，纪登奎就是典型代表，在党内最早站在了xxx一边，参与打压左派干部群众，和宋江一样。实际上，后来结果证明，左派还是吃了投降派的大亏，热月xx就是例子。对xxx的评水浒，我当时是非常赞同的，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可惜江青等人，在xxx逝世后并没有把投降派当做重点，犯了致命的错误。

一九七五年，是xxx得分最多的一年。在高层政治上能批江青数个月，并散布了很多不利江青的假信息。当时我在圈内，就经常听到像“红都女皇”、江的上海佚事、中央与江“约法三章”等谣言，很不正常。更不正常的是竟然很少人向上揭发，反映了群众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包括我在内，当时很不满，私下说江青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成不了大事。

一九七五年其他重大事件。一月，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四届人大召开，政治格局不利于左派。二月十八日，中央通知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二月，xxx主持中央工作，对铁路、工厂、xx、科技、电影《创业》各行业开展整顿，大得人心，xxx表现出了立功心切。三月，张春桥批经验主义，影射xxx。四月xxx得到xxx支持。五月，xxx批江青等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也要批教条主义，对xxx、江青各打五xx板，重提四人帮问题。五六月两次政治局批江青。八月，xxx评《水浒传》。十月大寨会议，邓与江发生冲突。邓三项指示为纲出笼，意在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十一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xxx斥责xxx不懂马列，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要翻文化革命的案。

我认为，中共九大以后，群众的政治热情急剧减弱，说透一点，一方面，群众对老干部还有相当程度的认可，认为他们有功劳，犯点错误可以谅解，不赞成再运动下去。另一方面，群众毕竟不是职业革命者，革命过后很关心社会稳定，改善生活，对增加工资和副食品等生活用品生产和供应非常渴望，左派在这方面脱离了实际。林彪事件出现，使不少群众对xx代表人物产生了怀疑，革命信仰开始动揺。江青等对此情况是否清楚，是无权还是没想到如何顺乎民心做点什么至今也是个迷。反正xxx是看出来了，他是顺乎民心反无政府主义，抓经济，搞整顿。

一九七六年，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批不下去，干部和百姓多数对xxx一九七五年工作有好感，观潮派很多，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中国左右到了真正决战时刻。

一九七六年大事。元旦，公开发表xxx《重上井岗山》、《鸟儿问答》词两首，表示了xxx坚决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二、周总理亡灵被高度政治化

一月八日，xxx弃世，举国哀痛。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本是很正常的，因为刘少奇、林彪等许多高层领导不忠形象衬托下，周总理大公无私、忠于党和人民、忠于xxx的形象更加珍贵，所以人民纪念。但群众的这种纪念，却因历史大环境被政治化了。

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江青和xxx截然不同。我当时强烈反对中央江青等降低规格的政策，无视广大群众对总理的真挚感情，忽视了对xxx品牌的争夺。本来总理之死，如引导的好，会化为忠于xxx的力量，xxx再大作文章民心定会反感。记得一月八日当天我就写了六首悼念总理的词，泪流满面，在烈士陵园主持开一次悼念会是偷偷进行的，原因是单位不准。

对新总理的人选，当时多数人认为非xxx就是张春桥，而我却根据左右斗争力量均衡的现实，认为华国锋、吴挂贤类中间人物当总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结果不幸被我言中。

二月，中央通知华国锋为代总理，并把叶剑英元帅身体不好情况通报全党。当时我认为华国锋是个过渡人物，xxx对叶剑英以有警惕，左派形势一派大好。同月，xxx谈话公开，谈了许多政治、理论、xx和xxx的问题，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问题，很有价值。

三月，江青等召开十二省会定xxx性质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对内修正，对外投降”，有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迹象。

党内以xxx为代表的右派深知到了{zh1}斗争阶段，聪明地利用了周总理的亡灵，策划了一场拥周反江向xxx为首的党中央施压。正如当时我的一个高干子弟朋友所讲，是他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时刻到了，他们四处活动，因势力导，成就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说天开门xx是自发的是无稽之谈。

三月，南京等地悼念xxx的政治活动，把矛头指向张春桥。而xxx势力并且借机反对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利用清明节缅怀先烈的传统习俗，从三月底开始，自发和组织合流，到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发表演说，朗诵诗词，借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指责“四人帮”的所谓倒行逆施。在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四月四日是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当时的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愈益高涨。当晚，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的情况，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并且调动卫戍xx在二线待命。当时xxx病重。毛远新充当xxx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决定写了书面报告，xxx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

四月五日，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群众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了，听说还有人被抓，异常气愤，于是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一部分民兵、xx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群众和民兵、xx都有受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晚上六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dy}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认为“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上九时半，一万多民兵、三十多名xx和5个营的卫戍xx，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终止了天开门。

三、天开门深刻影响中国政局

四月六日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开门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民兵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卫戍xx在市区随时机动。会议还建议北京市委将天开门写成材料通报全国，以便各地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毛远新向xxx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xxx同意。

四月七日，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xxx报告情况。xxx同意公开发表代表中央意见的《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开门的“现场报道”。“现场报道”认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xxx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他还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xxx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在同年2月已任代总理）。当天下午，毛远新向xxx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dy}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xxx补充说：还要任党的{dy}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dy}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lx}xxx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dy}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xxx最近的表现，认为xxx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lx}xxx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xxx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对xxx生前黄昏岁月作出的重大人事决策，后人评价不一。在我看来无非有三种选择，xxx不如一不作二不休，干脆致xxx、叶剑英等于死地，让江青当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王洪文为委员长，陈锡联为军委主持，毛远新为中办主任，放手一搏，谅军方与诸侯也未必敢于造反，此为一种；或留下xxx在中央，静观其变，听天由命更好；第三种是xxx的决策，我深以为然，认为xxx是经过审时度势，作出的{zj0}决策，他的意图很明显，是组成左派联合中左的执政局面。至于华国锋、汪东兴等叛变，江青等关健时期纸上谈兵，文不能拉华国锋为已所用，武不能斩敌上将之首，终成败局那也是他所不能算定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例是矣。如按{dy}种方案，倒不是{jd1}不行，但xxx从来站在全党力场说事，对党内反对派力量洞若观火，对邓还存一线希望，因而不会同意。左的{dy}种方案胜负难测，风险很大，搞不好血流成河，故不取。至于右的第三套办法，从事后说可能使党内斗争以常规方式进行下去，要看哪一派棋高一招，{zh1}胜出了。

从表面上看，华国锋是天开门{zd0}受益者，如果没有这个事件，xxx决不会让其当中央{dy}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xxx是{zd0}受害者，被罢官；但历史老人总会开些玩笑，{zh1}是华国锋帮助xxx清算了政敌江青，为xxx成就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

天开门的悼念周总理运动，实质上是反对江青为代表的党内xx派，拥护以xxx为代表的党反xx派，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了高层政治家走向，党内官僚利益集团空前觉醒和行动，其表明中国特权走资派又拥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也是对左派脱离群众和不断犯错误的历史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