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引子
母亲兄弟姐妹六个，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也因为外公重男轻女，所以母亲从小就没上过学，没得文化。父亲却说，你以为你们读过书、有xx就有文化呀？才不见得呢！你们所认可的文化常常是外在的，甚至是肤浅的，而你母亲所拥有的文化却是内在的，深厚的，甚至是无言的，因此就显得很有分量。
(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就在村里当妇女主任，还兼任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那时候她才十七、八岁，手脚勤快，也干净利落，生产队里的各种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队里的老年体弱者及孕妇痴呆者，她对他们的农活安排都多有体恤，为此她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和尊重。她在村上的辈分挺高，在姊妹中间又排行老二，所以很多人都喊她二姑，连六七十岁的老汉和婆姨都愿意这样亲昵地叫她，就像自家人一样，暖融融的。当然，母亲与同村居住的父亲结婚以后，与公婆叔侄和街坊邻里相处得也是十分融洽。在我几十年的记忆中，我还没记得母亲与爷爷奶奶叔叔发生过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很难让人置信，一家人长年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没有碰碰磕磕的事情啊？为此，我曾经问过我的奶奶和叔叔，他们有点茫然，说，你妈妈一辈子都待俺好，哪有叫俺不高兴的事啊？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和爷爷奶奶很早就分居了。现在依我看来，爷爷奶奶可能当时是多虑了。那时候，母亲尤其是我的外婆在村上的名声很高，而爷爷奶奶却是村里的平常人家，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名分。大约这种意识上的落差使爷爷奶奶十分担心，害怕与母亲在生活中一旦有了争端，伤了一个村落里住着的与外婆的和气，于是就决定与母亲商量着过自己的日子，而母亲也是害怕伤了公婆的面子，也就顺从了爷爷奶奶的意愿。就这样，母亲和爷爷奶奶平平和和地分居了。也许出于对我的偏爱，爷爷奶奶把我当成一份财产分到了他们的名下，而母亲和兄妹迁住到村郊的一处很宽大的房子里去了。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城里做事，母亲居住的房子是爷爷和乡邻们互相帮扶着盖起来的。因为当时的日子每家每户都十分艰难，为了节约家庭开支，母亲家里的砌院墙、垒猪圈、盖鸡窝鸭窝的许多事情，都是爷爷一个人做活，另有七八岁的哥哥跑跑颠颠地给他打个下手。到了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我就从奶奶家跑到母亲家里来了，因为我知道，爷爷只要在母亲家里做活，母亲就会做好吃的东西。当时，村里和队上有关妇女的事情总是要由母亲领头处理，忙得很。到了中午或者傍晚，母亲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赶回来，吩咐哥哥灶前烧火，她便匆匆地烙一张油饼或者做几碗疙瘩汤，这就是很xx的美食了。吃饭的时候，我和哥哥眼巴巴地瞅着爷爷，爷爷就把油饼分一块给我，分一块给哥哥。如果是疙瘩汤，他就盛一碗给我哥哥，再盛一碗给我。妹妹当时还在吃奶，所以没有她的份儿。至于我的母亲，她肯定一丁点都吃不着。说实话，我不懂事，哥哥那时候也不比我好，常常把母亲给爷爷做的美食，大部分都叫我们哥俩分享了。爷爷居然还很高兴，就着咸菜喝三两盅地瓜干烧酒，美得不行。开始，我们吃饭的时候，母亲不是给妹妹喂奶，就是在院子里拾拾掇掇地做些杂活，根本不知道她做给爷爷的好饭是怎样吃完的。后来，她知道了，所以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就瞎编个故事把我和哥哥骗到外面的大街上，让爷爷一个人在家里吃饭。母亲能骗了我和哥哥却骗不了我爷爷，于是，爷爷不吃饭也不喝酒了，母亲再三叫他，他却头也不回地回奶奶家吃饭去了。那是我一生中{dy}次看见爷爷对母亲不高兴，也是{dy}次看见母亲伤心地哭了。
当然，母亲家的垒墙、搭猪圈的活儿爷爷照常去做，只是不肯在母亲家里吃饭了。母亲给爷爷做些解释，并留他吃饭，爷爷说，做自己家里的营生你还排场什么？不用破费！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家的日子以后似乎好了许多，每当她做了好饭，总是先挑出两份，一份让哥哥送给外婆，一份送给爷爷奶奶。如若逢人来客，母亲总要让哥哥把爷爷请来陪客，数年如一，让街坊邻里那些同样做公爹的人十分艳羡。当然爷爷觉得在村人当中似乎有了身价，时常把母亲的好处到处张扬。所以，母亲以后迁徙到烟台居住的时候，爷爷奶奶大半年的时间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爷爷81岁那年过世了。临终的时候，母亲向单位请假回家了。爷爷弥留之际，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长久不放，他显然十分感激母亲以往对他足够的尊重和关照，所以他因为母亲的存在而很不情愿地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他那已经失去光亮的眼神里传达出的信息是无边的悲哀。母亲抬起手给爷爷擦了擦眼角边的泪水，说，爹，你会好起来的！真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爷爷无力地摇了摇头，于是，我的母亲顷刻间就泪流满面了。
爷爷去世以后，有一次我回家探望奶奶，奶奶因为爷爷的去世心情特别不好，她流着泪对我说，孩子，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停了一阵，她又小心地继续说，我不是你的亲奶奶你知道吗？我吃了一惊，但是奶奶的那种很可怜的样子又让我十分疑惑，我一下子搂住了奶奶的脖子说，不会的，不会的，你就是我的亲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果真不是我的亲奶奶，当然也就不是母亲的亲婆婆了。在奶奶看来，母亲过去之所以对爷爷奶奶都好，那是冲着爷爷来的，她是沾了爷爷的便宜。爷爷去世以后，她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依靠了。听乡邻说，有一次，奶奶居然伏在爷爷的坟头上，哭了半天都没有起来。回到烟台以后，我把这件事情说给父亲母亲听，父母第二天就匆忙赶回老家去了。大约过了两三天后，父母就把奶奶接到烟台来了。
其实奶奶以前到烟台来过，只是因为住不惯城里这小匣子一样的房屋，三五天后就要急着回家。这一回没了爷爷，我想奶奶该安心在城里住了。不想过了几天，奶奶又着急回老家。母亲见奶奶吃不好也睡不好，就和父亲商量，接着就给我老家的叔叔汇去了一笔款项，并叮嘱他抓紧时间把奶奶居住的房子重新修整装饰，钱不够的话可随时再寄。奶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下，在烟台住了大约二十几天。这时候，我也有了自己的车子，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奶奶在父母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回老家去了。奶奶见自己的房子变了模样，惊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连连说，天呀，这要花多少钱啊！
此后，奶奶的日用家具几乎全都更换了，虽然都是母亲搬家以后淘汰下来的，但在奶奶看来，这可都是xx货。至于奶奶的被褥衣着，甚至奶奶在头疼脑热懒得做饭的时候所吃的糕点呀麦片呀袋装牛奶呀，只要母亲能想到的，她会尽量地都准备齐全。有一次，我和兄妹们搁置多年不穿的毛衣毛裤都让母亲收罗去了，母亲一件件地拆开，然后又到一家专门梳理网罗这类毛线的店铺里，给奶奶弄了一床大约有两寸多厚的炕褥子，软腾腾的，母亲十分可意。捎回家去，奶奶见了说，这不是要烧坏你婆婆吗？还有一次，奶奶找叔叔要买个冰箱。叔叔说，您这么大年纪了，有多少东西往里放呀？再说还要费电，没大必要吧！再说这是个大件，千八元的东西，你不用问一问我嫂子吗？奶奶说，我不用问就知道你那嫂子肯定同意。后来，母亲回家听说了这件事，就到镇上的商店里走了一遭，结果商店里的货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于是，母亲回到烟台，把自己的一个冰柜让我给奶奶送去了。母亲说，你奶奶这么大岁数了，不能惹她不高兴，她活着的时候我们对得起她，等将来她不在人世的时候，我们就会免去许多后悔。
现在，母亲在城里退休以后，每当回到故乡的时候，走在街头，那些在街巷旁边闲坐的中老年人见了母亲，总会立刻立起身来，热情地握住母亲的手，问她当下的日子怎样，儿孙们的境况如何，完了，就开始赞美母亲的勤劳和善良，赞美她的福分和对公婆的孝道。有一次，一位邻居的老奶奶居然不知深浅地说母亲是“天下{dy}”。母亲忽然间惊悚地苦笑着连忙说，婶婶，不敢不敢，这样就蜇死我了，这样就蜇死我了！后来我想，那位老奶奶说的“天下”，大约该是“全村”的意思。母亲说，你傻呀，“全村”的意思咱也担当不了呀！
母亲在街头巷尾与这些中老年人攀谈的话题很杂，最多的也是最让人伤感的事情就是儿女不孝。有的老奶奶诉说起来就泪流满面，母亲就连忙给她擦擦眼泪，劝她不能伤心，坏了身子，拖累了儿女事情可就大了。再说儿女们年轻，要出去打工赚钱，要作务地里的庄稼，要侍弄家里养的猪呀牛呀，也是没得闲，也是很不容易，偶尔有些不周到，您要多担待一些。要是真的太不像话，您就理直气壮地找他们说个明白，不能憋在心里让自己受病。不过，这儿女不孝的事情，可不能轻易地到处乱说，儿女们都很要脸面，他们也要做人呢！母亲的这些话，常常会把这些老人打发得十分满意。其实，在我看来，有的老人也并非受了多大的虐待或者委屈，也并不是希望母亲去插手解决她的困境，但是，他们在与母亲的交谈中，却能很容易地得到了一种慰藉、温暖和关照，大概这就够了。有一位老奶奶就说，她憋在心里的话没人诉说，见了母亲，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心里就好受了。
（三）
母亲对各种身份和各种年龄段的人们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亲和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青岛市一批知识青年住在我们村上。那时候，我父亲远在城市里的一个文化部门供职，常年不回家。那些女知识青年得便就到我家里和母亲说笑。尤其隆冬时节，天气寒冷，知青点上没有暖气设备，她们就像自家人一样，坐在母亲的热炕头上，盖着被子，用普通话唱歌，用普通话讲些城里人的新鲜故事，让我们困窘而沉重的日子一时间变得轻松而快乐起来。当时我家的生活十分清苦，母亲没好吃的招待她们，只能煮些滚烫的又软软的红薯招待她们，说她们到乡下来受苦啦，让城里的爹娘心疼啦，牵挂啦，没有家人的守护，自己要知道好好地保护自己啦，这些很平常的话，居然让那些姑娘感动得泪眼婆娑，搂着我的母亲哽咽不止，一时间让我母亲也觉得心里酸酸的，禁不住也潸然泪下。当然，那些女知青也十分有情有义，爹娘给她们捎来的糖果呀，糕点呀，熏鱼呀，牛肉干呀，这些零食有好多我们都没有见过。她们把这些好东西时常地送给母亲，让我和兄妹们在快乐中分享。后来，公社妇代会主任见我母亲去公社开会的时候不能做会议记录，而当时的会议又特别多，全凭脑子记忆是不会很xx的，于是就建议我们村的支部书记为母亲配备一个能做会议记录的秘书，于是，知青点上的一个姓彭的小姑娘就给我母亲当了秘书。如今说起这件事，父亲就不无夸张地说，你母亲相当不简单呀，当年虽说官不大，但是开会总有秘书陪伴服务，风光着呢！这时候，母亲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说我父亲成心地损她。后来，那些青岛的知识青年返城以后，还时常地与母亲有书信往来，感谢母亲在她们艰难而无助的时候，给予她们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照，并且一再邀请母亲和我与兄妹去她们家做客。如若定了行程，让母亲立刻告诉她们，她们会如约到车站去接。母亲说，人家只是出于礼貌，不能当真，没有来由地去给人家添麻烦，咱不会那么傻。再后来，我们全家迁徙到烟台之后，与那些知青的关系也就中断了。
母亲说，当年她在村上做妇女工作，成绩并不是那么出色，婆婆妈妈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呀！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母亲连续两次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一次被评为烟台地区的“三八”红旗手。当时母亲再三请求公社妇代会主任，说还是让别人当模范当红旗手吧！她真的不行。妇代会主任说，这是妇代会上大家定的事情，她一个人说了不算，当就当吧！再说也不需要什么典型材料和发言，不用难为。为此，母亲对我们公社29个村庄的妇女主任一直心存感念，总觉得这些光荣的事情该有她们的份儿，让她一个人占有了很不公平，她也就觉得过意不去。如今母亲回故乡去，每当在集市上见到她几十年前一起做妇女工作的伙伴们，真是亲不够也说不够，已经逝去的那些岁月和那些很平常的乡村故事，都会让她们十分动情。在她们相互追忆和述说的过程中，高兴的时候就一起笑，伤感的时候就一起哭。每当我看到这种场景，心里便徒然生出无边的感动。
(四）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哥哥上大学读书去了，我和妹妹跟随母亲迁往我父亲工作的城市烟台。父亲和姨夫把母亲推荐给街道的居委会。大约领导们见她的档案里的文字很让人羡慕，“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这些词眼把母亲装扮得十分优秀，所以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开始想给她委以重任，让她做某个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听说母亲没得文化，当然也不会写字，领导们便觉得吃惊，也有些遗憾，于是就让她当了一个居委会的副主任，分管卫生啦、治安啦、计划生育啦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虽然主任是副的，但仍然要时常参加街道办事处召开的有关会议，并且还要写半年工作总结或年终工作材料等等。这些动笔杆子的活儿可把母亲给难住了。父亲说，你们居委会的总结材料算什么笔杆子活儿，需要的时候就把你们做的事情跟我说说，一个晚上我能写好几个。此后，母亲许多的工作总结材料都是父亲替她写的。只一会儿的功夫，父亲编排编排就写完了。母亲把材料交给居委会的支部书记，书记每次都说挺好挺好。因此母亲就觉得父亲挺了不起。
母亲说，有了父亲这棵大树仍然不行，就说到办事处去开会做会议记录吧，总不能带上我的父亲去给她当秘书。所以，母亲一听说去参加会议，心里就不由得格外紧张。可以想见，领导在讲台上作报告，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静悄悄地做着记录，唯独母亲一个人像一个木桩似地尴尬地戳在那里，谁的心里会好受啊！那时候，母亲觉得十分茫然，又十分无助，她的颜面和尊严在一时间都荡然无存了。她欲哭无泪，她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不再出来。后来母亲说，那一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母亲从来不在父亲跟前诉说她丧失自尊的痛苦心理，她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好而再去连累自己的丈夫。丈夫是她的精神即将崩溃的{zh1}一道防线，她十分珍惜，也格外小心。那时候，她的神经脆弱得简直就像一根游丝，稍微一碰，立刻就断。也就是说，如果我父亲稍有不慎，在某些方面对母亲表示不满，母亲的心里就不会再存任何指望了，她的精神大厦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父亲毕竟和母亲相处多年，母亲对自己的痛苦煎熬，怎么遮掩都不会瞒过父亲的眼睛，父亲知道以后，于是他就停止了一切到外地采访的有关活动，陪伴着她，开导她，鼓励她，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述许多富于哲理的人生故事和生活道理。母亲说，她虽然在自责中感到痛苦，但是她又是很幸运的，因为她有了父亲这一条救命的船。要不然的话，她真的没有信心再活下去了。
父亲真好。他说，母亲的品格在各个层面上的人群中都是很优秀的，没有必要心里发虚，也没有必要在城里人的面前感到有丝毫的胆怯，更没有必要感到自卑。母亲过去所拥有的那些光荣的称号是很够格的，那是人们对她的公正的考量和评判。父亲说，不要太在意别人怎样看你，怎样说你，需要在意的是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任何成就都不是所谓的文化人写出来的，更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凭着自己对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的。母亲像一个很听话又很可怜的小学生一样，仔细地品味着父亲的话，于是，她像从一场恶梦中苏醒过来一样，循着父亲所指引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着，思索着，慢慢地找回了她曾经迷失了的自我，找回了她曾经一度失去的宝贵的尊严。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十五年来，她从来没有迟到过。那时候，不论私人住宅或办公场所，很少有集体供暖的设施，所以到了冬天，母亲便会提前上班，把办公室的取暖炉子生好，把地板和桌椅擦拭干净。如果碰到雪天，她会拿着竹扫帚把门前街巷上的积雪清扫干净。生炉子的木柴大都是母亲在一个地下室里一个人劈的，她说她的同事们做这样的活儿都不行，她一动手，就可以顶仨。同样需要费力气的活儿还有很多，挖地沟埋电线啦，用大板车拉街道上的垃圾和积雪啦，搬运石头和水泥砌街巷的路牙子啦，母亲仍然可以一个顶仨。母亲从来不会与别人攀比，只要她能做的事情，做得再多都不会有一丝抱怨。如若同事们谁有了难事，她会毫不犹豫地倾力相助。所以她的同事们都待她像亲姊妹一样，知道母亲不会写字，这笔杆子的活儿，同事们也为她做了不少。退休之后，她和同事们的来往仍然不断。如果哪{yt}有了兴致，她们还会花个百八十元地到饭店里聚一聚，吃喝完毕，说笑一阵，然后再各自散去。如果哪一个生病住院，大家都会着急地集合起来，去医院的病房里探望，或者需要的时候当当陪护。
母亲说，想当初，是我的父亲把她从痛苦的深渊中搭救出来，所以她才还原成了原来的那个她，那个在乡村里做妇女主任的那个聪慧的她。她重新获得了勇气和自信，她很从容地面对居委会的任何难题。那时候，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时常组织卫生检查，而水产学院的职工居住区里，到处堆放着杂乱的木块、柴草或废弃的家具，母亲几次通知院领导或居民组长要抓紧时间清理，以保证居民区的清洁和卫生。可是，每次通知下去以后都没有结果。有一个星期天，母亲带领着居委会的同事们，又组织了辖区的一些清扫卫生的保洁员，推着几辆三轮车，很有些威武的样子来到学院居民区。母亲大声说，大家一齐动手吧！于是，母亲{dy}个动手了，接着，这一支队伍也很快分散开来，七手八脚地开始清理居民区的杂乱物件。这时候，许多居民区里的人闻讯从家里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十人。母亲说，老师们，我们知道咱居民区里都住着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当然大家也就很明白事理，所以俺对你们都十分地敬重。在场的人我都很熟悉，咱们大概也都会知道咱这里的卫生很不像样子。但是，我就很不明白了，为什么几次通知清理卫生，咱们就不见动静呢？也许大家做学问没得工夫，所以瞅这个星期天，我们居委会的人和咱们辖区的保洁员都赶过来帮忙，把没用的东西该扔掉的就送到垃圾场，用得着的东西咱们就搬到你指定的地方。行不行啊？这些有学问的人毕竟都很要面子，再说，院校的领导确实在会上也多次地强调过这件事情，所以不少人都连声感谢居委会的主任们对他们的关照。于是，这个脏乱差的居民区，没用{yt}的时间就变得整洁干净了。事后，学院的后勤处长见了母亲就竖起大拇指，说，主任呀，你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都是一个院校的人，说说可以，真要动真格的去清理，大家都不大好意思呢！母亲说，您这些有学问的人都很要脸面，我们呢，没有文化，脸皮子也厚，把这些挺文明的事情反而做粗了，如果有些得罪，您这些文明的人可要多些担待。母亲的话倒是让院校的后勤处长有些羞涩，连连说主任太客气啦，主任太客气啦！
母亲做任何事情都十分用心。居委会辖区的一千六七百户人家，她几乎每一户都走访过，所以许多家庭的人口结构和生存状况，她都了如指掌。至于邻里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家庭纠纷，某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大老板的私人秘密与信息，她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听了许多。母亲对这些信息和传闻从来都是十分谨慎。她说，该说的事情一定要说，不该说的或者把握不准的事情就不能乱说，如果太随便了，就会坏了社区的风尚，当然也就坏了自己名声，甚至会惹下无端的祸患。
母亲退休以后，无暇到她工作过的那个社区去了。她对那个社区里的许多人都有着很深的感情，尤其那些十分贴心的社区小组长，他们的名字和有关他们的伤感故事，以及他们的艰难窘困的生活境遇，时常在她的脑海里重现。还有几个刑满释放的冒失小伙，见面的时候一口一个大姨地叫着，甜甜地，叫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犯罪”这样的词儿连在一起。母亲一想起这些孩子就皱起了眉头，心，跟着就一下子悬了起来。有一次，她居然在梦里见到了社区里的几个残疾人、痴呆人，他们还是原来的那副模样，一双双无助的或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目光，一直那样盯着你，那种目光像针尖一样把母亲的心刺疼了。等母亲从睡梦中醒过来，她的眼角里已经溢出了点点的泪水，于是母亲就叹息一声，久久地不能入睡了。
母亲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一栋高层建筑，楼房30多层。她时常伏在自家的窗户上，远远地俯瞰着她曾经工作过的那个社区。那是她十分眷恋的地方。有时候，厨房里的菜刀钝了或者鞋子破了，她会借此到那个社区里，找她熟悉的磨刀人或修鞋师傅去磨一磨，修一修，但要是省个三元两元却是万万不能。有一次，那个修鞋师傅说啥都不肯收费。他说，主任呀，那年我的修鞋工具叫城管的人给没收了，不是你亲自给我要回来的吗？我不会忘记了你的恩情呀！还有一次，一个农村模样的中年妇女，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蛇皮袋子，气喘吁吁地寻到母亲家里，她大大咧咧地说，主任呀，我可找到你了，给你捎些地瓜和芋头来，我知道你们城里人越娇贵吧越喜欢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事后，母亲说，这是她们原来辖区的一个临时工清扫员，海阳人，如今和丈夫、儿子开了一家店铺，赚钱买了两栋楼房。上个月在大街上看见母亲，风风火火地追了过去，捶打着母亲的肩膀，硬说母亲不稀理她。母亲说，当初她刚到烟台来在社区里租住了一间地下室，没有熟人，也找不到事做，母亲同情她可怜她，找领导说情，让她当了社区的临时清扫员，高兴死啦！
（五）
我在书写着母亲过去的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一直思索着一个很模糊的文化命题。父亲说母亲的文化是内在的，深厚的，甚至是无言的，难道以上这些很零乱的关于母亲的事情就是她的文化？父亲很肯定地说，对！你母亲的这种文化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里，溶解在她的血液里，所以不须矫饰，也无须张扬，她默默地用她的行为从各个角度上诠释着她拥有的固定的文化观念与道德理想，她在我们家族里生活了一辈子，我们应当为她而感到骄傲。
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父亲对母亲的理解当然比我要深刻得多。他在母亲生命中的每一个人生段落上都有评说或者感言。父亲在他的生活笔记里这样写道：人群中的大多数都是很平凡的，但是，当你拥有了一种宗教般的谦卑情怀的时候，很有可能触摸到一个精神的极点，这个极点就是伟大。父亲写道：真善和真美往往都是很朴素的，它的光泽不会刺眼，但它却能让人们感到温暖。父亲还写道：一个人的悲悯意识可以塑造一个崇高的灵魂，这个灵魂悠荡到哪里，就会在那里播撒爱的种子。
我对母亲的事情不敢再评说什么了，父亲的这些话，应该就是我母亲的精神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