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建立垃圾焚烧厂，既能处理垃圾，又能发电发热，似乎是解决"垃圾围城"的良方之一。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内从南到北数个城市的居民却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这种新兴的垃圾发电产业的不满或反对。
"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3月8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场"烧与不烧"的争论背后，凸显了部分地方政府处理不当、公信力仍不足够的现实，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不妨对已建垃圾焚烧厂周围环境进行普查，用真实数据说话，取信于民。
神秘的垃圾焚烧项目
时代周报：记者留意到，在此次提出要对已建垃圾焚烧厂是否污染周围环境进行普查的提案之前，您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过一篇关于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文章。您为何对垃圾处理的话题情有独钟？
韩方明：其实除了在全国政协的工作之外，我还供职于国内一家知名的消费电子品集团。因此，我对中国需要回收的废旧家电情况非常了解。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于京津和广深之间，去年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广东番禺市民激烈反对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和一些朋友讨论过后，觉得在这种矛盾背后，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垃圾处理的技术性问题，还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
因为面对民众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散步"，如果政府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群体性事件，未来有可能给政府造成的负担和危害，可能比拆迁、司法不公、教育不公等造成的问题都严重。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垃圾处理问题。
时代周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本身应该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为什么还遭到这么多人反对？
韩方明：谁都不愿意让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这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的问题是两方面：
{dy}，相关单位在论证我国焚烧垃圾的合法性时，往往引用德国、日本等国的数据。我们很多项目用的设备是进口的或按照外国的标准设计的，但中国的垃圾构成情况却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打个形象点的比喻，这就好比是给外国的胃口吃中餐，水土不服，就可能拉肚子。因此，政府必须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垃圾焚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外国的数据不影响我们的环境，必须要用本土的数据来说服本土的人民。
其次，我感觉有些地方在处理垃圾焚烧项目时操作不够透明。一些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违法暗箱操作。例如广州番禺项目，在2006年就决定建厂，但地方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2009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才得以曝光，引发周边居民的不满情绪。
"用客观数据说服民众"
时代周报：所以，您在这次"两会"上建议对全国已建垃圾焚烧厂是否污染周围环境进行普查？
韩方明：是的。我认为某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确不够妥当。因为越是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民众就越有想象空间，并且愈加情绪化，这样很容易激起民愤，从而对政府开展工作形成巨大的阻力。相反，如果政府的工作透明，如温总理所说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越有公信力和说服力，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障，也就越容易接受。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
现在，部分已建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居民提出抗议，我认为我们政府如果想要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就应该邀请垃圾处理专家、附近居民代表、人大代表、律师、记者等组成独立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用客观数据说服市民：你们是安全的。如果出来的报告说是不安全的，那政府就要想办法作出改进，直到安全为止。
时代周报：根据《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对于这一部分拟建的项目，如何做才能避免类似番禺事件的发生？
韩方明：我不是"反烧派"，我也认为焚烧垃圾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选项之一。但是垃圾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一个综合手段，其中就包括垃圾焚烧。只是，必须要对原来无条件的、盲目的垃圾焚烧项目进行"纠偏"，不能"大干快上"式地烧，"大跃进"式地烧。
鉴于现在各个城市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急着开工。其实我们不怕争议，有了争议，就先把争议解决了，把老百姓说服了，再干也不迟。我们也不应该怕问题，出了问题，就把问题解决了，整改了，切实从技术、法律和市场三个方面建立起一个成熟完整有效的垃圾焚烧体系，公开透明、达标、人性化地烧。
"在公民意识的觉醒中进步"
时代周报：最近"两会"期间，广东番禺的众多居民联名向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您对此有何看法？
韩方明：通过联名写公开信这种方式，依照正常的程序表达公民合法的意愿，我觉得，无论这个公民的意愿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一切非暴力的、和平的表达，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而且国家就是在这种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之中，得以进步。
时代周报：您认为您的建议是否将被采纳？
韩方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借此次"两会"引出这个问题，并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关注和讨论的氛围。并且，我也留意到，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潘碧灵，以及央企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也都分别就垃圾焚烧问题提出了和我类似的观点。其实，我认为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前景还是不错的，关键是要看我们怎么科学地烧、阳光地烧，如果能保证焚烧垃圾的质量，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3月8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场"烧与不烧"的争论背后，凸显了部分地方政府处理不当、公信力仍不足够的现实，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不妨对已建垃圾焚烧厂周围环境进行普查，用真实数据说话，取信于民。
神秘的垃圾焚烧项目
时代周报：记者留意到，在此次提出要对已建垃圾焚烧厂是否污染周围环境进行普查的提案之前，您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过一篇关于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文章。您为何对垃圾处理的话题情有独钟？
韩方明：其实除了在全国政协的工作之外，我还供职于国内一家知名的消费电子品集团。因此，我对中国需要回收的废旧家电情况非常了解。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于京津和广深之间，去年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广东番禺市民激烈反对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和一些朋友讨论过后，觉得在这种矛盾背后，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垃圾处理的技术性问题，还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
因为面对民众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散步"，如果政府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群体性事件，未来有可能给政府造成的负担和危害，可能比拆迁、司法不公、教育不公等造成的问题都严重。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垃圾处理问题。
时代周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本身应该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为什么还遭到这么多人反对？
韩方明：谁都不愿意让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这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的问题是两方面：
{dy}，相关单位在论证我国焚烧垃圾的合法性时，往往引用德国、日本等国的数据。我们很多项目用的设备是进口的或按照外国的标准设计的，但中国的垃圾构成情况却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打个形象点的比喻，这就好比是给外国的胃口吃中餐，水土不服，就可能拉肚子。因此，政府必须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垃圾焚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外国的数据不影响我们的环境，必须要用本土的数据来说服本土的人民。
其次，我感觉有些地方在处理垃圾焚烧项目时操作不够透明。一些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违法暗箱操作。例如广州番禺项目，在2006年就决定建厂，但地方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2009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才得以曝光，引发周边居民的不满情绪。
"用客观数据说服民众"
时代周报：所以，您在这次"两会"上建议对全国已建垃圾焚烧厂是否污染周围环境进行普查？
韩方明：是的。我认为某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确不够妥当。因为越是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民众就越有想象空间，并且愈加情绪化，这样很容易激起民愤，从而对政府开展工作形成巨大的阻力。相反，如果政府的工作透明，如温总理所说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越有公信力和说服力，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障，也就越容易接受。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
现在，部分已建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居民提出抗议，我认为我们政府如果想要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就应该邀请垃圾处理专家、附近居民代表、人大代表、律师、记者等组成独立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用客观数据说服市民：你们是安全的。如果出来的报告说是不安全的，那政府就要想办法作出改进，直到安全为止。
时代周报：根据《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对于这一部分拟建的项目，如何做才能避免类似番禺事件的发生？
韩方明：我不是"反烧派"，我也认为焚烧垃圾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选项之一。但是垃圾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一个综合手段，其中就包括垃圾焚烧。只是，必须要对原来无条件的、盲目的垃圾焚烧项目进行"纠偏"，不能"大干快上"式地烧，"大跃进"式地烧。
鉴于现在各个城市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急着开工。其实我们不怕争议，有了争议，就先把争议解决了，把老百姓说服了，再干也不迟。我们也不应该怕问题，出了问题，就把问题解决了，整改了，切实从技术、法律和市场三个方面建立起一个成熟完整有效的垃圾焚烧体系，公开透明、达标、人性化地烧。
"在公民意识的觉醒中进步"
时代周报：最近"两会"期间，广东番禺的众多居民联名向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您对此有何看法？
韩方明：通过联名写公开信这种方式，依照正常的程序表达公民合法的意愿，我觉得，无论这个公民的意愿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一切非暴力的、和平的表达，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而且国家就是在这种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之中，得以进步。
时代周报：您认为您的建议是否将被采纳？
韩方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借此次"两会"引出这个问题，并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关注和讨论的氛围。并且，我也留意到，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潘碧灵，以及央企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也都分别就垃圾焚烧问题提出了和我类似的观点。其实，我认为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前景还是不错的，关键是要看我们怎么科学地烧、阳光地烧，如果能保证焚烧垃圾的质量，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